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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意識形態和模式之轉換 ——中東劇變以來的地區政治發展
2020年09月28日 10:18 來源:《西亞非洲》2020年第5期 作者:唐志超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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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中東劇變即將迎來十周年。過去十年,中東政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體現在秩序、意識形態、模式三個維度。中東正進入一個“后美國時代”,地區權力正發生深遠轉移。在美國相對衰落的同時,俄羅斯等其他外部新勢力以及地區大國乘勢而起。傳統的地區權力體系遭到顛覆,聯盟體系解體,國家碎片化,以政權為中心的國家權力結構面臨非國家行為體的嚴峻挑戰。秩序崩潰伴隨著激烈的意識形態斗爭。新自由主義在中東狂飆突進時代已告終結,民主、人權、選舉、世俗化等傳統敘事正在被正義、發展、穩定、改革等新的話語體系所取代。以土耳其、埃及、沙特和伊朗為代表的傳統發展模式正悄然轉型。中東地區政治的急劇轉型反映了當下全球秩序的變遷及其所帶來的地區反應,同時也凸顯了中東政治中新一輪自主意識的興起,開啟政治上自我否定與自我重建的新進程。

  關鍵詞:中東政治;地區秩序;意識形態;政治發展模式

  作者簡介:唐志超,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中東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峰戰略重點學科“大國與中東關系”主持人(北京100101)。

 

  中東劇變爆發至今已近走過十年歷程。過去十年,中東諸多方面均發生了劇烈變化。學界從宏觀或國別層面對中東劇變的原因、表現及影響等作了較多探討,但究竟中東劇變給該地區或國家帶來了哪些變化,需要學界進行持續思考。中東劇變對中東政治、安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影響還在持續發展中,更長遠的效應還需更長時段來考察。以十年為一個周期,從政治秩序之變遷、意識形態的變化和發展模式的演化三個視角對過去十年中東政治發展開展深入研究,以期找出規律性變化,或許對于我們預測未來事態發展和地區走勢有所助益。

  秩序之變:權力的轉移與“后美國時代”

  國際秩序是指世界主要大國之間形成的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權力格局以及一整套規則、規范和制度。依照這一概念,中東秩序是指對中東具有重要影響的域內外勢力之間形成的具有相對穩定的地區格局以及與此相關的規則、規范和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東秩序簡而言之就是奧斯曼帝國秩序,從北非到阿拉伯半島,再到兩河流域,基本都在奧斯曼帝國疆域之內。伊朗處于奧斯曼體系之外,保持相對獨立存在。雖然奧斯曼帝國秩序面臨來自西歐列強以及內部反叛的巨大威脅,但仍能勉強維持生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帝國戰敗瓦解,奧斯曼秩序轟然崩塌,并被所謂的賽克斯—皮柯體系所取代,歐洲開始主導中東并分割了奧斯曼領土。二戰后,隨著英、法的急劇衰落,其地位轉由美、蘇接替,中東由殖民體系轉向冷戰背景下的兩極對抗體系。冷戰結束后,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確立。中東自然也被納入這一體系,美國主導的中東新秩序形成。進入21世紀后,美國主導的中東秩序經受了多次嚴重沖擊,從“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戰爭,從伊朗核問題到中東劇變,一次次撞擊使得這一秩序千瘡百孔、支離破碎,中東地區局勢發展開啟了中東秩序的“后美國時代”。其鮮明特征是,美國主導地位開始發生動搖,美國對中東地區事務的領導、控制、引導、塑造能力出現衰退、弱化,對中東國家政局、地區發展方向、地區安全與穩定、地區秩序安排等方面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下降。可以說,中東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從地區秩序視角看,第一,自中東劇變以來,主要域外大國在力量對比方面發生巨大變化,傳統勢力均衡被打破。這突出表現在美降俄升、西退東進和“一降兩升”上。美國實力相對衰落,在中東影響力下降。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孤立主義上升,不愿再深陷中東,不愿過度擔負所謂全球領導責任,全球戰略重心轉向與中、俄的大國競爭。與中東近鄰的歐盟則陷入內外交困境地,無力在中東發力,歐盟一手打造的“地中海聯盟”實際已死。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東之亂禍及歐洲,非法移民、難民潮、恐怖主義一波又一波,歐洲內部同時還面臨英國脫歐、民粹主義和右翼力量上升等一系列重大危機。俄羅斯則借敘利亞戰爭等中東之亂積極重返中東,全面拓展與中東各國關系,極大提升了地區影響力,在冷戰結束30年后再度成為中東地區的主角。來自亞洲的中國、印度和日本在中東的影響力也呈明顯上升趨勢。日本安倍首相多次出訪中東,積極參與調解美國與伊朗矛盾,甚至破天荒地派軍艦赴波斯灣參加護航。印度莫迪政府由傳統的“東向”政策轉向東西兼顧,又推出“西向”政策(Look West Policy),大力加強與伊朗、海灣阿拉伯國家以及以色列的關系。中國與中東國家的關系也有重大提升,“一帶一路”倡議在中東穩步推進。

