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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從刻赤海峽事件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軍事活動”之認定
2020年10月05日 08:41 來源:《中華海洋法學評論》2020年第1期 作者:楊朋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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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31日,烏克蘭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附件七向國際海洋法法庭(以下簡稱“法庭”)提起仲裁程序,主張俄羅斯違反了《公約》第32、58、94、96條以及國際習慣法中關于軍艦和政府船舶豁免的規定。同時,烏克蘭依據《公約》第290條提請法庭規定臨時措施。2019年5月25日,法庭認定本案不是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并規定了臨時措施——要求俄羅斯迅速釋放被扣船只和船員,并敦促俄烏雙方保持克制,不加劇爭端。

  一、刻赤海峽事件始末

  (一)爭端前夕:俄烏關系緊張

  2016年3月,俄羅斯開始修建橫跨刻赤海峽的公路鐵路兩用橋(以下簡稱“刻赤大橋”)。2018年5月,隨著大橋正式通車,俄羅斯完全控制了刻赤海峽的通行權。對此,烏克蘭外交部曾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抗議,認為修建刻赤大橋違反國際法,烏克蘭并未對此表示同意,且修橋還可能對地區生態和刻赤海峽的航行造成負面影響。此外,出于對亞速海沿岸領土安全的擔心,烏克蘭開始擴大其在亞速海地區的軍事存在:2018年9月,烏克蘭政府宣布將加強在亞速海的軍事參與,并在該海域建造海軍軍事基地;2018年10月9日至12日,烏克蘭在亞速海舉行了大規模軍演。

  2018年11月25日(此時刻赤海峽已被俄羅斯控制),由三艘烏克蘭軍艦組成的海軍編隊在接近刻赤海峽入口時接到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克里米亞)邊防分局的通知稱刻赤海峽已關閉。隨后,烏克蘭海軍編隊在試圖穿越刻赤海峽時被俄羅斯邊防局海岸警衛隊攔截,并被要求在海峽入口外的一個錨地等待。8小時以后,烏克蘭海軍編隊試圖掉頭離開。為截停烏克蘭海軍編隊,俄羅斯海岸警衛隊船只開始追逐烏克蘭艦船,一艘俄羅斯船只在追逐過程中開炮,使烏克蘭一艘軍艦受損,3名船員受傷。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國防部的一架卡-52武裝直升機和黑海艦隊的一艘護衛艦參與了攔截和監測行動。隨后,俄羅斯扣留了三艘軍艦,并逮捕24名烏克蘭船員。11月26至27日,俄羅斯以非法穿越國境罪為由將這24名烏克蘭船員起訴并拘留,3艘烏克蘭軍艦也被轉移至刻赤港。根據俄羅斯地方法庭于2019年4月17日所作的裁決,24名烏克蘭船員的扣留時間被延長至2019年7月24日,一旦非法穿越國境罪的罪名被確定,船員或將面臨長達6年的監禁。

  2019年3月,烏克蘭依據《公約》第287條提起附件七的仲裁程序后,又于4月16日向國際海洋法法庭申請規定臨時措施,以要求俄羅斯立即釋放扣押的烏克蘭軍艦和船員,并中止對船員的所有刑事訴訟程序。法庭于2019年5月10日就臨時措施進行審議,俄羅斯未到場參加,但此前已于5月7日向法庭遞交書面陳述闡述立場。最終,法庭于2019年5月25日發布了臨時措施命令。

  在2019年6月25日提交的臨時措施執行報告中,烏克蘭指責俄羅斯不履行仲裁裁決,俄羅斯則認為法庭確認了其國內訴訟程序的合法性,并要求烏克蘭在涉事船員和船只被釋放之前出具書面保證,保證涉事船員和船只的釋放不影響案件的審理。2019年9月7日,雙方似乎開始由對抗走向對話合作。當日,俄羅斯與烏克蘭交換了一批被扣押人員,各自釋放對方35人。這是刻赤海峽事件后雙方首次交換被扣押人員,事件中被扣的24名烏克蘭船員被全部送回。由此,俄烏雙方在刻赤海峽事件上的僵持狀態得到緩解,或有望朝更合作的方向前進。隨后,2019年11月18日,在刻赤海峽事件發生近一年之際,俄羅斯歸還了此前扣押的三艘烏克蘭軍艦,盡管如此,烏克蘭方面仍堅稱不會撤回針對俄羅斯提起的訴訟。

  二、法律分析——軍事活動還是執法行為?

