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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解釋的話語語境模型
2020年10月06日 09:3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作者:殷杰 孟輝 字號
2020年10月06日 09:3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作者:殷杰 孟輝
關鍵詞:社會科學解釋;話語語境;規范性;模型

內容摘要:圍繞社會科學解釋是否屬于科學解釋這一社會科學哲學的基本問題,現有的科學解釋模型很難適用于社會科學解釋,根本原因在于這些解釋模型大多源于自然科學,其背后所體現的“主體—世界”二元關系無法應對變化的社會世界。以話語語境為本體,把主體和世界的二元關系轉化為話語、話語語境和世界的三元關系,不僅可消解傳統語境的主體性依賴,而且展現了話語語境和社會世界之間的規范性關系。此框架下構建的社會科學解釋的話語語境模型,無須假定主體認知不變或者外在世界恒定,理論和現象的解釋關系轉化為話語語境和世界的關系,既適用于社會科學解釋,也與自然科學解釋兼容。話語語境模型表明,社會科學解釋揭示了社會現象背后的規范性,其解釋力來源于話語語境向社會世界輸出的規范性。

關鍵詞:社會科學解釋;話語語境;規范性;模型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圍繞社會科學解釋是否屬于科學解釋這一社會科學哲學的基本問題,現有的科學解釋模型很難適用于社會科學解釋,根本原因在于這些解釋模型大多源于自然科學,其背后所體現的“主體—世界”二元關系無法應對變化的社會世界。以話語語境為本體,把主體和世界的二元關系轉化為話語、話語語境和世界的三元關系,不僅可消解傳統語境的主體性依賴,而且展現了話語語境和社會世界之間的規范性關系。此框架下構建的社會科學解釋的話語語境模型,無須假定主體認知不變或者外在世界恒定,理論和現象的解釋關系轉化為話語語境和世界的關系,既適用于社會科學解釋,也與自然科學解釋兼容。話語語境模型表明,社會科學解釋揭示了社會現象背后的規范性,其解釋力來源于話語語境向社會世界輸出的規范性。

  關鍵詞:社會科學解釋;話語語境;規范性;模型

  作者簡介:殷杰,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教授;孟輝,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博士生。

 

  社會科學解釋(social scientific explanation)是否是真正的科學解釋,一直是關乎社會科學合法性的核心問題。支持者認為,社會科學中存在普遍定律,也具有預言性質,因此社會科學解釋是一種科學解釋。比如,亨普爾(C.G.Hempel)認為只有包含普遍定律的社會科學解釋才是真正的科學解釋。反對者則認為,社會科學中不存在普遍定律,也缺乏準確的預言,所謂的社會科學解釋只是某種解釋性分析。這些爭論其實是把社會科學是否存在普遍定律和社會科學解釋是否是科學解釋等同為了一個問題。自然科學解釋大多包含了普遍定律,但也存在基于模型或經驗的解釋。以普遍定律作為判斷標準的方法最終只能得到一種二選一的對立結果:一種是“在解釋的形式以及獲得的成功方面,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只有程度上的不同,社會科學正在成為真正的自然科學”,①社會科學可能淪落為自然科學的一個分支;另外一種是社會科學解釋不是真正的科學解釋,社會科學因無法達到自然科學的標準而失去合法性。或者,不具備自然科學標準的那部分社會科學將不再具有合法性,社會科學將面臨分裂的危險。

  目前,在社會科學領域應用較廣的科學解釋模型有功能模型、概率統計模型、介入模型以及機制模型等。功能模型認為,實踐和制度是因為其所實現的功能而得以出現并持續存在的,但是如何解釋那些有害的行為,如何揭示實踐或制度出現的真正機制和原因并區別于因果解釋,這些才是功能解釋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概率統計模型的創建者認為“概率鐵律”并不是自然法則,而是與特定社會—經濟結構相聯系,②這些模型更適合于描述社會現象,而不是解釋現象背后與人相關的因果或者規范關系;伍德沃德(J.Woodward)的介入模型給出了一種可操控性的因果理論,但是在我們無法證實社會世界是模塊化或者很難區分因果模塊的情況下,介入模型應用在社會科學領域還存在很大障礙;薩爾蒙(W.Salmon)的因果機制模型集中于作為過程的因果機制,③忽視了過程中的人的因素,難以適用于社會科學。機制模型其實是規避了定律的強約束,將機制看作“通常在未知條件下觸發或具有不確定后果的經常發生且易于識別的因果模式”,④這樣雖然容納了社會科學知識的地方性,但皮爾森(J.Persson)發現此類機制模型存在概念性問題:隨著發現的機制越來越多,機制模型的解釋力(explanatory power)反而會變小。⑤再者,機制模型和介入模型一樣也包含了模塊化的假設,⑥很難適用于非模塊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其他如刺激—反應—強化的心智模型、輸入—處理—輸出的計算機模型以及一些物理模型都具有很強烈的自然科學背景,對社會科學解釋的覆蓋面非常有限。更為重要的是,上述模型大部分都在某種程度上承諾了“世界的不變性”,而沒有展現出關于人的行動的意義空間,人的行動意義似乎不再是社會科學解釋中的一個必備要素,社會科學的規范性問題也將被排除在社會科學解釋之外,這點顯然有悖于社會科學的初衷。

  從解釋結構看,范·弗拉森(Van Fraassen)等人的語義模型(Semantic Model)認為,科學理論的經驗的子結構與可觀察現象是同構的,但這個同構本身又必須通過驗證模型來確證,有循環論證的嫌疑。實際上,語義模型存在一個潛在預設:理論直接與世界相關,可觀察現象是世界的一部分,理論直接解釋世界中的現象。

  更進一步,這背后存在一個和“同構”問題類似的認識論問題:我們是在假設外在世界是客觀的條件下來構建科學理論的,那么在無法保證世界是客觀的條件下,認知可能不穩定的主體是如何構造科學的理論來客觀地解釋和認識世界的?換言之,即便我們承認自然世界是恒定的,但是面對非恒定的社會世界,⑦我們又如何解釋社會世界中存在的規范性,如何說明社會科學解釋力的來源和合法性?因此,把這些主要源于自然科學的科學解釋模型直接拓展到社會科學,只能是方法論層面的延伸而不能作為認識論層面的延伸。

