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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版融合創新發展推動文化自信
2020年09月27日 11:34 來源:《出版廣角》2020年17期 作者:鄭甜 于殿利 字號
2020年09月27日 11:34
來源:《出版廣角》2020年17期 作者:鄭甜 于殿利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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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為世界舞臺上的重要一員,中華文明歷來就有技術創新的基因和傳統。隨著時代發展、技術更迭,中華文明被賦予更多樣、更豐富的內涵。作為中華文化建設的主力軍,出版業展開全方面的融合創新發展。文章從技術、制度、內容、產品四個方面入手,探索出版業在融合發展方面的創新認識和實踐活動,以及出版業如何以此擴大文化影響、培育文化自覺、彰顯文化自信的努力。

  關鍵詞:媒體融合; 創新; 文化自信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提到文化自信,并指出,“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持文化自信”。“文化是民族存在的依據和符號,文化沒有了,民族便不復存在”[1]。中華民族文化源遠流長、極具特色,是世界民族舞臺上重要的一員。隨著時代發展、技術更迭,中華文明被賦予更多樣、更豐富的內涵。出版業作為中華文化建設的主力軍,理當做出更大的貢獻。

  2017年9月,“融合發展”列入《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十三五”發展規劃》,上升為國家頂層設計。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1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體學習上,深刻詮釋了“全媒體”的概念:“全媒體不斷發展,出現了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2]出版業以開啟全媒體出版為標志,在技術、制度、內容、產品等方面全面創新,以融合創新發展進一步推動文化自信。

  一、以技術創新帶動全產業創新

  這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特征,就是技術創新帶動全產業創新。新技術在融合發展過程中的引領作用十分突出。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高新技術對媒體融合發展的支撐作用。

  回顧文明發展史,現代科技確實起源于西方,然而,“現代的科學與技術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是人類長期發現和發明積累的結果,東方社會為此做出了突出貢獻”[2]。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文明的滴定》一書中,對中國古代技術創新贊譽極高。他指出:“在文藝復興之前和期間,中國人在技術方面占據著非常支配性的地位。”“眾所周知,中國人的發明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3]現代出版的出現也有中國文明的貢獻。在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中,馬可·波羅對元朝的皇家印鈔廠贊嘆不已,他對中國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生動描述迅速傳遍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4]。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費弗爾在其著作《書籍的歷史》中闡明,“如果思想的新載體,即來自中國的紙張,沒有于兩個世紀前就通過阿拉伯人出現在歐洲,并于14世紀末廣泛流行使用,那么印刷術的發明也沒有什么意義”[5]。因此,中國出版繼承了源自祖先的技術創造,具備技術創新的基因與傳統。

  1.在學理上持續深化認識

  真正的媒體融合時代,是從出版融合到融合出版的全媒體階段[6]。“在這個階段當中,‘出版’已經是一個大的概念,以內容為核心,產品提供的方式從傳統的紙質出版,到電子書,到專業的數據庫,到定制化的知識服務平臺,全面覆蓋,無所不包。”[6]媒體融合出現兩個新特征:一是技術不再是單純的手段和工具,已經成為內容的一部分,主要體現在產品形態和讀者體驗方面。二是新技術正在創造著新的內容和新的知識,主要體現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再創造上[6]。耿相新在其新作《出版的邊界》一書中也有類似認識:“人類在20世紀中葉發明的計算機改變了知識生產的認知模式,以數字編寫程序為基礎的計算機也能像人一樣揭示客觀世界事實,人類從此進入計算機革命時代,并由此不可避免地引發了知識生產的革命,知識的革命從此揭開序幕。”[7]

  2.走自主技術創新之路

  傳統出版歷來秉承“內容為體、技術為用”的理念。隨著5G、大數據、云計算,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出現,融合發展勢在必行。經過不斷的探索與嘗試,出版業意識到必須做技術的“主人”。“在互聯網時代,傳統出版產業要走自主融合之路,要讓內容和數字技術形成真正的有機體,不僅要繼續聚攏和創新內容資源,更要讓技術為我們創造出新的內容資源。”[6]在這種認識的激勵下,傳統出版企業開始自主研發核心技術,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如中譯語通科技股份公司自主研發智能語言科技、跨語言大數據及跨語言知識圖譜技術,NLP算法和AI算法等,其自主技術研發專利已有87項。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以“易閱通”平臺為主,實現了CNONIX和ONIX相互轉換、中圖分類法與國際主流分類法自動映射、中國電子書號與國際主流渠道對接,構建了數據加工基本框架,以“一書一碼”技術初步實現“按需印刷”紙電融合。經濟學家羅賓斯認為:“物質生產技術制約著一切社會制度的形式,社會制度的一切變化都是生產技術變化的結果。歷史是技術變化的附帶現象;工具史便是人類史。”[8]技術史就是人類創造史,就是民族創造史,就是文化創造史。技術創新自信,就是文化自信。