  本案中,根據《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俄羅斯和烏克蘭均將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排除在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之外。然而,雙方對能否適用第298條第1款(b)項有爭議:俄羅斯認為本案爭端涉及軍事活動,因此附件七仲裁庭對本案并無管轄權;烏克蘭則認為本案所涉爭端與執法行為而非軍事活動相關,因此附件七仲裁庭對本案具有管轄權。

  (一)法庭的分析

  法庭最終裁決附件七仲裁庭對本案具有初步管轄權。法庭認為,判斷某個行為是軍事活動還是執法活動,不能僅根據船只的性質,也不能僅考量爭端雙方對行為的定性,而應根據對爭議行為性質的客觀評價和對個案相關因素的考慮。

  法院認為:(1)烏克蘭軍艦試圖穿越刻赤海峽是導致逮捕事件發生的根本性爭端,而軍艦通過海峽的行為很難認定為一種軍事活動,且俄羅斯所主張的烏克蘭軍艦“秘密侵入”的可能性不大;(2)爭端核心在于雙方對刻赤海峽通行制度本身的解釋相異,而這一爭端本身不具有軍事活動的屬性;(3)盡管俄羅斯在本案中使用了武力,但其是在執法活動中使用武力,而非在軍事活動中使用武力;(4)俄羅斯在逮捕烏克蘭船員之后對其所提起的刑事訴訟(烏軍艦未遵守俄羅斯法律)更加佐證了爭議涉及執法活動而非軍事活動。綜上,法庭初步認定《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的排除管轄事項不適用于本案。

  (二)裁判存在的問題

  盡管法庭認為在認定某個行為是否為軍事活動時要根據客觀評價和個案考量,但在就本案進行實際分析時,法庭刻意回避相關事實,既不客觀也未能對所有相關因素加以考量,還不遺余力地擴大自己的管轄權,將原本不屬于其管轄范圍內的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理由如下:

  首先,法庭有意割裂烏克蘭海軍編隊的行動與軍事活動的聯系,意圖將爭議點轉移至通行制度本身。《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排除的爭端是與軍事活動相關的爭端,對于“相關”一詞究竟應作寬泛解釋還是限縮解釋,國際海洋法法庭實際上在此前的“路易莎(Louisa)”號案中就已有過寬泛解釋之先例。同時,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中規定的一般意義之解釋方法,“相關”一詞可解釋為:(1)與……有關;(2)影響……;(3)對……而言很重要。凡是與軍事活動有關的爭端,都可能被各國根據《公約》第298條所作的聲明排除。因此,在判斷本案是否是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時,法庭理應對雙方的行為及其發生的背景加以考量,而非僅將視野局限于爭端的某一時刻,即三艘烏克蘭軍艦試圖穿越海峽而俄羅斯不允許其通過這樣一個僅能片面反映爭端的事項。如上所述,在俄烏兩國間沖突不斷且雙方就刻赤海峽歸屬存在爭議的情形下,烏克蘭軍艦從敖德薩港前往馬里烏波爾港執行換防任務的行為顯然與軍事活動有關,俄羅斯對烏克蘭軍艦使用武力也與軍事活動有關,這一爭端理應被第298條排除。

  其次,法庭有意在執法活動和軍事活動間劃出嚴格的界限,凡是在執法活動背景下發生的武力沖突均不屬于軍事活動。法庭在裁判中承認俄羅斯在沖突中使用了武力,并認為這一因素與軍事活動的認定尤其相關。但是,法院僅因這一使用武力的情形發生于俄羅斯執法活動的背景下,便粗暴地否定了使用武力對這一爭端性質的影響。按照法院的邏輯,凡是以執法活動為背景的武力沖突,無論升級至何種程度,都只是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如此一來使得各國針對《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所做的排除性聲明毫無意義。