  現有的解釋模型既無法緩解關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關系的無休止的哲學爭論,也無法給出社會科學解釋的合法性來源。那么我們希望通過在認識論層面構建一個新的解釋模型來論證社會科學解釋的合法性。

  本文融合了語境主義(contextualism)的語境本體論和范戴克(van Dijk)話語與語境關系理論兩種觀點,提出了不依賴主體性的話語語境(discourse context)。⑧以此為基礎,我們重新審視了理論、現象和外在世界三者之間的關系,把理論和現象都視為可交流的話語,這些話語的集合構成了話語語境,我們面對的不再是主體和世界的二元關系,而是話語、語境和世界的三元關系。此框架下,無須假定主體認知不變或者外在世界恒定,我們就可以構建一個社會科學解釋的話語語境模型。⑨在該模型中,社會現象不再是社會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和社會科學理論一起構成了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社會科學理論也不再與社會世界直接發生關系,而是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與社會世界發生關系;理論和現象的解釋關系轉化為話語語境和世界的關系。由此,我們可以對社會現象不可重復、主體認知不穩定、社會科學的規范性以及社會科學解釋力的來源等問題提供一種合理解釋。

  一、話語語境:對“主體—世界”關系的重構

  目前為止,雖然現有的語境主義解決方案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其語境敏感性和語境標準等關鍵主張一直無法擺脫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問題。在筆者看來,這些問題的癥結主要還是在對語境概念的界定以及辯護策略方面。現有的語境主義中,“S知道p”或“S不知道p”,包含了兩類主體,一個是S,另外一個是言說者,“S知道p”或“S不知道p”的真值,是由該語句的言說者和語句的歸因語境共同決定的。

  這些語境主義存在兩個問題:(1)語境是需要表達的,當我們在語境下分析命題的相關屬性時,如何說明語境自身的屬性問題?比如,當我們分析命題的真值問題,命題的言說主體又如何確定描述語境的真或者可靠性呢?(2)如何劃分或者確定預設的語境和相關命題的邊界?

  第一個問題涉及命題的真和語境的真。語境實質上成為了附著在命題上沒有真假的一種假定,這種假定把命題的真值轉化為了語境的保證。這意味著,言說主體可以對包含相同命題的不同語境進行對比,語境敏感性本質上成為了言說主體感知語境的敏感性,語境已經作為影響主體認知的“環境”對象而存在,語境的標準決定了“知道”的真值定義,也就決定了“知道”的意義。這導致語境主義必須假定言說主體的認知是同一的,即言說主體不僅可以區分不同的語境,而且在不同語境當中的言說主體是同一的。問題在于,這種假設在實際中根本沒有任何保證,一個科學家“在周末可能是一種信念,而在實驗室的一周又是另外一種信念”。⑩第二個問題涉及語境的邊界。在實踐當中,與命題相關的一些信息很可能會轉化為語境的一部分,而預設語境中的一部分陳述或者事實也可能被剔除。在很多情況下,作為命題某種保證的語境,其與命題的邊界是動態的和模糊的。

  因此,在已有的語境主義中,主觀和客觀的關系并沒有被抹去,而是被顛倒了:傳統的認識論中,主體是主觀的,認識對象是客觀的。在語境主義視角下,客觀對象在語境意義下變成了浮動的主觀對象,而影響認知主體的語境變成了一種客觀。為了不受懷疑論者的攻擊,以認知主體同一性為基礎的語境主義,把原來客觀世界的真,轉化為特定語境下主體認知的真,認為這樣就能解決懷疑論的詰難。對于主體而言,語境和真成了事實上的對等重復關系,不同的真意味著不同的語境,不同的語境也意味著不同的真。以主體為基礎的語境正是一般語境主義諸多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將語境分析的對象從主體言說的命題轉向不依賴主體的話語集合,即把特定話語的集合視為一種話語語境,就可能化解語境主義存在的問題。

  (一)話語語境對主體性依賴的消解

  話語語境的出發點首先是為了擺脫語境對主體的依賴,將其從主體中解脫出來。(11)話語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12)其具體形式既可以是口語和文字,也可以是有交流意義的行為動作,還包括說話者的身份等與交流相關的隱含信息等。“所說的社會所固有的事實必須是可以交流的”,(13)我們對外在世界認識本質上也都是一種交流,這些認識都是用話語的方式展現出來的。

  這些交流話語有的只是一個瞬間,有的則一直在持續。交流話語的可持續性以及不同交流話語的類型,這些并不是由單一主體控制的,而是由話語以及話語之間的關系所控制。因此,在交流的過程中,話語實質上組成了一種特殊的話語集合,這種集合對話語有重大影響,我們把這種話語集合定義為話語語境(Discourse Context,簡記為C):話語d[,i]的集合,即C={d[,i]}。話語d[,i]可以是一個命題、語句或者陳述,也可以是一個詞項等。

  在范戴克的語境理論中,“語境是作為群體或社區成員的參與者在交互過程中設計和更新的主觀建構”(14)。范戴克的語境定義明確了語境是主體間交互過程中產生的,但是范戴克的語境觀仍舊是依賴于主體的。話語語境與其的差別在于,話語語境不再依賴主體,而是把主體交互過程的話語集合直接定義為話語語境。

  對于話語和語境的關系,范戴克認識到,因為只有認知現象才能直接影響認知過程,所以社會情境與話語是一種間接而非直接的關系,二者的中介就是語境,(15)這點同樣適用于話語語境。在話語語境中,話語本身并不和外在世界直接發生關系,話語本身只能影響話語所在的話語語境,而與外在世界直接發生關系的是話語語境而非話語。