  3.以技術融合帶動產品創新

  以技術應用求企業發展,是出版業長盛不衰的秘訣。如商務印書館最早運用電版印刷,最早引進英國先進的排印設備……[9]通過收購修文印刷局獲取最先進的設備和制版技術等,奠定了該社不可撼動的地位。融合發展時代,出版業也積極應用新技術,以技術融合帶動產品創新,從傳統的印裝技術到各種視聽產品技術,對一種產品或內容實現了多種技術支撐,產生了不同的產品形態,提供了多重體驗或學習功能[6]。這不僅實現了內容與技術的融合,更實現了技術和產品的融合。

  二、以制度創新促進生產力創新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就是生產力。因此,制度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生產力的創新,不斷地進行制度創新就是不斷地增強文化自信。從中國出版發展史看來,每一次制度創新都意味著產業的又一次飛躍。

  1.內部裂變驅動組織創新

  新技術推動著新的生產力出現,生產力的解放又要求制度創新,要求出版企業在內部組織架構方面實行變革。例如,2014年商務印書館成立數字出版中心,進而成立全媒體生產制作中心,與傳統出版部門并列,實現紙電同步出版[1]。人民衛生出版社獨立于傳統出版的編印發體系之外,成立北京人衛智數科技有限公司,重新構建了包括內容構架、技術研發、用戶服務、平臺運營等在內新的組織結構[10]。中信出版集團實行“舉手制”,建立獨立出版人、事業合伙人組織架構,不斷優化人才結構,激發人才創造活力,組織架構實現扁平化管理。

  2.外部合作引發機制創新

  走自主融合發展之路,制度探索上要形成“以我為主、合作共贏”的良好局面。2018年,人民郵電出版社旗下數藝社與“人人都是產品經理”達成深度戰略合作。“人人都是產品經理”是中國最大的產品經理、運營人的交流社區,數藝社則以出版科技藝術圖書見長,二者結合實現線下圖書和線上教育“雙贏”的局面。2019年,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成功收購“法宣在線”。作為一個具有傳統出版基因的互聯網企業,“法宣在線”與民法社基因相同、優勢互補,二者的結合被業內外人士廣泛認可。總體來看,出版企業積極探索外部合作,不斷尋求機制創新。

  3.海外并購彰顯更高理想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海外并購成為中國企業尋求規模化、多元化發展的重要手段。雖然出版企業的海外并購案例較少,但我們仍能發現媒體融合在海外并購中的重要性。以中國出版業最大的海外并購案——鳳凰傳媒以8000萬美元并購美國出版國際公司的童書業務及其海外子公司的全部股權為例。作為美國最大的有聲童書出版商,美國出版國際公司有著豐富的電子有聲兒童圖書出版資源和發行渠道優勢[11]。鳳凰傳媒通過此舉不僅成功開辟了國際市場,更獲得了融合發展的國際機遇。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國際形勢風云變幻,海外并購可能蘊藏著巨大的風險,出版企業的國際布局要更加審慎。

  三、以內容創新實現價值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2月19日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內容永遠是根本,融合發展必須堅持內容為王,以內容優勢贏得發展優勢。”美國媒體分析師亨利·詹金斯將融合定義為“跨越多個媒體平臺的內容流”[12],其核心要義是“內容”,實現手段是“跨媒體”。這與出版業目前全媒體出版的實踐探索不謀而合。在全媒體出版概念框架下,要培養“以內容為核心或出發點的多種媒體或介質的產品設計觀念”[1],這是因為,文化的核心是價值和意義。內容創新實際上是價值創新、意義創新,文化創新。以前我們總認為,技術是技術,內容是內容,技術是實現內容的工具、手段和表現形式。但新技術的出現與應用,不僅改變了內容的呈現方式,更賦予內容新的價值和意義。法國第四代年鑒學派代表人羅杰·夏蒂埃也有類似看法,他在《書籍的秩序》一書中寫道:“因為每一種形式,每一種載體,每一種收發文字(傳播和接收文字)的結構都會深深影響其用法和闡釋。”“一文本所擁有的種種不同的社會和歷史意義,無論它是哪種意義,都離不開其呈現給讀者的物質形式。”[13]因此,內容創新要借助新技術不斷進行融合創新,實現新的價值創造。換句話說,技術已不僅是手段或工具,它已成為內容的一部分,不斷創造著新內容、新價值和新文化。

