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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權力與方法:論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 ——兼論歷史唯物主義的若干命題
2020年10月06日 14:4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作者:陳廣思 字號
2020年10月06日 14:4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作者:陳廣思

內容摘要:馬克思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概念具有兩重重要的規定:在抽象形式上它由特定的生產要素以結構的方式組合而成(要素結構);在歷史內容上它蘊含著用以支配直接勞動者的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它們在不同所有制中的作用和相互關系不同(權力結構)。所有制的雙重結構蘊含著一種重要的方法論,在解釋所有制的過渡問題時,它避免了對馬克思的結構性分析法的抽象運用,能夠借助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的多重辯證組合來解釋所有制的歷史轉換;揭示歷史唯物主義若干基本命題在解釋不同歷史過程時的具體性和在適用條件上的特殊性,發揮歷史唯物主義固有的理論優勢。這些內容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啟示性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理解和運用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馬克思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概念具有兩重重要的規定:在抽象形式上它由特定的生產要素以結構的方式組合而成(要素結構);在歷史內容上它蘊含著用以支配直接勞動者的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它們在不同所有制中的作用和相互關系不同(權力結構)。所有制的雙重結構蘊含著一種重要的方法論,在解釋所有制的過渡問題時,它避免了對馬克思的結構性分析法的抽象運用,能夠借助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的多重辯證組合來解釋所有制的歷史轉換;揭示歷史唯物主義若干基本命題在解釋不同歷史過程時的具體性和在適用條件上的特殊性,發揮歷史唯物主義固有的理論優勢。這些內容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啟示性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理解和運用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

  關鍵詞:所有制;結構;經濟支配權力;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

  作者簡介:陳廣思,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后。

 

  所有制(Eigentum)①是馬克思思想中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但是,它在馬克思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哲學內涵卻一直沒有得到充分闡述,目前人們還很少將它當作一個哲學范疇來對待。我們在這里從哲學的角度出發關注馬克思所有制概念這樣一些內容:它從構成要素和所利用的社會權力的角度呈現出來的雙重結構,以及這雙重結構對于理解社會歷史的運動和變遷、反思歷史唯物主義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馬克思說:“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蔽著的基礎。”②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關系涉及所有制問題,馬克思這段話反映了所有制關系對于理解社會存在的重要性。但要通過所有制關系來發現一種社會結構“最隱蔽的秘密”或“隱蔽著的基礎”,不僅需要政治經濟學視閾,同時也還需要哲學視閾。

  一、馬克思所有制概念的要素結構

  在抽象形式上,馬克思所說的所有制概念由幾種特定的生產要素組合而成。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和恩格斯認為:“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因而產生了所有制”。③“分工從最初起就包含著勞動條件——勞動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著積累起來的資本在各個所有者之間的劈分,從而也包含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種不同的形式。”④這是從分工的角度來理解的所有制概念,從中可以看到,所有制涉及勞動本身、勞動產品、勞動工具和勞動材料的分配。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認為:所有制“最初無非意味著這樣一種關系:人把他的生產的自然條件看做是屬于他的、看做是自己的、看做是與他自身的存在一起產生的前提”。⑤“所有制最初……意味著,勞動的(進行生產的)主體(或再生產自身的主體)把自己的生產或再生產的條件看做是自己的東西這樣一種關系。因此,它也將依照這種生產的條件而具有種種不同的形式。”⑥德語Eigentum的詞根eigen含義有“自己的”意思,Eigentum的本義就是將某物視為屬于自己的東西。所以馬克思在這里把所有制的最初含義理解為勞動者把全部的勞動條件視為屬于自己的東西。與這種最初含義相對應的是原始共同體的所有制形式。在《資本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中,馬克思認為,奴隸制和農奴制的出現使勞動者本身被列為由他人掌握的生產條件之一,破壞了一切共同體的原始形式,也破壞了所有制的原初含義,使所有制不再意味著親身勞動的個人對勞動客觀條件的關系,奴隸制和農奴制也因此成為所有制的派生形式。⑦