  事實上,話語語境真正賦予了語境一種本體論的地位。話語語境不需要直接面對主體,我們并不在意主體的精神狀態或者言語目的,話語也不需要直接面對世界,我們不需要分析這些話語所處的社會情境,甚至話語本身的真值性也并不需要先于話語語境存在。無論是話語主體還是世界的相關屬性,都需要在話語語境下來分析。話語語境控制了話語與世界的關系,詞項的指稱意義、知識以及理解都只能在話語語境中獲得和存在。話語語境作為一種具有本體論特征的實在,為一切意向、態度和行為的產生發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成為知識結構和理解模式的一個不可還原的基礎。話語語境實質上具有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本體論地位。

  話語語境的本體地位決定了我們不能單純地去分析命題的語義,因為這樣必須外加附屬條件才能判斷語義的真值;我們也不能單純地分析命題或者陳述的內容,而必須從觸發話語產生的觀察事件出發,去研究產生話語的條件。也就是說,不存在孤立的話語,當然更不存在孤立的命題,命題只是在話語語境下的話語而已。

  話語語境的重點不在于主體所處的環境,而是話語所形成的話語語境。即便是相同表達的話語,在不同的話語語境中也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話語語境具有四個基本特征:

  第一,話語語境是動態變化的。話語語境是由話語組成,隨著話語的不斷產生,話語語境會不斷地延展變化。我們不能把話語語境簡單視為某些話語的固定集合。

  第二,話語語境中的話語分為觸發話語和應答話語兩類。人們交流的話語之間存在觸發和應答關系,相應地,話語語境中的話語也可分為觸發話語和應答話語。這里需要注意兩點:一是話語并不只能是一個句子或者陳述,也可以是一段話或者一個文本;二是單一的話語并不能決定自身在話語語境中是觸發話語還是應答話語,也就是說,觸發話語和應答話語的位置并不是完全不變的。

  第三,話語語境控制(control)話語的產生和理解。此結論是范戴克語境理論在話語語境當中的延伸。話語語境不僅是話語的集合,而且是具有“生命”的集合,“它控制話語產生和理解的過程,從而控制話語結構和話語解釋”(16)。話語語境并不決定某條話語的具體內容,但是產生話語的過程以及對話語的理解受話語語境所控制。(17)

  第四,解釋是話語語境演化和保持穩定的動力。解釋本身是話語語境動態變化的一個推動力,話語語境只有在不斷的解釋過程中才能保持穩定,一旦無法完成這個解釋,話語語境就面臨瓦解完結的危險。觸發話語是話語語境當中需要解釋的一類話語,應答話語則是對觸發話語的解釋。解釋并不是一種完全的主體行為,因為解釋的對象和解釋所需要的理論都是在話語語境當中,所以解釋本身只有在一定話語語境下才有意義。一旦話語語境完成了解釋,解釋活動也就結束了,這樣就避免了以主體為中心的解釋所帶來的“無限回溯”問題。

  (二)話語語境的同一性與演化

  科學理論對現象的解釋類似于話語語境當中觸發話語和應答話語的關系,新出現的待解釋現象就是需要應答的觸發話語,而理論則是能夠提供解釋的應答話語。因此,科學理論和現象作為一種話語共同構成了科學的話語語境。如果已有的理論無法解釋這些新的現象,科學家需要提出新的科學理論來解決這些問題。根據話語語境的特征,這些無法解釋的現象對話語語境的穩定和存在構成了威脅,甚至可能導致整個話語語境的崩潰。

  假設新的理論話語成功解釋了原有話語語境中的現象,那么理論和現象組成的話語集合就和已有話語語境一起形成了新的話語語境。在這個過程中,新的話語語境解釋了原有話語語境的現象。這意味著,對于解釋前后的兩個話語語境而言,必須共享同一種現象,只有這樣,這兩個話語語境才能被視為是同一話語語境的不同階段。當變化前后的話語語境都承認同一個現象時,我們就認為是同一話語語境的變化,此即為話語語境的同一性條件。反之,這兩種話語語境就是不同的。(18)

  根據話語語境同一性條件,我們可以發現,不同階段話語語境所對應的現象是不重疊的,每個現象都是從一個特定階段的話語語境才開始出現的,并且話語語境同一性條件確保了某個現象在演化中一直都是唯一的。

  因此,獲得解釋的現象集合實際上形成了關于外在世界的一個拼圖。(19)隨著科學的話語語境與世界的相互作用,現象拼圖不斷擴大,而我們的知識也以話語的形式“儲存”于話語語境當中。話語語境既是產生知識的場域,同時也是呈現知識的主要形態,主體只有在話語語境中才能獲得、理解和運用知識。話語語境不斷積累更新關于世界的知識,同時也提升了介入社會世界的能力。各學科的知識通過這種方式聯系在一起,這也是社會科學知識結構的重要特征。

  (三)話語語境與外在世界的規范性關聯

  雖然話語語境不再依賴主體,但是在話語語境和世界相互作用過程中,主體既是話語的承載者,也是話語語境和世界相互作用的界面(interface)。世界進入話語語境的方式仍然是主體的經驗,只不過這種經驗不是直接所予的經驗,而是話語語境“探照”外在世界的結果。(20)

  我們以兒童模仿的例子來說明。模仿是兒童早期習得的主要方式之一,這種模仿包含了分辨行為主體的對象和行為自身。我們把被模仿者的動作視為話語d(即兒童和被模仿者之間的交流),兒童模仿的動作視為話語d’,這兩個話語組成了話語語境C[,d]={d,d’}。由于話語語境沒有主體性依賴,所以C[,d]中的d’實際上就是d,{d,d’}和{d,d}其實是同一個話語語境,兩個相同的話語形成了一個最簡單的話語語境C[,d]。由于兩個話語是完全相同的,因而這個話語語境是靜態的、非演化的。這個話語語境證明了兒童知覺到了動作d,但不能證明d’(即d)就是對d的重復,更不能證明兒童“理解”了動作d。