  第二,域內國家力量此消彼長,國家間關系嚴重失調,新的地區性大國興起,具體表現在:傳統地區權力中心發生轉移,開羅、巴格達、大馬士革的中心地位逐步讓位給安卡拉、利雅得、阿布扎比、特拉維夫和德黑蘭。與3個非阿拉伯國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相比,阿拉伯國家集體失色,一些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在某種程度上還被3個非阿拉伯國家所主導。沙特、阿聯酋、埃及與伊朗、土耳其在敘利亞、也門、利比亞、伊拉克、黎巴嫩等國激烈交鋒,主要原因就是抵制非阿拉伯國家對阿拉伯內部事務的干涉。在西亞北非兩大板塊中,北非處于頹勢,且內向化、非洲化趨勢明顯。除了摩洛哥等日益非洲化外,像埃及這樣的阿拉伯世界“領頭羊”也日益將非洲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在阿拉伯世界板塊中,海灣阿拉伯國家興起,形成沙特、阿聯酋和卡塔爾三大地區性中心力量。

  第三,傳統的地區規則、規范和制度受到嚴重沖擊,中東穩定的主要支柱被撼動。美國在中東的亂作為、不作為以及持續戰略收縮,構成了中東地區不穩定因素的主要來源。美國幾乎放棄了過去幾十年其中東戰略的五大支柱——保障能源供應;與地區主要國家結盟并保障其安全;推動巴以和平;反恐;促進中東民主與自由。冷戰結束后,中東和平進程是中東穩定的主要基石。而特朗普政府親手摧毀了中東和平進程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則和基石:“以土地換和平”“兩國論”,公開承認以色列對耶路撒冷和戈蘭高地的主權,允許以色列吞并約旦河西岸,承認非法定居點的合法地位。美國對地區盟友的安全承諾也顯著下降,在關鍵時刻不愿向海灣盟友提供安全保護。2019年,沙特重大石油設施遭到無人機打擊,波斯灣多次發生商船遭襲擊事件,充當地區反恐先鋒的敘利亞庫爾德武裝遭美國拋棄,都是典型事例。這也導致美國與其在中東長期所依賴的四大支柱國家(埃及、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的盟友關系開始崩塌。地區間國家關系出現大分化,傳統盟友與伙伴關系發生劇烈調整并進行重組,其中最關鍵的是美國與盟友關系的疏離以及土耳其與埃及、沙特、阿聯酋、以色列四國由伙伴到對手的關系逆轉。阿聯酋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以及阿聯酋—沙特—巴林—以色列—美國五國反伊朗地區聯盟的形成,土耳其、伊朗和卡塔爾三國結成保守伊斯蘭準聯盟,以伊朗為核心的地區什葉派聯盟形成,海合會出現分裂,這四大事件的發展對地區秩序則造成嚴重沖擊。作為海灣以及中東穩定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海合會,其成員持續繁榮與團結合作出現動搖,卡塔爾與沙特、阿聯酋和巴林三國分道揚鑣,嚴重破壞了海灣地區的政治秩序和穩定。與此同時,民族主義、部族主義、宗派主義、極端主義持續興起,沖擊傳統國家邊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并在整個地區肆虐,庫爾德民族主義持續上升就是典型例證。