  人類勞動得以實現的具體條件雖然在歷史過程中千變萬化,但是在馬克思的理解中,存在幾種最為基本的因素。他認為:“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⑧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是馬克思思想的基本概念,無須多說。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將勞動力當作與勞動者相脫離的一個獨立要素提出來,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將勞動者和他的勞動力分離開來,如馬克思說:“對資本來說,工人不是生產條件,而只有勞動才是生產條件。……而且資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勞動,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過交換來占有。”⑨在資本主義所有制中,雖然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勞動者是自己的勞動力的所有者,但實質卻并非如此。資本不僅將直接勞動者整個人身置于自己的監督和支配之下,而且還發展出特殊的生產方式“從本質上控制并改變了勞動”,使工人的勞動能力成為總體生產機構某一部分的簡單職能。⑩因此,工人并不能成為自己的勞動力實質的所有者。這樣,在其他所有制形式中勞動者與勞動力的原始同一性在資本主義所有制中就被否定了。為了表達這一點,在其他的所有制中我們也需要把勞動者和勞動力當作在概念上可以分離的要素來對待。總之,在馬克思思想中,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力是構成社會生產最為基本的幾個要素。

  從純粹形式的角度來看,不同的所有制表現為上述要素的不同的結合方式,我們可以從個體的直接勞動者的角度出發對之進行展示,具體如下表“要素結構”部分所示。

  通過列出各種所有制的要素的安排情況,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所有制概念的一個重要規定:結構。結構概念起源于索緒爾的語言觀,他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通過闡述語言的“系統”概念闡述了后來人們所說的“結構”的若干特征,例如系統是由具有不同功能的要素結合而成,每一個要素的價值都只有在由這些要素共同形成的系統中才能獲得,系統先于要素;系統是共時性的,歷時性的事件只影響到特定要素,但沒有改變系統的傾向;一個系統向另一個系統的過渡不是系統的直接改變,而是要素的結合關系的改變;等等。(11)索緒爾的這些觀點通過后人的發展,最終引起結構主義思潮。但在本文,我們不僅不想闡述一種“結構主義”的馬克思所有制思想,而且認為簡單地根據索緒爾的結構概念來理解馬克思思想會不可避免地產生嚴重的問題。不過我們首先尋求相同之處,結合索緒爾的觀點來發現馬克思所有制概念的結構特征。

  首先,不同的所有制表現為同一些要素的不同結合形式。這一點已經非常明確地體現在上述圖表中。每一種所有制的要素結合關系都不一樣,這種區別有時也會通過直接勞動者與諸生產要素相接觸的中介條件——原始共同體、行會制度、自由人聯合體等——的區別體現出來。例如在公共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和共產主義個人所有制中,這種中介條件不同,它們的結構形式也就不同。這表明所有制的要素結構已經含有權力的因素,因為如原始共同體和行會制度等本身就包含著對直接勞動者的支配權力。這一點在后文將會有具體的討論。

  其次,同一些要素的不同結合形式所產生的結構是彼此具有質的區別的結構。這一點是上述第一點內容的延伸。例如,公共土地所有制作為公有制,與作為私有制的小土地所有制存在概念上的對立關系,作為所有制的原始形式與作為所有制的派生形式的奴隸制和農奴制也有質的區別。它甚至與手工業勞動的所有制形式也存在對立的關系,因為在公共土地所有制中,生產條件(土地)只是勞動的前提,但不是勞動的結果,而在手工業勞動中,生產條件(工具)已經是勞動的結果。(12)資本主義所有制與其他幾種所有制形式也存在不同的對立關系,它作為一種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純粹私有制形式,與公共土地所有制相對立,與以勞動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小土地所有制也相對立,與作為對私有制的積極揚棄的共產主義社會所有制同樣對立。

  最后,一種所有制的要素結構反映了一個社會在特定的生產力和各種歷史條件的制約下社會資源特定的配置方式,只要這些制約因素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那么這種所有制、從而這種社會形態就始終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形式。我們可以根據所有制的形式來劃分不同的歷史時期,馬克思就曾說:“凡要進行生產,它們(指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引者注)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13)據此,一個基本的歷史分期就是:以公共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是原始社會,以奴隸主個人所有制為基礎的是古代社會,中世紀西歐以農奴制和城市行會所有制為基礎的是封建社會,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則是資本主義社會,以自由人聯合體的個人所有制為基礎的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一個社會形態除了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外,還往往會同時并存著其他一些所有制形式。例如在西歐,小土地所有制和小手工業勞動在或大或小程度上幾乎遍及每一個歷史時期。