  當兒童把自身的模仿投射回被模仿對象,比如,兒童“要求”被模仿者再做類似的動作時,我們把對d的重復要求視為話語r(d),d和r(d)構成了話語語境C[,r(d)]={d,r(d)}。與C[,d]不同,d為話語語境C[,r(d)]當中的觸發話語,r(d)是對d的應答話語,d和r(d)兩個話語形成了“實質推理”關系:C[,r(d)]形成了關于動作d的一種“重復”規范,作為話語d和r(d)之間的關聯,d構成了話語語境中的一個概念。話語語境C[,r(d)]表明,兒童不僅可以知覺到d,而且可以“認知”到重復的d,概念“d”和“重復”規范在話語語境中得以表達。(21)C[,d]則是一個不包含規范性的話語語境,此時的d處于非概念的狀態,也無法以此說明人與動物的區別。

  話語語境C[,r(d)]具備了關聯世界的規范性,正是C[,r(d)]把作為概念的“d”以及“重復”規范通過主體實踐注入世界當中,被模仿者和兒童都可以接受“重復”d這個規范性要求。規范性不僅體現在話語之間的特定關系,也體現在C[,r(d)]向社會世界輸出了“重復”d這個規范性要求,諸如“S在重復d”等斷言在此話語語境下才獲得了意義。換言之,僅僅是概念d無法作用于外在世界,只有通過話語語境所賦予的某種規范性要求,才能被主體所接受并直接作用于外在世界。反過來,主體在C[,r(d)]下觀察世界是否存在重復的d,甚至對于主體能夠經驗的其他動作,主體也可以觀察其是否存在重復的規范。這些觀察不僅僅是主體的經驗報告,同時也是C[,r(d)]“探照”世界的過程。

  因此,規范性不是對某個對象或者行為的指稱,其本身并不具備特定的內容,而是話語語境中的概念作用于外在世界的一種前提和要求,概念需要通過一種規范形式才能影響外在世界,沒有規范指引的概念也不具備任何的實踐意義。由此,經驗既不是主體被動接受的,也不是主體自發性的隨意發揮,經驗實質上是話語語境對外在世界“探照”的結果,探照的對象正是主體經驗的世界。(22)

  布蘭頓(R.Brandom)認為,一種推理表達,是把還不是概念的隱含的經驗,轉換為(通過話語推論的形式)明確的概念(具有客觀性的概念)。(23)話語語境C[,d]顯現了經驗d,話語語境C[,r(d)]則不僅表達了概念d,而且由d和r(d)之間的觸發一應答關系所形成的“重復”規范把概念d作用于世界,這本身就體現了話語語境中話語之間的實質推理和實踐關系。不同的地方在于,布蘭頓從主體出發,依靠規范性概念“承諾”和“權利”所建構的推理論趨向于一種意義整體論,存在破壞語言交流的可能性。話語語境則直接形成了話語交流和推理的空間,成為意義和推理的一個基本范疇,話語語境的穩定性以及向外在世界輸出的規范性即可作為一種關于話語實踐的評價標準,一個非合理性的規范會對話語語境產生負面作用,并可能導致話語語境的解體和湮滅。不同的話語語境包含了不同的意義和推理模式,話語語境之間的接口正是共同的觀察話語和現象話語,話語語境蘊含了主體認識世界的新范式。

  二、社會科學解釋的話語語境結構

  話語語境并不假定主體認知的穩定性,也沒有假定外在世界的不變性,同時話語語境又通過規范性與世界發生關聯,這些優勢恰好可以作為分析社會科學解釋的理想基質。按照話語語境的定義,我們可以把社會科學理論和待解釋的社會現象視為社會科學話語,這些話語的集合就構成了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24)

  (一)觀察話語和現象話語

  按照話語語境的結構,我們把社會科學話語語境中的觸發話語稱為觀察話語,而觀察話語并不都具備可進行解釋的形式和資質,我們把觀察話語中可以進行解釋的觀察話語稱為現象話語,也就是社會現象,而對現象話語進行解釋的應答話語稱為理論話語,也就是社會科學理論。

  需要說明的是,現象話語和理論話語并不是觀察詞項和理論詞項的翻版,現象話語和理論話語都受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所控制,二者的地位是相對的。

  在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當中,當這些觀察事件能夠觸發社會科學話語語境的解釋程序,意味著觀察事件轉化為了社會現象。其中包含了一個基本條件:觀察事件能夠在話語語境當中得到認同和表征。我們以觀察話語“近幾年大學生就業率下降快”為例,該話語包含了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對社會結構性要素的認同。話語中的“大學生”和“就業”就包含了社會制度中的大學、學歷、教育、工作、失業等一些社會性結構要素。作為社會科學話語語境當中的觀察話語,必須認同這些社會結構性要素。(25)

  第二個層次是對人的同質性要素的認同。話語中的“大學生”構成了一種同質性集合,這個集合中的“大學生”都是一樣的,不用進一步按照其他諸如身高、愛好等因素來區別,“大學生”本身就是這種同質性集合的基本要素。

  第三個層次是對可計算變量的認同。“就業率下降”包含了大學生的就業數量和未就業數量,這些都作為一種可計算變量納入到了話語當中。在實踐中,觀察話語必須包含相應的可計算變量集,才可能獲得表征。因此,觀察話語和現象話語具有同樣的結構性要素,同時現象話語還包含了可計算變量集。下面我們將論證,結構性要素和可計算變量集可以使得社會現象擺脫不可重復性等問題。

  其一,關于觀察視角的問題。由于觀察事件受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所控制,其觀察事件的可能范圍被限制在話語語境當中。無論什么視角,無論是否觀察到就業率下降這個變化,觀察事件所在的話語語境必須認同社會結構性要素。否則,這個觀察事件就不屬于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比如,在需要多人協同的體育比賽中,教練或參賽隊員都有自己的視角,通過話語語境中形成的詞項“戰術”,每個參與者都能夠照此話語來執行特定戰術。關鍵在于,話語語境本身并不需要假設主體認知的同一性,話語語境關注的重點是主體之間的話語交流。孤立的觀察事件會在話語語境的變化中湮滅,保留下的觀察事件,其視角本身就體現了話語語境的觀察方向。