  第四,從國家層面看,各國內部政治生態與政治秩序發生諸多重要變化。其中,最重要變化主要體現在五方面:其一,中東多國陷入混亂無序,或政局動蕩,或陷入沖突和戰爭,被迫進行權力的結構性根本改造或重大重組,如敘利亞、也門、利比亞、突尼斯、也門。其二,政治力量去中心化、多極化、多元化和分散化趨勢明顯。傳統政黨政治發生重大變化,地區多個長期執政的“老大”政黨黯然失色,意識形態多元化并帶來政黨的多樣化。“阿拉伯共和制國家的王朝和家族式的卡特爾不能繼續;終身制總統和完全缺乏責任的領導走到了盡頭。”部族、民兵、非政府組織成為國家政治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三,傳統權力關系與政治運行模式日漸改變,如官民關系、政教關系、軍政關系等。“大眾政治”盛行,民粹主義政治思潮上升,宮廷政治或精英政治有所收斂。技術進步加速了權力的擴散和轉移,社交媒體爆炸式增長,青年群體和非政府組織的發言權顯獲提升。除少數國家外,宗教力量在多國政治發展中作用上升。軍隊的作用在社會動蕩中日益凸顯,整體呈上升趨勢,有的甚至走上前臺(如埃及)。其四,跨國的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沖擊地區政治秩序。政治多元化和政治沖突抬升了部落的作用,在利比亞、敘利亞和也門三國尤為突出。武裝民兵組織在地區擴散,在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也門和利比亞的沖突中發揮顯著作用,并塑造著國家的內政外交形態。在伊拉克,武裝民兵正在發生類似黎巴嫩真主黨的變化,隨著反恐戰爭告一段落,開始積極謀求進入政治舞臺。伊朗支持的跨國什葉派民兵網絡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發揮重要作用。跨國雇傭軍在中東戰爭的崛起已成為當前中東政治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從利比亞到敘利亞,活躍著大批國際雇傭軍。以極端主義為意識形態指導的恐怖組織在地區范圍內活動,如“伊斯蘭國”對地區構成嚴重安全挑戰,在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埃及和利比亞等國活動猖獗。可以說,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對國際關系及地區安全構成了嚴峻挑戰。其五,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政治進入加速轉型期。海合會六國普遍面臨王位繼承危機、代際危機、經濟轉型危機及社會革命危機。沙特、阿聯酋、阿曼等國面臨政治權力體系的結構性重組和權力中心的轉移。沙特王室政治發生重大改變,兄終弟及繼承制度被終結,薩勒曼王朝正在取代沙特王朝。

  總之,當前中東秩序呈現的主要特征是動蕩、混亂、無序和不確定性。“后美國時代”的中東是約瑟夫·奈所言的一種“新封建主義(Neo-feudalism)的混亂秩序”,猶如中東版的春秋戰國時代。

  意識形態之變:從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到身份政治的興起

  意識形態是一個抽象的理論。通常,我們把它看做是一定團體中所有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價值等。過去數十年來,中東政治和意識形態斗爭一直非常激烈,貫穿四條主線:美國霸權主義與反美主義之爭、西方自由民主主義與反全球化和反西方化的本土民族主義之爭、世俗化與伊斯蘭主義之爭、猶太復國主義與反猶主義之爭。這四方面的重大斗爭在多方面深刻影響著中東政治與社會、中東的和平與發展之走勢。本質上,圍繞這四條主線斗爭的底色是中東國家對有尊嚴的民族主義之強烈追求,反映了它們對強加的外來主義和政治秩序的抵抗。

  不過,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后,特別是中東劇變以來地區與國家政治發生急劇變化。中東秩序塌陷的同時,主導意識形態也在崩塌,地區意識形態呈現真空化和多元化。阿拉伯民族主義走向衰落,而國家民族主義在上升。伊斯蘭主義發生嚴重分化,極端主義日益被主流政治力量所排斥,而溫和伊斯蘭主義在上升。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東長期流行并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新自由主義失去勢頭,導致地區出現意識形態真空和意識形態混亂。中東政治話語體系也隨之發生明顯改變。

  第一,新自由主義在中東從理論到實踐走下神壇。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模式,也是一種政治哲學和意識形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中東大行其道。西方全力推動地區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領域的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場化“五化”進程,急欲將中東納入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九一一”事件后,美國推行全球反恐戰,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兩場地區戰爭,企圖對“大中東”地區進行民主改造,這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在中東走上巔峰。但隨著中東地區進入“后美國時代”,它不僅意味著美國走向相對衰落,還象征著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新自由主義這一主導意識形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美國被迫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并放棄在中東進行的所謂“民主改造”。從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中東新威權主義上升,政府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主導作用增強,這一切均表明新自由主義從理論到實踐在中東遭遇了重大挫敗。事實上,中東劇變就是美國在中東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惡果。正如艾琳·考克斯所言,2011年埃及“一·二五”革命的爆發是新自由主義實施30年的結果,貧困、兩極分化等現象加劇了階級對立。在新自由主義退縮的同時,中東顯現新的政治和經濟發展趨勢。在政治上,新威權主義出現,動蕩之中民眾呼喚穩定和強有力的政府。一項阿拉伯民調顯示,高達42%的受訪者認為阿拉伯世界還沒有做好踐行西式民主模式的準備,34%的人認為民主意味著無力決策和相互爭吵。在他們理解的民主中,穩定對國家發展至關重要。在經濟上,從波斯灣到北非,從土耳其到伊拉克,政府主導發展經濟模式受到歡迎,各國紛紛推出經濟發展戰略規劃,推動再工業化,如沙特的“2030愿景”。全球秩序的變遷、逆全球化的發展,以及國際經濟與金融危機、國際能源格局的轉移,對中東經濟發展造成巨大沖擊,傳統經濟發展思想和模式遭遇挑戰,這也影響到政府對政治治理模式的調整。