  除此之外,在所有制之間的過渡中,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還會表現出幾點重要的結構性特征,我們在本文第三部分將會具體討論。總之,要素結構是馬克思所有制概念的一個重要規定,是我們把握他的所有制思想的重要視角。但僅憑這個視角,我們還不足以深入地把握他對所有制的理解。在這部分,關于要素結構的某些內容之所以不能具體討論,主要是因為要素結構不是獨立的,它與馬克思所有制概念的另一種結構——權力結構——交織在一起,因此必須結合后一種結構才能得到充分的闡述。

  二、馬克思所有制概念的權力結構

  在上述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大多數的所有制形式中,個體勞動者都不是生產資料直接的和充分的所有者,他們在生產資料的壟斷者(共同體、各種社會利益集團或資本家個人等)的支配下進行生產勞動。這里存在明顯的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關系。在除了共產主義所有制之外的各種所有制形式中,社會生產資料的分配從來都沒有達到使個人之間的社會權力實現均衡的程度,個人在支配他人與被他人支配的權力關系方面是不對稱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認為所有制產生于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分配,并認同現代經濟學家對所有制這樣一種定義:“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14)這實質是認為所有制就其概念而言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資料分配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社會權力的不均衡,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關系是所有制概念的內在規定。(15)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魯里亞的神權政治首領,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16)這段話從現實歷史的角度說明了由社會生產資料的不均衡分配所導致的社會上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的情況,表明歷史中各種所有制形式均存在著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關系。

  每一種所有制為了支配直接勞動者所利用的社會權力都不是單一的,它有多種構成成分。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所說的“經濟強制和超經濟強制”原則,我們可以將這些權力形式歸結為兩類: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馬克思在討論到勞動地租時,針對作為農奴的直接勞動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擁有生產資料(土地)和獨立經營農村家庭工業的情況,說:“在這些條件下,要從小農身上為名義上的地主榨取剩余勞動,只能通過超經濟的強制而不管這種強制采取什么形式。”(17)在討論到產品地租時說:“產品地租和先前的形式的區別在于,剩余勞動已不再在它的自然形態上,從而也不再在地主或地主代表者的直接監督和強制下進行。驅使直接生產者的,已經是各種關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強制,是法律的規定,而不是鞭子,他已經不得不自己負責來進行這種剩余勞動了。”(18)對直接勞動者超經濟的人身強制雖然在這里消失了,但是超經濟支配仍然明顯存在。結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內容來看,上述引文所蘊含的經濟強制和超經濟強制的內容,包含著兩種支配權力:一是經濟上的支配權力,生產資料壟斷者通過為直接勞動者提供一定的生產資料,促使他們進行某種形式的社會生產,從而實現對他們的支配;二是超經濟的支配權力,當支配者借助血緣關系、政治、軍事、法律、宗教、民族、國家或乃至于傳統、習俗和其他種種意識形態等因素促使直接勞動者——無論他們是否擁有或擁有多少生產資料——實現某種形式的社會生產時,這些支配因素就是超經濟性質的。借用休謨—康德哲學的兩個術語來說,一種所有制的經濟支配權力對這種所有制來說是“分析性”的,因為我們能夠在它的要素結構中直接看到生產資料的分配情況;而超經濟支配權力則是“綜合性”的,因為一種所有制具體能夠利用哪些超經濟因素來支配直接勞動者,這必須綜合具體的歷史條件才能確定。對一個人的超經濟支配既可能是強迫他服兵役,也可能是強迫他進行家庭服務或其他役務。在這里,我們只談論這樣一種超經濟支配權力,它與經濟支配權力一樣,直接的目的是促使直接勞動者進行某種形式的社會生產。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目的往往包含著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實現特定的社會統治和管理。在一個社會中,統治階級有多種統治人民的方式,但規定人們按某種所有制形式進行社會生產、從而不斷地再生產出這種所有制以及相應的社會關系,是最為主要的一種方式,甚至是實行政治統治的前提,例如佩里·安德森就發現,在古羅馬“對大規模農村奴隸勞動生產力的成功組織,是對西部和北部腹地實行長久的征服和殖民統治的前提條件。”(19)另一方面,這種目的還往往包含著經濟性的內容,即支配者為了純粹經濟利益或個人享受而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布洛赫的研究表明,經濟方面的內容是中世紀西歐各種保護關系——包括附庸關系和其他關系——一開始就包含著的內容,領主通過他的附庸們來控制財產。(20)當然,一種社會統治往往同時包含著統治階級對社會剩余產品的侵占,在社會生產方面對直接勞動者的支配往往是一舉兩得的。