  有人認為傳統出版業是“中間商”,傳統出版是信息、知識、思想的“中介”,這只是看到了表象。從蘇美爾人的泥板圖書到如今的紙質圖書和數字圖書,出版經歷了一次次技術變革卻屹立不倒,關鍵就在于出版的內容始終順應時代、引領潮流。因此,出版的內容創新一定要符合人類進步、文明發展的需要,要能生產出反映時代最強音、體現社會最主流的內容。對于中國出版業而言,主題出版是符合出版價值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內容創新的主要方向。主題出版是“對黨和國家偉大光榮傳統的自覺繼承和發展”[14],是“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有益經驗和有力聲音”[15],是中國贈予世界文明的獨特禮物。媒體融合時代的主題出版正在打破陳舊觀念,積極嘗試運用新技術,以新鮮、有趣、立體、多元的表現方式,不斷實現主題出版內容創新,不斷賦予主題出版更大的價值。

  1.文化教育網絡化

  近年來,在線學習和在線教育獲得了快速發展,尤其是疫情期間,更是實現了廣泛應用,受到了大眾的喜愛。網絡作為大眾普及的最佳場所,也是主題出版大眾化的重要領域。2019年,中宣部著力打造的“學習強國”平臺,在電腦端和手機端同步上線。平臺聚合了大量可免費閱讀的期刊、古籍、公開課、歌曲、戲曲、電影、圖書等資料,自上線起即獲得眾多好評,是名副其實的大眾優質學習平臺。“學習強國”平臺之所以能夠吸引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就在于它運用了媒體融合技術,契合了新型閱讀習慣,是主題出版網絡化產品的成功范例。

  2.學術出版立體化

  學術出版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文化高度,是民族文化實力的集中體現。主題出版要立得住、出精品,必須學術化,進行學理闡釋。從2018年以來的出版實踐來看,主題出版呈現學術化發展趨勢,并在媒體融合方面展開了全新探索。如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絲綢之路全史》,是第一部全面描述絲綢之路的通史,不僅具有較高史學價值,更實現了全IP開發。該社以該書為藍本錄制了24集訪談專題紀錄片《絲綢之路微講堂》,以訪談方式選取大量的典故和傳奇人物,講述各地的文化和傳統,以真實畫面和逼真特效呈現絲綢之路的原始風貌;該社還邀請知名播音團隊重新解構原書的史料人物故事,打造百集《絲綢之路上的那些事》成人版與青少年版音頻資源[16]。由此可見,主題出版的學術化既要打造精品,代表中國學術水平;又要立體多元,促進媒體融合創新,從而真正推動主題出版學術化向縱深發展。

  3.少兒閱讀情境化

  語言文學雖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推手,但也構成了不同文明間相互理解的屏障。近年來,少兒領域主題出版的融合發展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有趣的思路。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推出的《中國兒童太空百科全書·中國航天》進行了多媒體閱讀的形式創新,小讀者們利用“AR增強現實”,能與畫面中的天體、探測器、航天員進行互動,獲得立體閱讀的神奇體驗[17]。人們都說,“藝術無國界”,人作為族群動物,感受力是相通的。這種情境式閱讀就算不會說話的孩子都能很好地理解,甚至,當一個語言完全不通的外國人試圖了解中國時,讓他去體驗書中內容,也能獲得最直接的效果。通過情境式的融媒體開發,相信能夠為主題出版國際化探尋新的出路。

  正如耿相新在《出版的邊界》中所說,“如何組織最新內容已成為檢驗一個出版商能力的標準之一。”[7]在媒體融合的新時代,以“傳播真理、確立價值、明確信仰、堅定信念”[18]為主要功能的主題出版無疑是一座“富礦”,出版業理應將主題出版作為內容創新的重要領域,不斷深耕探索。