  第二,主流話語體系正在由自由、民主向公平、正義、發展更替。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自由、民主、世俗化是過去幾十年中東政治的主流話語,自由化、民主化、世俗化也是地區政治演變的主要驅動力和核心。上述思潮在國家治理中則體現為進行所謂的民主選舉,打壓伊斯蘭政治組織。但是新自由主義在中東遭遇嚴重水土不服,西方國家的強行推進導致惡果連連:政局動蕩,兩極分化,貧富鴻溝加大,制造業發展停滯不前并被納入到中心—邊緣的西方世界體系、傳統文化和價值觀遭到嚴重侵蝕,等等。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核心是資本向中東社會各領域滲透,強調物競天擇、優勝劣汰,以西方文化價值觀滲透到全球每一個角落。對此,中東的保守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一直竭力抗爭,試圖維護自身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獨立性、獨特性。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西方化在中東曾長盛不衰。從阿拉伯民族主義到伊朗伊斯蘭革命,從“基地”組織到“伊斯蘭國”,均帶有反西方的成分。21世紀初,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和摩洛哥的正義與發展黨(PJD)分別贏得大選,即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實證。中東劇變被稱為“大餅革命”,反映了民眾更渴求面包、正義。正義、發展、溫和伊斯蘭已經取代自由、民主、世俗化,成為地區政治的新潮流、新標識。地區很多政黨紛紛效仿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成立新的政黨,打著正義、發展的旗號,關注民生訴求,積極參與政治,爭取民眾,并在選舉中取得不俗成績,如摩洛哥的正義與發展黨、突尼斯的復興運動黨(Ennahda)、利比亞的正義與發展黨(J&C)、索馬里的正義與發展黨(JDP)。突尼斯的復興黨和利比亞的薩拉杰政府甚至公開宣稱以土耳其正發黨為學習榜樣。

  第三,反美主義、反猶主義和反西方的政治敘事正發生改變。自二戰后,反猶、反美和反西方一直是中東政治的主要潮流。從中東戰爭到美蘇冷戰,從薩達姆的伊拉克到卡扎菲的利比亞,從敘利亞到伊朗,從穆斯林兄弟會到“基地”組織,無一不是這一主題的現實呈現。不過,歷史走到今天,這一潮流已悄然改變。巴勒斯坦問題曾是中東反美、反猶的主因。如今雖然巴以和平仍未實現,但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關系已發生歷史性變化。巴勒斯坦問題過去被視為中東問題的核心,但是這一核心地位遭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巴勒斯坦問題在阿拉伯世界日益邊緣化,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國家開始和以色列接觸與交往。沙特和阿聯酋甚至攜手以色列共同對抗伊朗。即使特朗普政府推出極端親以的所謂“世紀交易”,在阿拉伯世界也沒有遭到激烈反對。“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態度虛實不一”。反美主義的敘事也大致如此。過去,反美主義一直是地區政治的主題,反對美國的地區霸權秩序是中東政治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和中東的特色政治之一。現今,反美主義聲音在降低,美國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矛盾已不再是中東地區的主要矛盾。這與美國在中東日益收縮、中東進入“后美國時代”、地區國家間矛盾與沖突日益增多有莫大關系。與“基地”組織不同,“伊斯蘭國”不再以反美、反西方為中心任務和標志性口號,這也是當今全球伊斯蘭極端組織發展的共性與重要趨勢。