  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并不直接就是馬克思的“經濟強制和超經濟強制”,我們將“強制”改說成“支配”——并非所有的支配關系都是人身強制關系——就表明了這一點。那種以暴力挾持人身的方式強迫直接勞動者到領地上進行無償勞動的超經濟強制,是封建農奴制特有的范疇。(21)在其他所有制中所存在的對直接勞動者的超經濟支配,都不以這種暴力強制為主要形式。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中(除了未來社會),一個社會中生產資料所有者僅憑他的經濟支配權力都不足以支配勞動者,讓他們按規定進行社會生產。或大或小程度的私有財產、小土地所有制和小手工業在各種社會形態中的普遍存在,就總是在破壞這些經濟權力的支配力度;在極端的情況中,那些一無所有的人在沒有強大的社會壓迫機制的強制下,很有可能寧愿選擇流浪、乞討、偷竊或搶劫,都不愿意聽從別人的命令來進行社會生產——西歐早期的資本主義生產就反映了這一點。(22)因此,一個社會要實現對直接勞動者的支配,就必須在經濟支配力量之外,輔以大量的、各種類型的超經濟支配力量。在不同的社會及其采用的所有制中,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的關系是不同的,把握這些關系對理解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乃至馬克思哲學都非常重要。下面,我們對馬克思思想幾種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中的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的關系作一簡單的考察。

  第一,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原始氏族社會中,社會生產資料為共同體集體所有,落后的生產力使人與人之間的所有物并無顯著的區別,因此不存在一部分人能夠通過財產來支配另一部分人的情況。摩爾根說:“自由、平等和博愛,雖然從來沒有明確規定,卻是氏族的根本原則。”(23)但如果我們能將作為社會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氏族共同體本身視為一種人格化的所有者,那么情況就有所不同。在這個視角中,氏族共同體占有生產資料,并以此支配它的成員的生產活動,統治他們和占有他們的剩余產品。這是一種經濟支配。但是這種支配的根本前提是,氏族共同體是通過血緣關系和以此為基礎而形成的氏族制度來占有生產資料的,并以此對它的所有成員都擁有人身支配的權力,這種支配關系深入到氏族社會的日常生活和生產各個方面。血緣關系和氏族制度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具有前提性的超經濟支配因素。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中,反復強調在公共土地所有制中氏族制度或公社制度是人們占有和利用生產資料的前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認為:“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系的支配。”(24)這都反映了在氏族社會中氏族制度和血緣關系對共同體生活而言的根本性。晚年馬克思對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的摘抄內容顯示,在實行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原始社會中,基于血緣關系而產生氏族制度擁有支配和保護共同體的成員、規定和管理他們之間的身份和關系、限制土地的自由流通、制定共同體內部的財產分配和繼承制度的權力。總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氏族社會中,氏族共同體通過掌握生產資料來支配它的成員的權力,是以它首先通過血緣關系和氏族制度而成為生產資料所有者和獲得對共同體成員超經濟的人身支配為前提和基礎的,經濟的支配權力從屬于超經濟的支配權力。