  其二,關于情境無法完整再現的問題。一方面,對社會現象的觀察不同于對自然現象的觀察。自然科學中的觀察既包括對象的位置、形態或者顏色等與人類感知直接相關的要素,還包括一些通過設備儀器所測量的對象相關屬性的變化。如果簡單地將這種觀察等同于社會現象的觀察,那么社會現象必然是不可觀察的。(26)另一方面,社會現象本身的可重復性是有條件的。社會結構性要素和可計算變量集確保了社會現象在話語語境中的穩定,這種穩定不受個體記憶和人員更迭的影響。因此,社會現象的本質是一種話語,其存在方式是社會科學話語語境下需要解釋的現象話語,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同樣遵循話語語境中理論解釋現象的演化方式。

  (二)語境化行動與社會科學解釋

  人們的各種行為造成了社會世界不斷變化,并與社會科學話語語境不斷發生作用,由此產生了需要解釋的社會現象,解釋的結果是人們對這些現象獲得了某種理解。由于“人類生物不僅僅是行為。他們行動,并且他們的行動會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語境下,隨著對其重要性的理解而出現。人類行動被賦予了意義,并且除非人們能夠獲得這種意義,否則人們可能無法恰當理解它”(27)。因此,行動以及行動的意義是社會科學解釋的關鍵要素。

  人的行為屬于外在于話語語境的世界,沒有話語語境,人的行為無法形成具有意義的行動。“我們不僅解釋自己的行動,而且也解釋那些與我們交互的人的行動。”(28)正是話語語境的存在,確保了行動的可理解性。無論行動的具體意義是什么,必須在話語語境中才能得以顯現,正是行動引起了話語語境下的觀察和現象。因此,在社會科學中,人的行動是依賴于話語語境的,是一種語境化的行動。

  比如,當我們面對街上行走的人時,“正常行走”這種行為本身無法觸發我們日常的話語語境,但是如果一個人在人群中突然逆向奔跑,這種行為就會很容易形成觸發話語“這個人為什么要逆向奔跑?”此時,相對于日常的話語語境而言,“逆向奔跑”這個行為就變成了話語語境下的行動,進而形成了話語語境下的觀察話語。

  因此,社會現象必定是包含語境化行動的話語,而不是包含行為的話語。行為的集合只代表了外在世界,并不代表社會世界。行動只有在話語語境下才能獲得意義,一定話語語境下的行為才是行動。個體組成社會并不等于個體行為的集合構成了社會,而是個體在一定話語語境下的行動集合構成關于“社會”的相關話語。反之,社會也會影響個體的行動,而不是行為,這種影響也是以話語語境為中介。

  實際上,話語語境限定了所有的可能行動。實踐中的人以及人的所有行為被拆解并折射為各種話語語境下的行動集,只有在話語語境中,人的行為才能成為行動并獲得相應的意義。

  社會科學解釋不僅要包含人的語境化行動,而且還確定了代表語境化行動的變量集合,我們把這種變量集合稱為可計算行動變量集。于是,社會科學的理論話語就包含了結構性要素、可計算變量集和可計算行動變量集。從解釋包含的變量屬性看,是否包含了可計算行動變量集,可作為社會科學解釋和自然科學解釋區別的重要標準。至此,我們可以構建一個社會科學解釋的話語語境模型,其要點如下:

  (1)社會科學理論和社會現象(包含觀察話語)構成了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二者都是該話語語境中的話語;(2)同話語語境中應答話語和觸發話語關系一樣,社會科學解釋是理論話語對社會現象的“應答”;(3)表征后的觀察話語才能成為具備解釋資質的現象話語;(4)社會科學理論包含可計算行動變量集;(5)社會科學解釋的過程是,社會科學理論以社會結構性要素、可計算變量集和可計算行動變量集三個變量作為輸入,對社會現象進行可計算重構,確立社會結構性要素和可計算行動變量集之間的邏輯關系,同時也論證了可計算行動變量在該話語語境下的合理性;(6)新的理論和社會現象作為話語進入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中,社會結構性要素和可計算變量集進行更新,話語語境完成演化。

  另外,社會科學解釋雖然是從觀察話語到現象話語再到理論話語的過程,但也存在從理論到現象的過程,即我們通常所說的預測,這實際上是話語語境自身變化而產生現象話語的過程。預測的現象并不是屬于外在世界,其本質還是話語語境中的現象話語,是話語語境變化后由理論所得到一種已經獲得解釋的現象,只不過這種現象話語不是由觀察事件轉化而來,而是通過現象話語去尋找符合現象的觀察事件。正如布蘭頓在談到“冥王星”的發現時所說,“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發現的東西可以變為我們以其他方式發現的東西”(29)。

  同時,預測的現象并不是人的行為的結果,而是人的語境化行動的結果。一個社會科學理論定義了人的語境化行動,在此基礎上得到的是行動的結果,我們也是在同一話語語境下來觀察這些結果。或者說,這些結果本身必須在一定話語語境下才能去檢驗。一般的語境化行動與行為并不是等同的,如果我們把社會世界中人的行為結果作為對社會科學理論預測的一種檢驗,其本身就是錯誤的。

  三、話語語境對社會世界的規范性作用

  在話語語境中,主體不再是主導地位,而是話語語境和社會世界的界面和直接作用的物質載體,是“通過規范性而獲得自由的行動者”。(30)主體只能在接受具有規范性特征的話語條件下才能形成有效的行動,主體社會實踐的規范性來源于話語語境的規范性,(31)話語語境和社會世界以主體具有規范性的行動實現了關聯。而社會科學解釋把科學規范性與社會規范性相結合,不僅對理論事實進行確證,同時也通過解釋將理論概念綁定在“規范性之船”之上,向社會世界輸出了規范性,這點正是社會科學解釋力的來源所在。

  (一)社會科學解釋的規范性特征

  社會科學解釋中的結構性要素并不是社會世界在系統意義上的結構,而是社會科學話語實踐中各個概念背后蘊含的結構性要素,(32)是社會科學話語之間關系的基礎。如果沒有結構性要素或者是不同的結構性要素,“大學生”與“就業”在觀察話語中就失去了它們的意義。觀察話語必須具備和社會科學話語語境相同的結構性要素,只有滿足這種規范性的話語才能進入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