  第四,政治伊斯蘭發展呈現新特點。中東劇變爆發后,中東地區的政治伊斯蘭發展出現了值得關注的新動向。其一,政治伊斯蘭的生存與活動空間大大擴充,官方和民間對政治伊斯蘭接受度增大。除埃及外,中東地區大多數國家取消了過去對伊斯蘭主義政黨的打壓政策。新的伊斯蘭政黨在各國紛紛成立,與此同時,老的伊斯蘭主義政黨結束秘密活動,開始在政壇上呼風喚雨,突尼斯、利比亞和摩洛哥的伊斯蘭政黨甚至一度上臺執政。其二,政治伊斯蘭日益被視為一種符合地區歷史文化傳統和國情的發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伊斯蘭世界日益形成一個共識:在政治上排斥伊斯蘭因素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必須接納并允許其參與政治。在是否支持本國實行政教分離制度這一問題上,有阿拉伯民調顯示,支持比例為42%,而反對政教分離的為41%。土耳其一項民調顯示,2008~2018年間,自視為傳統保守派人士比例由37%上升到了45%,“現代派”人士由31%下降到29%,宗教保守派由32%下降到25%。這“一升兩降”反映了宗教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作用的變化,這一變化在整個地區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顯示了宗教影響的擴大和對溫和宗教的接受度上升。其三,伊斯蘭政黨對民主、自由和世俗化等西方概念有了新的認識和解釋,總體上接受世俗民主制,但強調伊斯蘭特色民主。它們對自由的定義曾經幾乎是一元化的解釋,一元化主要是指西方對自由化的定義占據主導地位。現今出現了多樣化的不同解釋。即使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也主張“自由和正義”,成立“自由和正義黨”,也未排斥世俗民主制。地區的伊斯蘭政黨大多效仿土耳其的正發黨,以正發黨領導的“新土耳其模式”為榜樣。其四,形成以土耳其—卡塔爾為軸心的伊斯蘭政治聯盟新圖景。長期以來,中東的政教關系或政治伊斯蘭主要有四種類型:伊朗的政教合一模式、沙特的由王室主導的政教合作型模式、以地下活動為主的穆斯林兄弟會模式、“基地”組織模式。其中,伊朗一直是中東政治伊斯蘭的一個軸心。不過,目前伊朗的這一軸心地位正被土耳其—卡塔爾軸心所取代。近年來,土耳其和卡塔爾已在地區結成基于共同支持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聯盟,雙方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具有高度共識,在實踐上也共同支持穆斯林兄弟會以及北非各國的伊斯蘭主義政黨。土、卡聯手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并不惜與埃及、沙特和阿聯酋交惡。土、卡還大力支持突尼斯和利比亞的伊斯蘭主義政黨,并與哈馬斯、真主黨保持密切關系。而在意識形態上,土、卡兩國又與伊朗形成了準意識形態聯盟,同時也是反沙特的準政治聯盟。實際上,中東已經形成兩個政治伊斯蘭的軸心,即伊朗、土耳其—卡塔爾。