  第二,氏族社會中經濟支配權力與超經濟支配權力的這種關系畢竟還只是在特定的理論視角中才會呈現出來,但它在古代社會(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制中獲得直接的現實表現。古希臘古羅馬從氏族社會向政治社會的過渡過程中,社會財富的分配出現極端化,當時梭倫廢除土地債務奴役,開啟了根據人們財產的多寡來劃分社會等級、進而劃分社會權力的先河。在古雅典和羅馬,整個社會分為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兩大基本等級。非自由人由戰俘和破產者構成,他們是奴隸的主要來源,而自由人等級內部又根據血緣關系(是否為本地人)來劃分有公民權的自由人和無公民權的自由人。有公民權的自由人是本地公民,他們是國家權力的真正掌握者,不僅支配著奴隸階級,而且也支配著無公民權的自由人。無公民權的自由人由釋放奴和外邦人構成,雖然他們也有可能是奴隸主,但在整體上從屬于有公民權的自由人。(25)奴隸制在原始社會早已有之,但它在古代社會的普遍化和深化,顯然是經濟、政治、軍事、血緣等各種因素共同導致的。關于奴隸勞動,馬克思說:“奴隸要用別人的生產條件從事勞動,并且不是獨立的。所以這里必須有人身的依附關系,必須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為土地的附屬物對土地的依附,必須有本來意義的依附制度。”(26)一方面,奴隸不掌握任何生產資料,他的生產活動所需要的客觀條件必須由奴隸主提供,因此奴隸主可以隨意安排奴隸的社會生產勞動,這是奴隸主對奴隸的經濟支配。但另一方面,這種經濟支配不是獨立的,它最大的前提是奴隸并不自由擁有自己的勞動力,他的勞動力連同他的整個人身都依附于奴隸主。特定的政治權力結構、公民權體系以及相關的法律、習俗和傳統等都作為超經濟支配因素,迫使奴隸必須以人身依附于自由人的方式來進行社會生產和服務。這是奴隸主階級對奴隸的超經濟支配。這種超經濟支配一個主要的現實表現就是對奴隸的人身監督。馬克思說:“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最大限度。”(27)總之,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具有完全的人身支配權時,那么他也就具備了對這另一個人的勞動力完全的支配權;奴隸主對奴隸的經濟支配權不過是對他的超經濟支配權的一部分,對奴隸的勞動成果和人身自由的完全剝奪,是對他完全的人身支配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三,對于西歐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而言,情況發生了變化:雖然超經濟支配權力對于支配直接勞動者和組織社會生產而言仍然發揮著前提性的作用,但一種脫離超經濟支配權力的經濟支配權力開始形成,這兩種權力逐漸以互補的方式共同支配著直接勞動者。進入中世紀之后,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技術的提高、通過拓荒活動而帶來的耕地的增多,使單個家庭進行單耕獨作的生產方式成為可能。這些因素促使人們認識到,“未來財富的基礎是征收地租和各種義務,而不是對大地產的直接剝削……更有效的手段是擴大對自由人即人民成員的保護,而不是擁有自身沒有法定權利的奴隸。”(28)換言之,這種“更有效的手段”就是授予直接勞動者以一定面積的土地,使之從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通過強迫他們進行徭役勞動、征收實物租和各種習慣性捐稅的方式來支配他們的生產活動。這種支配方式是經濟支配的方式。

  當然在西歐中世紀,對直接勞動者的經濟支配權力還總是與各種超經濟支配因素相互結合在一起的,這些超經濟支配因素主要有政治、法律、暴力、習俗、宗教、軍事等。在西歐社會,農奴勞動是主要的社會生產活動之一,在普遍存在的莊園制中,大多數莊園中的勞動者“由于習慣規則、暴力行為或法律觀念上已產生的變化,逐漸陷于了農奴狀態”。(29)在當時,獨立的農民力量軟弱,無力單獨承擔在生產過程中各種天災人禍帶來的損失,而親屬關系和國家機關又不能發揮正常的作用,所以他們必須尋求自己的保護人,甚至把自己的土地獻給領主以換取領主對他們的保護。這種保護關系是領主對直接勞動者進行超經濟支配的一個“切入口”。領主在維持和擴展自己的莊園時所利用的國家權力、司法權力、赤裸裸的暴力乃至與“自愿”的農民簽訂的契約(30)等,有些的確在保護著農民,但全部這些因素都同時又作為超經濟支配因素支配著他們的生產活動;莊園習俗、集體性慣例和地方習俗在規定領主與租佃人之間的關系、支配莊園集體生活和確定農民佃領地的繼承規則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31)它們都作為超經濟支配因素形成對農民直接的或間接的支配。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兩點:一是采邑制。在西歐中世紀的等級制中,直接勞動者能夠從領主那里獲得耕地的重大歷史前提是,領主本身作為附庸從他的領主那里獲得被稱為“采邑”的土地。采邑不是純粹的地產,而是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承擔著各種役務義務和個人行為因素的土地。(32)采邑的被授予者或多或少都會因此而對依附于他的農民實行或加強某種支配。這是采邑制作為經濟、政治、法律和軍事制度的結合產物所形成的對直接勞動者的支配。二是宗教。中世紀是宗教的世界,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前,教會經常凌駕在國家之上,而且占有大量地產,宗教貴族用世俗貴族支配農民的方式來支配農民;而且宗教還會發揮它的意識形態的作用,通過強調“有的人禱告,有的人保衛,其他的人勞動”的等級觀念來維護封建等級制,在精神上將農民緊緊地束縛在土地上。(33)總之,在封建等級社會復雜的權力關系中,對直接勞動者的超經濟支配因素也是復雜的和多面的,它們結合著經濟支配權力共同構成對直接勞動者的支配。