  四、以產品創新塑造新型文化

  “萬物有靈”。人類創造的每一件物品,都因人賜予其“靈魂”。任何產品,不僅是一種物質形態,更代表著一種文化形態。出版本身是內容產品和一切文化產品的源頭,所有其他的文化產品都是以圖書內容為核心和出發點才衍生出來的[6]。媒體融合時代,“真正的產品是從有形轉化到無形,從無形又轉化到有形”[6],以“有形”的產品表達“無形”的文化,以“無形”的文化塑造“有形”的產品,這正體現了物質和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辯證統一。產品創新體現的是造物文化的創新,彰顯的是文化創造的活力。

  1.直接展示文化的體驗產品

  出版業的最大特點,在于一個內容多次開發。借助新技術,出版業嘗試體驗式產品開發,除了紙質圖書,已實現音頻、視頻、AR等不同物質載體的產品形式。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朗讀者》《經典詠流傳》等熱播人文類綜藝節目的同名圖書,用手機掃描書中的任一圖片,就能看到相應的節目視頻[19]。音頻、視頻、AR等圖書由只調動眼睛的閱讀變為可調動全身感受的閱讀,其文化內容由間接理解的文字變成直接感覺的體驗,造物文化第一次依靠技術被人類直接獲取和感受。

  2.體現文化高度的知識產品

  出版人認識到,“我們最看重的形式是數據庫開發,只有數據庫這種形式才能完美體現數字技術的魅力和出版產業在創新價值方面所做出的貢獻……”[1]商務印書館首當其沖,在建或已建了“百種精品書數據庫”、《東方雜志》數據庫、《四庫全書》數據庫、“漢譯世界名著叢書”數據庫等。各出版企業在聚合數據資源的同時也積極謀劃知識服務平臺建設,如南方出版傳媒集團的南方云教育平臺、法律出版社的法文化資源融合平臺、中華書局的古籍整理出版資源平臺“籍合網”等。從數據庫到知識服務平臺,其目的是讓知識最終轉化成人的智慧。知識以物為本,文化以人為本[20],文化知識從來難以分家。知識數據資源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積累,體現了民族文化的高度,是再創新知識、新文化的基礎。

  3.蘊含情感文化的文創產品

  近幾年,IP改編成為熱門。不少出版企業積極參與影視、游戲、動漫、旅游、文創等大文化范疇的產品研發。“所謂的新時代,是一個新的文化時代,文化時代要產生文化效益。”“出版社開發文創產品,不僅是市場的需要,更是自身發展的需要。”[6]這是因為,人本質上是工具型屬性的動物,無形的文化總要用有形的物質來表達,無形的情感也需要有形的物質來寄托。文創產品是實現文化和物質融合的最佳載體。但是,現在出版業的文創產品還剛剛起步,“這是最大的吃虧、最大的缺位”[6]。出版業要深刻認識文創產品在媒體融合時代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加快文創產品到文創品牌的深入探索。

  五、結語

  早在現代文明誕生于西歐以前,中國科技就征服了許多國家和民族。美國學者馬立博在其《現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環境的述說,15—21世紀》的導論中認為,“一旦采納了更為寬泛的全球性觀點,西方的優勢在時間上就大大推后了,或許推后至1750—1800年,甚或是19世紀早期;與此同時,我們將更加明了西方的崛起有賴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各自發展”[21]。直到15世紀,中國和印度都是全球貿易的引擎。“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它擁有可能超過1億的人口、生產能力極強的農業部門、龐大而復雜的貿易網絡、在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的幾乎每一個方面都超過亞歐大陸其他地區的手工業。”[21]中國的經濟、科技、思想、文化等曾為人類進入現代文明提供大量養分,創新精神是中華民族歷來強調并堅持的傳統,因此,中國出版業也有著不斷創新的天然稟賦和不斷深入的實踐探索。

  面對新時代,出版業要積極發揚敢于創新的優良傳統,深刻認識和把握媒體融合規律和全媒體出版規律,厘清出版邊界,在技術、制度、內容、產品等方面持續發力,不斷增強自身實力,對內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參與社會治理,培育文化自覺;對外建立與大國形象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講述中國故事,展現文化自信,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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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鄭甜 于殿利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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