  第五,身份政治凸顯,民族、部族、宗教、國家的身份被再次定義。一般而言,身份認同總是與危機相伴。身份政治既是危機的反應,也是醞釀新危機和放大既有沖突的種子。在地區失序和動蕩大背景下,尋找新的政治認同成為保障安全、維護利益、確定新坐標的重要路徑和策略。過去十年,中東身份政治的發展在四個方面比較突出。其一,國家新身份得以重新打造。比如,土耳其由凱末爾主義向埃爾多安主義的“新土耳其”轉型;阿聯酋由政治中立的商業國轉向有著充當地區大國野心的中東“小斯巴達”。2020年8月,阿聯酋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阿聯酋在海灣國家中率先勇敢邁出這一步,固然有地緣政治考慮,出于遏制伊朗的安全需求,但這一事件的背后與阿聯酋國家身份重塑和地區作用再定位有很大關系。阿聯酋事實上的統治者、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MBZ)雄心勃勃,決心放棄傳統的商業立國和外交中立的基本國策,塑造一個全新的阿聯酋,使阿聯酋成為地區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的中心。同時,他對地區也有新的設想,意欲打造一個新中東,并擔任地區主要領導者。積極參與地區政治、安全事務,遏制土耳其和伊朗對阿拉伯世界事務的滲透和干預,改變與以色列的關系,這些都是穆罕默德王儲地區雄偉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沙特則在薩勒曼國王父子帶路下開始打造一個“新沙特”。其二,沙特的民族主義興起。“新沙特”帶有祛除過度宗教化的意味,與土耳其的去世俗化正好相反。沙特在中東是一個特殊的政權,是王權和宗教緊密合作的混合物,其主要特性是宗教因素在國家政治發展中的作用十分突出,瓦哈比主義將各部落凝聚在一起。沙特國王的首要稱謂也是“兩個圣地的監護人”,因此,沙特本質上并非一個民族國家。這一特性既是沙特的優勢,也潛藏著巨大政治風險。因此,自薩勒曼國王父子執政以來,面對地區性變革以及政治伊斯蘭勢力上升的巨大壓力,他們開始重新塑造沙特。穆罕默德·薩勒曼王儲著力打造新沙特,建設一個民族國家,以民族主義壓制伊斯蘭主義,堅定地將穆斯林兄弟會列為恐怖組織。這一民族主義傾向偏離了以往的伊斯蘭主義,對沙特的內政外交有著重大影響。其三,教派主義、部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極端主義肆虐,基于民族、部族、宗教等不同身份的地區沖突愈演愈烈。以沙特為首的伊斯蘭遜尼派與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兩大陣營沖突日趨激烈,由冷戰演變為熱戰,在敘利亞、黎巴嫩和也門等多地爆發“代理人戰爭”。在利比亞、敘利亞、也門等國,部族勢力上升。“伊斯蘭國”快速崛起,并很快蔓延至整個地區。地緣政治和安全環境的變化推動了民族主義的抬頭。其四,庫爾德人身份政治重建取得重要進展。庫爾德人主要聚居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敘利亞,人口達3 000萬之多。長期以來,庫爾德人一直面臨“我是誰”的重大身份危機,在土耳其、伊拉克和敘利亞三國庫爾德少數民族身份長期不被承認,民族文化特性遭壓制。庫爾德人與本國中央政府有著激烈沖突,族際關系緊張。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伊拉克庫爾德人實現了自治,解決了身份危機。在過去十年,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庫爾德人在解決身份危機方面也取得積極進展。兩國政府都承認了庫爾德人的存在,允許庫爾德語言文化的使用和傳播。中東劇變孕育了“庫爾德之春”。

  模式之變:“土耳其模式”與“沙特模式”的轉型

  在20世紀,政治模式的選擇對發展中國家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大多數國家在殖民主義、霸權主義雙重壓力下均面臨重大民族生存危機,被迫重建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以期鳳凰涅槃、救亡圖存。作為一種制度和體系,政治模式的背后涉及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一國政治模式的確定,既關乎一國的政治穩定和國家發展,也對國際關系和地區安全有著重要影響。

  縱觀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東,作為地區國家效仿的國家模式大體有四個:土耳其、埃及、伊朗、沙特。土耳其實行世俗主義的共和民主制,被視為徹底西化和世俗化的典型。埃及也實行世俗主義的共和民主制,但其世俗化、民主化程度遠不及土耳其,并被視為威權國家。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屬于一種獨特的伊斯蘭民主制。沙特作為君主制國家,長期被視為保守主義伊斯蘭國家典型。這四種類型對不同國家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形成了一個同質圈。進入21世紀后,這四類國家模式的吸引力出現了不同變化。總體上,伊朗模式和埃及模式吸引力并無太大變化。埃及進入“后穆巴拉克時期”之后,其政治制度和統治模式并未發生重大變化,塞西政權依然被視為威權主義的典型。因受制于伊美關系以及其獨特的教法學家統治模式,伊朗模式對外輸出也面臨很大障礙。相比較而言,土耳其和沙特兩種模式發生了重大轉型,其吸引力和影響力呈上升之勢。