  在中世紀,手工業者和農民一樣從屬于勞動等級。馬克思說:“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34)就此而言,農村中的手工業者似乎比農奴更能擺脫一些外在力量的支配。但在城市中以行會的形式組織起來的手工業勞動卻是另一種情況。行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和功能就是壟斷行業的生產資料,它抵制自由的商人資本,勞動者和他的生產資料的結合“就像蝸牛和它的甲殼互相結合一樣”。(35)憑借這種壟斷權,對內,行會師傅對處于學徒期的短工擁有明顯的人身支配權——“短工差不多相當于行會的奴隸,除了師傅的店鋪,他們不能去任何地方工作”;(36)對外,實力雄厚的行會師傅則成為城市的新貴族,與富有的商人或大制造商一起統治著城鎮。他們對抗著農村貴族,擺脫各種對他們不利的封建等級關系,在有些地方甚至能夠利用國家權力來維護和發展自己的利益、支配直接勞動者:“有著軍事一政治特點的超經濟強制,同樣為城市貴族寡頭在統治中世紀市鎮時自由地利用:用武裝征討來強制實行壟斷,用懲罰性的攻擊來反對競爭者,出兵征收通行稅和對鄰近的農村征稅。”(37)行會嚴重地限制著社會生產資料自由流通,在新興的工業發展起來后,成了首先要擺脫和否定的舊經濟組織。

  第四,在資本主義所有制中,經濟支配權力占主導地位,超經濟支配權力從經濟支配權力中發展出來,從屬于它并成為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資本主義中,雇傭工人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他們必須依靠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料才能進行社會生產。資本家對工人的這種經濟支配隨著生產資料轉化為純粹的資本而發展為一種主導性的支配權力。中世紀末期資產階級從絕對君主制中發展起來的歷史,就是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過程。在馬克思的闡述中,這個過程是資產階級將自身從基督教國家、農村貴族、城市行會、官僚和教會等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它消除束縛著生產資料、特別是土地所有權的所有政治的、宗法的或者說“一切傳統的附屬物”,(38)使生產資料轉化為自由流通的純粹資本,使其他的社會要素下降到市民社會的特殊要素的地位,同時它也將自身當作資本的所有者和國家的掌控者生產出來。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的結果就是資本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39)資本不僅掌握社會生產的客觀條件,即各種物質生產資料,同時還掌握生產的社會條件,例如它通過發展出特殊的生產方式將整個社會生產組織為一個總體機構。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不僅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維持生存,而且“工人的勞動只有在這些條件下還能是勞動”,(40)沒有這些條件,工人根本無法進行社會生產。這樣,資產階級通過支配工人的勞動力就可以支配工人的整個人身,使之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生產。總之,在資本主義所有制中,對直接勞動者的支配和統治已經不再首先依賴于人身支配以及血緣、政治、軍事、暴力等因素,而是首先依賴于對勞動力的支配和看上去公平合理的經濟規律。

  在這種情況中,超經濟的支配已經退到次要的和補充性的地位,但它又并非可有可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得很清楚:“單是在一極有勞動條件作為資本出現,在另一極有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東西可出賣的人,還是不夠的。這還不足以迫使他們自愿地出賣自己。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中,工人階級日益發展,他們由于教育、傳統、習慣而承認這種生產方式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規律。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組織粉碎一切反抗……經濟關系的無聲的強制保證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固然還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41)超經濟支配因素在這里包括:教育、傳統、習慣和直接的暴力,當然,還應包括法律、道德、宗教、民族和國家等。在資本主義中,雖然民族國家是一個國家之內所有這些因素的制造者,是暴力的合法壟斷者,但所有這些因素連同國家本身都從屬于資本,并受資本主義生產規律的支配。如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或私有財產的運動中,“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42)在資本主義中,所有這些超經濟因素對直接勞動者所具有的支配權力都是資本權力的有力補充,它們一起形成強大而全面的社會壓迫機制,在工人的意識和生活中再現著資本主義生產特有的社會關系和權力關系,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促使他們將資本主義生產當作一個自然而合理的生產方式接受下來。