  再者,法庭有意忽略俄羅斯軍艦和戰斗機等軍事戰備力量的存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對軍事活動的定義有如下闡釋:“當一方的軍事力量與另一方的軍事、準軍事力量混合體相互對抗時,就是一個典型的軍事活動。”正如某些學者所指出的,這樣的定義明顯降低了《公約》第298條1款(b)項的適用門檻。但不可否認的是,軍事戰備力量或準軍事力量的存在仍應是需要考量的因素。然而,法庭在本案中卻有意忽略俄羅斯黑海艦隊軍艦及卡-52武裝戰斗機參與追逐包圍烏克蘭軍艦的事實。

  最后,法庭有意忽略烏克蘭在將案件提交法庭前對爭議行為的認定。實際上,在將案件提交至附件七仲裁庭和國際海洋法法庭之前,烏克蘭一直主張該爭端是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例如,烏克蘭在刻赤海峽事件后向歐洲人權法院求助,狀告俄羅斯違反《關于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認為這些被扣押的船員應被當做戰俘,并要求俄羅斯立即釋放這些船員。既然是戰俘,被扣押原因顯然只能是因為戰爭,屬于軍事活動。然而,在臨時措施申請的審理過程中,烏克蘭一改其對爭端性質的認定態度,認為該爭端是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盡管烏克蘭稱其主張只是針對俄羅斯在執法過程中對《公約》的違反,而非以軍事活動為基礎,但顯然,對于同一沖突,很難認定其在歐洲人權法院面前就是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在附件七仲裁庭面前就轉化為關于執法活動的爭端。認定某個爭端是否是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不能僅依賴于當事方對行為的判斷,然而完全忽略當事方自身對行為的判斷顯然亦有失偏頗。

  綜上,與南海仲裁案裁決中對所謂“低門檻的軍事活動”的認定相反,國際海洋法法庭在本案中對于某一爭端是否是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采取了高門檻的認定方式。此種認定方法枉顧特定相關事實的存在,不僅不利于法庭公信力的建立,也使得各國針對《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所做的關于軍事活動爭端的排除性聲明淪為廢紙。顯然,符合公約精神的認定方式既不是南海仲裁案中的低門檻,也不是本案中的高門檻,而應是基于多種因素進行綜合考量的客觀評價方式。

  由于《公約》本身并未對“軍事活動”一詞加以定義,其模糊性要求法院結合個案因素進行客觀評價。正如本案中法庭所說:“要依靠對爭議行為性質的客觀評價和對個案因素的考量對爭端進行認定。”然而,此原則由于過于籠統,并無現實指導意義,易被法庭濫用。因此,為了確保法庭能對行為性質進行客觀評價,筆者認為應引入一些必要相關因素,并結合個案適用相關因素進行綜合考量。

  三、結論

  如今,刻赤海峽的沖突伴隨著俄羅斯釋放烏克蘭船員和船只已暫告一段落,但是國際海洋法法庭對本案臨時措施的審理卻給各國帶來一個關于適用《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的難題:究竟什么樣的活動屬于軍事活動且能夠被各國援引,而不至于將敏感爭端提交至《公約》的強制爭端解決程序?是如南海仲裁案中所主張的只要雙方對峙中有軍艦存在就是典型的軍事活動,還是如本案所主張的即使發生武力沖突且沖突雙方均擁有軍備力量,只要發生在所謂執法背景下就不是軍事活動?真正合理的認定方式顯然并非“非此即彼”。只有綜合個案因素,將當事方的意圖或目的、當事方的軍事部署水平、受到武力攻擊對象的性質以及當事國對行為的認定加以綜合地考量,才有可能得出客觀的評價結果。

  同時應注意到的是,包括俄羅斯、法國、英國、中國這四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在內,共有27個國家發表了關于軍事活動的管轄排除性聲明。倘若國際司法機構罔顧事實、濫用其裁判權,不僅會使各國所作的關于軍事活動的排除性聲明淪為一紙空文,更將使國際司法機構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中華海洋法學評論》2020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李想/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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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楊朋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汪書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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