  “土耳其模式”在中東乃至整個發展中國家都具有特殊意義和價值。不少國家都以土耳其為政治改革或革命的效仿對象。不過,作為一種模式,它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內涵不盡相同,其影響也不一樣。從歷史發展來看,“土耳其模式”的演變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23~1945年)是激烈改革時期。這一時期,凱末爾徹底西化的改革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超出了地區之外,對整個亞洲國家都有廣泛影響。很多遭受殖民侵略的東方國家尋求通過改革和自我革命來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強盛,遂不同程度地觀察、學習土耳其的經驗。伊朗是當時中東地區學習土耳其改革的先鋒,伊朗領導人甚至親赴土耳其深入學習考察。第二階段(1945~1990年)是“土耳其模式”凍結階段。這一時期,由于美、蘇對抗,土耳其加入北約,中東地區政治分化嚴重,再加上土耳其內部政局持續動蕩,“土耳其模式”吸引力并不突出,未能發揮出示范作用。土耳其一心西向,也無意對外輸出模式。第三階段(1991~2010年)是“土耳其模式”政治化時期。這一時期,“土耳其模式”具有特殊政治含義。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美國及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得以最終確立,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西方大行其道。隨著美、蘇作為兩種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立走向終結,西方國家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與沖突急劇上升。“九一一”事件后,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以大中東為主戰場,希望“民主改造”伊斯蘭世界。在此背景下,作為伊斯蘭國家融入西方世界典型的土耳其之作用凸顯出來。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看來,土耳其是伊斯蘭世界成功建立世俗民主制的典型,是伊斯蘭世界融入西方世界的樣板,是伊斯蘭教與西方民主兼容的最佳案例。為此,西方國家積極宣傳,向伊斯蘭世界推介土耳其模式,希望中東國家學習、借鑒“土耳其模式”,最終實現對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和平演變”。第四階段(2011年至今)是“土耳其模式”的再造。中東劇變以來,隨著中東陷入大動蕩,中東秩序開始崩塌,土耳其也開始以新形象示人。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2002年上臺執政。執政的第一個十年,可以說是正義與發展黨蟄伏時期。從第二個十年開始,埃爾多安開始重新打造土耳其,在內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改造軍隊并削弱軍人干政傳統、建立總統制、提升伊斯蘭在政治和社會中的作用、修正對西方“一邊倒”的外交路線,以打造一個符合土耳其國情的新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埃爾多安的改革某種程度上偏離了土耳其“國父”凱末爾設定的國家道路,偏離了世俗化、民主化和西方化的方向。在西方國家看來,埃爾多安的集權實際上就是“獨裁”。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雖然在宣揚民主、公平和正義,但實際上沉浸在過時的威權主義之中。2020年7月10日,土耳其政府決定將圣索菲亞大教堂由博物館改建為清真寺,在全球掀起軒然大波。此舉被西方一些人視為土耳其“世俗主義的終結”和“一個伊斯蘭土耳其的誕生”。簡而言之,曾長期被西方視為樣板的“土耳其模式”已出現問題,不再是西方所推崇的樣板。

  對西方國家而言,舊的“土耳其模式”已經風光不再。不過,對地區而言,埃爾多安版的“新土耳其”卻具有別樣的吸引力,似乎更契合地區國家國情。在地區一些國家和民眾中,徹底世俗化的土耳其并不契合土耳其作為伊斯蘭國家的身份。徹底西化的土耳其在西方世界也顯得格格不入,且不被接納。西方民主給土耳其政治帶來的長期動蕩與分裂損害了土耳其政治穩定和國家發展。埃爾多安版的“新土耳其”更適合當下土耳其的國情,也適合中東和伊斯蘭國家。在索馬里、利比亞、突尼斯和摩洛哥,“新土耳其模式”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在中東劇變初期,土耳其經濟社會基金會(TESEV)開展了以“中東民眾對新土耳其看法”為主題的年度民調,結果顯示:盡管土耳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仍有一半以上受訪者認為埃爾多安治下的“新土耳其”是地區國家的樣板,是伊斯蘭教與民主共存的成功案例,在多國也出現了翻版的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埃爾多安個人也成為地區最受歡迎的領導人之一。2017~2018年度卡塔爾多哈研究所的一項阿拉伯民調顯示,富有爭議的土耳其地區政策在阿拉伯世界獲得了較高評價,得分高于美國、俄羅斯、伊朗、法國、中國等國。值得注意的是,新、舊版“土耳其模式”在中東地區的作用還存在著一個重要差異,即過去的土耳其對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缺乏興趣,竭力與之保持距離,對自身的亞洲、伊斯蘭屬性和身份持自卑態度,對在該地區傳播自身模式也缺乏興趣;而現今的土耳其則對中東和伊斯蘭世界懷有濃厚的興趣,重新確認自己的歐亞國家和伊斯蘭國家屬性,努力將土耳其打造為“自由阿拉伯精神之地”,積極地參與地區事務,介入地區爭端,推廣“新土耳其模式”,竭力充當伊斯蘭世界的領袖地位。