  第五,關于共產主義所有制這個復雜的“經濟學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權力關系,我們僅提出如下推測:共產主義所有制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43)是一種“聯合起來的、社會的個人的所有制”。(44)在這里,社會生產資料的分配實現真正的均衡,個人之間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關系消失了,人人平等而自由。但這里消失的并不是權力本身,而只是權力的“政治性質”。(45)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46)權力在這里不再意味著社會上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而只是意味著在社會生產資料為聯合的個人所共同占有的基礎上,每一個人都擁有獲得任何他所需要的社會產品的條件,實現在社會生活層面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再是基于對社會資源的壟斷而形成的特權,而是每一個人的權利。因此,共產主義的所有制形式并非不存在權力關系,而是社會權力已經超越它最初所具有的狹隘的政治形式,轉化為個人實現社會生活層面的自由的根本媒介。

  從上述內容來看,至少在前共產主義社會中(以下所說的所有制,除了特別說明之外,均不包含共產主義所有制),處于辯證變換關系中的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已經構成一種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結構;對一種所有制而言,這兩種權力形式對彼此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缺少任何一方都會導致一個社會無法對人們的生產活動進行有效的支配和組織(各種所有制形式的權力結構已經簡單反映在上述圖表中)。在這里,我們需要對本部分的內容作兩方面的總結:一方面,前資本主義各種所有制形式中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的關系在資本主義所有制中已經發生某種“顛倒”,這種顛倒與如下一系列“顛倒”是相應的:在前資本主義中,對直接勞動者的支配主要表現為人身支配,對他的勞動力的支配包含在這種人身支配之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支配則首先表現為對勞動者的勞動力的支配,對他的人身支配通過對他的勞動力的支配來實現;在前資本主義中,對直接勞動者的剝削是直接表現出來的,人與人在社會生產中的關系直接表現為人的關系,在資本主義中,剝削一方面深入到生產過程,又在流通領域和商品交換領域中被隱蔽起來,人與人在社會生產中的關系表現為物與物的和物與人的關系;在前資本主義中,社會生產以生產使用價值為目的,但在資本主義中則以生產價值為目的;等等。所有制的權力結構的辯證轉換,是我們把握馬克思思想中資本主義生產和前資本主義生產的種種區別的關鍵視角。

  另一方面,結合第一部分的內容來看,在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中每一種所有制形式都包含著雙重結構:一是諸生產要素的結合,二是經濟支配權力與超經濟支配權力的結合。這兩個維度的結構相互蘊含,生產要素在一種所有制形式中的結合關系本身就包含或暗示著這種所有制的權力關系,而這種權力關系不僅指示著這種所有制的諸要素的結合關系,而且還在社會運動過程中不斷地再現這種結合關系,從而再現著這種所有制本身。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個現實的歷史過程是在特定的所有制的權力關系下,各種生產要素不斷地“位移”和變動,從而不斷地形成和再現特定的社會時空關系的過程。生產要素在現實中的存在和運動始終滲透著社會權力的作用,一種所有制形式所包含的經濟支配權力與超經濟支配權力之間的關系,將會從根本上影響著從這種所有制形式中發展出來的社會形態的現實存在及歷史變遷過程。(47)這些內容暗示了某種方法論:馬克思所有制概念的要素和權力雙重結構能夠形成一種深刻的方法論,它對于理解社會歷史的存在和變遷以及馬克思所有制思想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所有制雙重結構中的方法論

  馬克思所有制的雙重結構所蘊含的方法論屬于并反映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我們把握人類歷史的重要工具。在這種方法論試圖解決的眾多問題中,我們首先聚焦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社會歷史的變遷可以從所有制之間的過渡的角度來把握,那么基于上述所有制的雙重結構,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和描述這種過渡?(48)對這個問題,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闡述。