  由于觀察話語并不全部具備可解釋的資質,通過科學表征(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觀察話語中的一部分才能成為真正的待解釋的社會現象。科學表征是科學家進行科學實踐活動的一個必備條件,是公共的且與其所嵌入的實踐密切相關,公共本質是表征關系的組成部分,博斯奇(B.Boesch)把這種公共本質稱為“許可(licensing)”。(33)話語語境構成了科學話語交流的“許可”空間,在話語語境中,科學表征將觀察話語轉化為符合科學解釋規范的現象話語,為理論對現象的解釋重構提供了可計算變量,是對觀察話語的一種規范化。(34)

  這種規范并不是簡單的形式化表達,很多時候需要復雜的模型來實現。特別是在社會科學中,表征的同時也可能獲得一種解釋性,這得益于“模型表現出某種結構依賴性。模型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將系統的各個部分集成在一起,并以一種可以解釋系統行為的方式將它們組合在一起”(35)。因此,社會結構性要素代表了社會科學解釋的社會規范因素,可計算變量集則代表了社會科學解釋的科學規范因素,兩類因素確保了觀察話語、現象話語到理論話語始終處于同一規范性的話語語境空間中,社會現象由此獲得了社會科學解釋的“資格”。可計算行動變量集則體現了特定話語語境下行動的規范性,社會科學解釋重建了主體可計算行動變量集與可計算變量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就建立了規范性和描述性之間的關系。我們無法脫離規范性來描述社會現象,社會現象是社會科學話語語境規范性的條件反射,包含了一種潛在的規范性。社會科學解釋揭示了社會現象規范性的來源,社會科學理論對社會現象的解釋,或者說社會現象對社會科學理論的確證實質上是一種包含規范性特征的確證。

  (二)話語語境的規范性輸出與社會科學解釋力

  如果我們僅僅以規律的適用性為標準,不僅會降低社會科學解釋的范圍以及合理性,而且會把主體行動的意義排除在了解釋空間之外。實際上,自然科學的標準只能體現理論和現象之間的一種科學規范,沒有體現二者之間所蘊含的社會規范。物理學定律描述了自然世界的運行規則,這些規則是主體行動的一種因果證據,而不是主體行動的規范,“真正迫使我們去做某事的并不是法則,而是我們對法則的承認”(36)。社會科學解釋建立的是概念到行動規范的聯系。

  社會世界的組成是人,社會世界的運行是基于人的具有規范性的行動的總體。指導主體行動的不是規律,而是話語語境所形成的規范性,只有通過規范性,主體才能獲得行動所需要的概念并將其轉化為社會實踐。社會科學解釋形成的是具有合理性的行動規范,這種規范性不是一種強制性的規則,而是一種獲得理解的規范。

  解釋是對導致現象的根本因素(underlying factors)的充分描述,(37)社會現象背后的根本因素是人的規范性,理論解釋現象的結果是在話語語境中獲得主體對社會現象背后規范性的理解,同時也是對理論所包含的行動規范性的認同,使得話語語境對社會世界的規范性輸出成為可能。這種規范性是人的行動指導,也是話語語境對社會世界的直接作用。社會科學解釋會生成新的概念,這些概念不僅能夠表達新的規范,也是不同話語之間可能推理的橋梁,從而增加了話語語境的解釋空間。

  一個具有好的解釋力的社會科學解釋不僅要滿足科學規范,更重要的是向社會世界輸出有效的規范,為人的行動提供一種可理解性。社會科學解釋的地方性特征并不能作為否定其科學解釋地位的問題,關鍵是看這些地方性的解釋是否蘊含了一般意義上的規范。即便一些社會科學解釋只適用于部分特定時空的社會,但是這些解釋恰恰證明了其中所蘊含規范的合理性。換言之,規范的普遍性不能證明規范的合理性,否則規范的普遍性要求會導致規范意義的無限擴大和規范類型的減少,社會科學將像物理學一樣追求一種單一的終極理論并由此面臨終結的危險。社會科學解釋并不只是像對自然現象的確證一樣尋找關于規范性的一種最大范圍的普遍性,而是確證這種規范性的存在性和合理性。

  比如,市場是一種規范,這種規范在經濟學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經濟學不僅解釋了市場具備資源配置效率,而且向社會世界輸出了諸如交易成本和制度效率等新的概念和市場規范,成本概念從生產環節擴張到交易環節,人們不僅理解了市場規范,也獲得了新的關于市場行動的規范,這些概念和規范也可應用于其他時空和領域。單純的規律只能向社會世界輸出自然科學的規范,即描述自然世界的規則,從這些規則無法導出關于人的規范性。我們不應該只糾結于社會科學解釋是否提供了一般意義上的規律或者機制,而應該考察規律或者機制背后規范性的合理性。

  因此,社會科學解釋涉及的是社會科學話語語境和社會世界的雙向聯系,理論對社會現象的解釋確證了現象背后規范性的合理性,體現了社會世界對話語語境的規范性作用,完成解釋的話語語境則將新的行動規范輸出到社會世界,體現了話語語境對社會世界的規范性作用。社會科學的解釋力本質體現在解釋社會現象的同時向社會世界輸出了合理的規范性。

  四、話語語境模型的意義

  在以主體為核心線索的哲學中,塞拉斯(W.Sellars)批判了“所予神話”,否定了基礎主義知識論中聲稱的經驗基礎;對于主體間性問題,如果觀察是主體所受到的刺激,會導致翻譯不確定性的問題:奎因(W.V.Quine)的“Gavagai”例子中,相同的視覺光線“根本無法確保土著和語言學家具有相同的理論”。(38)相同的刺激并不等同于相同的觀察,同樣的物理刺激可能會導致不同的觀察事件,這條認識論進路不僅難以彌合主體與世界的裂痕,似乎也使得主體間性問題走進了死胡同。