  與土耳其的去世俗化和重返伊斯蘭主義這一方向相反,沙特卻加速了世俗化、去極端伊斯蘭的改革。長期以來,沙特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相當高,扮演著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和盟主的重要角色。這一地位的取得,不僅僅因為沙特是伊斯蘭教的誕生地、兩大圣地(麥加和麥地那)的所在地,或是沙特作為一個慷慨大方的石油富豪的存在,還因為在不少穆斯林看來,沙特是踐行古典主義伊斯蘭教的樣板,沙特國教瓦哈比教派則是伊斯蘭教的“正宗”。瓦哈比主義在全球的風行與此有很大關系,沙特在全球積極傳教也是重要動力。沙特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領域踐行伊斯蘭教的行為方式對整個伊斯蘭世界有著示范性意義,如政教關系、教派認知、伊斯蘭金融、婦女規范、伊斯蘭著裝、飲食、社會行為規范等。不過,這一傳統模式自2015年以來已然發生重要改變。薩勒曼國王父子著手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對沙特進行全新改造,改造的核心是:重新調整政教關系,打造沙特民族—國家,削弱宗教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傳統地位;致力于“溫和伊斯蘭教”,并摧毀極端主義;擴大社會開放,允許開辦電影院、劇場,允許女性平等參加各項社會活動等。穆罕默德王儲公開宣布要“重返溫和伊斯蘭”,強調過去30年的做法是不正常的,當時做法主要是為了應對“伊朗模式”的威脅,而現在必須終止那一切。薩勒曼國王父子所推動的改革無異于一場革命,其意義遠遠超出了沙特本身,對海灣君主國、對中東和伊斯蘭世界以及全球反恐都將產生重要影響。穆罕默德王儲也指出,處于三大洲之間的沙特是二十國集團成員之一,“一個更好的沙特有助于本地區的發展乃至改變世界。”

  結語

  中東劇變發生以來,該地區和國家層面的政治發展均發生了急速變化,多元且劇烈,其中秩序、意識形態和模式三個維度是重要體現。這種變化雖然帶有普遍性,但也只是中東政治變遷的部分視角,并非全方位視角。若將中東劇變以來政治發展變化置于歷史長河中,其變化帶有某些輪回的意義。中東政治之變與當代國際秩序變化相關聯,主要源于中東地區內部自身的社會轉型。秩序、意識形態和模式三個維度的變化,也反映了中東主體性增強、地區政治和文化自覺提高之趨勢。值得指出的是,當下中東正處于歷史性轉型過程中,這一轉型帶有長期性和不確定性,故上述三個維度的變化也具有過程性、不確定性。

  從更宏觀視野來看,近十年來中東政治發展的主要特征是:其一,中東地區政治秩序處于過渡階段,伴隨著劇烈的動蕩與沖突。其發展趨勢是由單極秩序向“后美國時代”的多極秩序演化,其中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地區國家自主性的逐步增強,以及在中東新秩序形成中將扮演重要角色。其二,中東面臨的危機是多樣化的復合型危機,政治危機是其中之一。政治矛盾突出,政治危機層出不窮,短期難以擺脫。政治發展與地區安全、地緣政治、經濟轉型緊密相關,相互交織。政治轉型與經濟、社會的轉型同步進行,但明顯滯后。政治問題嚴重制約發展。而發展與民生問題又是引發政治矛盾的主要因素。其三,國家發展模式或政治治理模式的探索一直是地區政治主題之一。當前,中東地區國家治理與國家發展模式的探索展現出一些共同趨勢,即對適度民主化、世俗化和伊斯蘭化的寬容與接納,顯示出了試圖擺脫模仿西方、尋找適合自身國情的國家發展道路的跡象。埃爾多安推動的“土耳其模式”的轉型,既是呼應現實需要,解決舊模式效率不足的缺陷,也是出于尊重歷史和國情的理性抉擇。

  未來,中東政治發展仍需要著力解決四大核心問題:一是地區政治秩序的正義性與穩定性。國家發展實現正義的關鍵是努力擺脫外來干預,而建立相對平衡的權力結構有利于實現秩序的穩定。二是政權的合法性、權威性和實現有效的國家治理。中東的問題要么是合法性不足,要么是權威過度。三是解決經濟與民生問題。這是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與根本保障。四是教俗關系。這是伊斯蘭國家難以回避的問題。當前的溫和政治伊斯蘭方向依然具有不確定性,教俗的對立和斗爭依然非常尖銳。就當下而言,中東未來政治發展還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西方世界的持續衰退、地緣政治持續緊張和沖突持續、逆全球化的發展、新冠疫情大流行、低油價的沖擊與海灣國家的去石油化的經濟多元化改革,這些關系中東未來發展的全局性重大問題對中東政治發展無疑有著重要影響,決定著中東政治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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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唐志超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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