  話語語境模型首先解決的是話語語境和外在世界的關系問題,而后解決作為界面的主體是如何完成話語語境和世界之間關聯的問題。觀察并不等同于對個體的簡單刺激,而是話語語境和外在世界相互作用的結果,話語語境本身就包含了觀察一致性。對觀察話語的解釋產生了新的話語并引起了話語語境的延展變化,此后話語語境又會產生新的待解釋現象。因此,認識的過程即是話語語境下的觀察和解釋過程,主體的認識必定是依賴于話語語境的。話語語境表明了理解的主體間性和與世界關聯所需的規范性,不用再糾結于語言學家和土著看到的“Gavagai”是否是一致的問題。通過話語語境模型,我們能夠重新審視社會科學哲學的一些重要問題。

  1.關于社會實在論和反實在論之爭。實在論主張知識是外部世界的映像,但是一種社會科學理論可能既不是某個世界的映像,也不是對已存世界的表征。反實在論則認為,不可觀察的物體不能認為是實在的。塞拉斯指出,反實在論者所犯的錯誤是“可觀察的事物和理論上假設的實體之間存在本體論上的差異”,二者實際上只是方法論或認識論上的差異,“理論實體只是以某種特定方式被認知的事物”,(39)這種特定方式即是特定的話語語境。話語語境模型表明,社會科學理論中的詞項離開話語語境就不再有任何指稱意義,真正不變的是隨話語語境演化不斷產生的各種社會現象,這些獲得解釋的現象集合構成了關于社會世界的拼圖。

  2.關于真理符合論和真理融貫論之爭。對于真理符合論而言,我們不能簡單地用符合論來界定社會科學理論的對錯,畢竟很多社會科學理論只是在特定時空下才成立。而對于真理融貫論而言,之所以理論之間的矛盾對類似物理學這樣的自然科學而言是一個根本問題,原因在于所有的物理現象都是在同一個恒定的物理世界之中。但真理融貫論本身只是體現了自然科學的一種要求,并不能涵蓋社會科學。話語語境模型中,理論的融貫性并不是社會科學的根本問題,各類理論所提供的規范性在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中是可以共存的。這些理論促進了社會科學話語語境的演化和穩定,也向社會世界輸出了規范,這本身即體現了社會科學理論的真理性。

  3.關于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對于個體來說,并不存在純粹的私有意義和私有話語,個體所指向的意義必須在話語語境中才可能表達,而話語語境本身是話語的集合,并不需要假定公共屬性,這樣就可能為解釋意義是私有的還是共有的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同時,社會世界能否還原為個體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偽問題,因為與社會世界直接發生關系的是話語語境而不是個體,社會世界只有通過話語語境才能影響個體的行動,這即是話語語境對社會塑造個體還是個體形成社會這個社會科學核心爭論的回答。

  4.關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關系問題。面對外在世界,不同的話語語境會折射出不同的話語體系,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都是一種話語語境。不同的是,自然科學話語語境變化所產生的新現象不會和原有現象產生沖突,自然現象保持了恒定和統一,現象的統一性要求自然科學理論也應具有統一性。對于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現象是人的行動的結果,理論解釋現象的同時也會引起社會世界的變化,這種結果并不要求社會科學理論具有統一性。雖然二者存在差異,但是社會科學話語語境的結構以及演化過程和自然科學是相似的,二者都具有“理論一現象”解釋結構。不僅如此,從介入的科學實踐是形成有效知識前提的觀點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都是通過話語語境來實現對外在世界的介入,雖然二者在介入世界的方式上存在差異,但社會科學同樣是我們科學認識社會世界的方式和結果。

  5.關于科學預測與社會科學理論地位的問題。精確預測的前提是外在世界的恒定性,如果自然科學理論預測成功,那么這個理論就具有了解釋現象的優先地位。如果原有理論和已然預測成功的新理論不相容,就會形成新的問題和現象。社會科學與此不同,已有關于社會世界的知識不會完全決定未來的世界,社會科學理論成功解釋過去并不代表也能成功預測未來,這種解釋背后體現了存在的規范性。社會科學也并不是處于任意發展的狀態,雖然理論可以出現沖突,但是同一個話語語境下的理論之間仍然會表現出連續性和對偶性。

  6.關于社會科學解釋和闡釋的關系問題。闡釋“是人類相互理解與交流的需要”,(40)闡釋的話語同樣構成了一種話語語境,體現了闡釋的公共屬性。主體在闡釋中可以發現新的意義,也能在闡釋的話語語境中獲得新的理解。如果沒有闡釋,理性計算就可能成為指導和評價人類行動的唯一標準。行動的意義不僅是效率或者效用的函數,也包含了主體的自我理解。因此,闡釋不僅體現了作為話語語境和世界關聯主體的能動性,給社會科學解釋提供了更多合理性選項,而且也促進了社會科學以及社會世界不斷發展進步。

 

  注釋:

  ①Richard J.Bernstein,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8,p.24.

  ②參見Nancy Cartwright,"The Limits of Causal Order,from Economics to Physics," in Uskali Mki,ed.,Fact and Fiction in Economics:Models,Re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40.

  ③參見Robert Bishop,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7,p.320.

  ④Jon Elster,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36.

  ⑤參見Johannes Persson,"Mechanistic Explanation in Social Contexts:Elster and the Problem of Local Scientific Growth," Social Epistemology,vol.26,no.1,2012,pp.105-114.

  ⑥參見Tudor M.Baetu,"From Interventions to Mechanistic Explanations," Synthese,vol.193,no.10,2016,pp.3311-3327.

  ⑦因為社會本身是我們分析的對象,在構建理論之初使用極易造成概念混亂或者循環論證,所以本文中的“社會世界”指的是“人的世界”。

  ⑧語境(context)是一個多學科的詞匯,具有多重含義。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出了情景語境、文化語境和社會語境;施拉格爾(H.Schlagel)的語境實在論(contextual realism)認為“所有的經驗和知識都是相對于各種語境的”,參見Richard H.Schlagel,Contextual Realism:A Meta-Physical Framework for Moder Science,New York:Paragon House Publishers,1986,Preface,p.xxxi.西爾克(A.Silk)的話語語境主義(discourse contextualism)主要討論一些沒有明確標準的模糊詞語如何完成推理和交流,他使用了“話語語境”一詞,但其含義仍舊是指特定話語的上下文背景,參見A.Silk,Discourse Contextualism:A Framework for Contextualist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41.范戴克的語境理論突出了話語、語境與社會情境(social situation)的關系,提出了“語境控制話語的產生和理解”的觀點,參見T.A.van Dijk,Discourse and Context: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7.在分析主體與社會世界的關系時,這些語境所強調的社會或者背景因素會造成循環論證。為此,本文把話語語境定義為特定話語的集合,不與主體性直接發生關系。

  ⑨此“模型”類似于語義模型等哲學意義上所持含義,而非具體科學模型之意。

  ⑩R.Trigg,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2001,p.23.

  (11)擺脫主體性依賴并不是徹底拋棄主體,我們的目的是避免“主體”概念一開始就介入進主體與世界的分析中,因為這樣可能導致“認識、理解、認知同一性”等事關主體與世界關系的核心詞匯的意義已經被預置于主體概念當中,從而導致循環論證。

  (12)參見N.Fairclough,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3,p.63.

  (13)塞爾:《社會實在的建構》,李步樓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頁。

  (14)T.A.van Dijk,Discourse and Context: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Preface,p.ix.

  (15)范戴克認為,社會情境包含了說話者性別、種族、年齡和地位等相關要素,而語境就是對這種情境的主觀定義,是參與者自己定義的與社會情境相關的東西。參見T.A.van Dijk,Society and Discourse: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4-5.

  (16)T.A.van Dijk,Discourse and Context: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p.17.

  (17)在話語語境當中,理解代表了話語語境的一種穩定狀態。認識則代表了話語語境、外在世界和作為二者界面的主體之間的關系,主體可以感知到話語語境和外在世界的變化,并將這些變化轉化為話語語境中的話語,這點與理解是不同的。

  (18)并不是所有的話語語境都具有類似的結構和演化方式。比如,宗教的話語語境就不是按照“理論話語—現象話語”的方式來演化的。

  (19)不同于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并不是對社會現實的建構,理論對現象的可計算重構是在話語語境下完成的,話語語境就像是一個粒子發射器,理論和現象是粒子,話語語境通過這些“粒子”轟擊社會世界,從而得到了現象拼圖,而不是對世界的復寫。

  (20)這個觀點并不否認主體的能動性,主體并不是話語語境的傀儡。相反,所有的話語語境都是主體創造的,話語和話語語境都是主體能動性的體現。

  (21)這里并不要求主體(比如被模仿者)事先能夠理解d和“重復”。假設一個機器人做了一個動作后停止,兒童看到后要求機器人重復動作d,對于兒童而言,d和r(d)都是一種話語,同樣形成了話語語境C[,r(d)]。

  (22)經驗直接所予的d和C[,d]中的d是有區別的。在沒有C[,d]時,d只是主體經驗世界的直接所予的一部分,但是這部分無法從主體的經驗中剝離,也無法顯現主體經驗的內容。在話語語境C[,d]下,d是“可見的”,通過話語語境對外在世界的直接“探照”,經驗顯現出了內容。

  (23)劉鋼:《真理的話語理論基礎:從達米特、布蘭頓到哈貝馬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1頁。

  (24)按照話語語境的定義,我們可以進一步研究具體社會科學學科的話語語境,比如,社會學話語語境、經濟學話語語境等。

  (25)這里的話語結構性要素類似于塞爾(J.R.Searle)的看不見的“社會實在的結構”,但本文中這種結構性要素只是話語語境的一部分,并不作為論證社會實在的基礎。

  (26)自然科學中也存在不可重復的現象,比如天文觀測中的一些現象是無法重復的,但是這些現象并不是由觀察視角引起的,這種不可重復的現象并不影響自然世界的恒定性。

  (27)R.Trigg,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p.47.

  (28)Richard J.Bernstein,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p.145.

  (29)羅伯特·布蘭頓:《在理由空間之內——推論主義、規范實用主義和元語言表達主義》,孫寧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8頁。

  (30)韓東暉:《人是規范性的動物——一種規范性哲學的說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31)這點在自然科學領域同樣適用。自然科學家在進行實驗時嚴格遵守實驗中的一些規范,這些規范來源于自然科學的話語語境,自然科學理論不僅是對世界的一種描述,同時也是介入世界的規范。

  (32)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社會實踐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結構”,而是體現著“結構性特征”,“作為時空在場的結構只是具體落實于這類實踐,并作為記憶痕跡,引導著具有認知能力的人類行動者的行為”。參見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綱要》,李康、李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6頁。在話語語境中,結構不再需要依賴主體記憶,而是話語語境的持存性確保了結構的可理解性。

  (33)參見B.Boesch,"There Is a Special Problem of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84,no.5,2017,pp.970-981.

  (34)比如,我們用一個小球表征電子,電子具備小球的質量、速度等可計算變量,同時還包括電量這些不屬于小球的可計算變量。話語語境的作用在于確定表征和被表征對象可計算變量集之間的關系,即用于表征電子的小球在特定話語語境下呈現出的可計算變量集被包含在了被表征對象電子的可計算變量集之中。

  (35)M.Morrison,"Models as Autonomous Agents," in M.S.Morgan and M.Morrison,eds.,Models as Mediato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63.

  (36)劉鋼:《真理的話語理論基礎:從達米特、布蘭頓到哈貝馬斯》,第252頁。

  (37)參見Nathalie Bulle,"Under What Conditions Can Formal Models of Social Action Claim Explanatory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3,no.1,2009,pp.47-64.

  (38)參見R.Trigg,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p.11.

  (39)羅伯特·布蘭頓:《在理由空間之內——推論主義、規范實用主義和元語言表達主義》,第77頁。

  (40)張江:《公共闡釋論綱》,《學術研究》2017年第6期。

 

作者簡介

姓名:殷杰 孟輝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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