  第一,從直觀的和抽象的角度來看,一種所有制向另一種所有制的過渡,表現為同一些構成要素之間的“位移”。這是社會物質生產的結構變化的一個抽象特征。這里所說的“直觀”和“抽象”是單純從要素結構的角度來理解過渡現象的結果。例如,從原始公有制向古代社會的奴隸主個人所有制的過渡,是直接勞動者從以共同體為中介占有社會生產資料的狀態轉變為一部分人(奴隸主)直接擁有社會生產資料,另一部分人(奴隸)喪失生產資料的狀態。從奴隸主個人所有制向中世紀封建所有制的過渡,表現為直接勞動者(農奴、自由農和手工業者)爭取到一定的生產資料、但主要的生產資料落在另一部分人(世俗貴族、宗教貴族、行會、國家君主等)手里的過程。從前資本主義的各種所有制向資本主義所有制的過渡則表現為,大批直接勞動者(雇傭工人)不僅從土地的束縛上解放出來,而且還擺脫行會的控制,從而獲得支配自身的自由的過程,但這實質是他們喪失全部客觀的勞動條件,只占有自己的勞動力、非勞動者(資本家)則占有全部的客觀勞動條件的過程。

  馬克思關于前資本主義各種所有制向資本主義所有制的過渡的闡述,充分反映了這種特征。在他看來,這種過渡是資本主義所有制從封建所有制的解體中產生出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是這些個人先前的收入來源和部分財產條件的消失,相反地,只是它們的使用有所不同,它們的存在方式改變了,它們作為自由基金轉入他人手里,或者部分地仍然保留在這些個人手里。……這些勞動的客觀條件現在仍然存在,但卻以另一種形式,作為自由基金而存在,在這種形式上一切原有的政治等等的關系都已經消失”。(49)“這個過程的結果,并不是這些因素中有一個消失了,而是其中的每一個因素都跟另一個因素處在否定關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性上的),另一方面,是資本(可能性上的)。”(50)這些話體現了馬克思理解歷史的結構性分析視角。一種所有制結構向另一種所有制結構的過渡,不是前者直接生產出后者的過程,而是構成前一種結構的內部要素的結合方式發生變化從而形成了后一種結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組成結構的要素仍然存在,但是它們的“存在方式”改變了,從而使它們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由它們構成的“一切原有的政治等等的關系”則隨之消失了,這是舊的結構被新的結構置換的過程。在所有制的過渡中,既然前一種所有制并非后一種所有制的直接形成原因,那么后一種所有制具體是如何形成的?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馬克思關于資本從它的“形成史”到“現代史”的過渡(馬克思將資本的這兩種存在視為被不同的結構所支配的存在)的闡述中找到答案。他認為,“一旦資本成為資本,它就會創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過交換而通過它本身的生產過程來占有創造新價值的現實條件。”(51)“資本為了生成,不再從前提出發,它本身就是前提,它從它自身出發,自己創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52)這就是說,在結構形式上,一種所有制的形成是以自身為前提的。它既不從前一種所有制中直接形成,也不是先驗地產生出來,它的直接前提是生產要素的特定的結合形式,而這種結合形式就是這種所有制本身。這種結構分析法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方法的重要內容,它對于理解資本主義所有制非常重要,因為它證明了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的所有權并不是建立在他自身的勞動基礎上,而是一開始就建立在與工人的不平等交易上。更進一步來說,這種結構性分析法表明,解釋社會歷史的運動不能“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53)因為每一個社會及其生產都有自身的邏輯和完整性,它們隱藏著用以理解它們自身的“鑰匙”;在所有制的過渡中,我們應當注意借助新的所有制結構來理解這種所有制和過渡,而不能事事都追溯到舊的所有制之中。這種方法表明了“歷史考察必然開始之點”,馬克思明確稱之為“我們的方法”。(54)這種方法往往被人們忽視,它對于理解歷史運動的重要性和微妙性還需要我們認真體會。

  但必須著重強調的是,僅從要素結構的角度來理解馬克思的結構性分析法不僅遠不夠充分,而且還很容易將這種方法僵硬化為一種脫離歷史的抽象方程式。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從阿爾都塞的《讀〈資本論〉》、特別是其中巴里巴爾的論文《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中,可以看到他們在討論過渡問題時,過于注重結構的作用,以至于認為歷史的主體是結構而不是人,并表現出重斷裂性輕連續性、重共時性輕歷時性的立場。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是因為他們在解釋歷史運動時,直接將索緒爾用以構建一種脫離歷史與經驗的絕對客觀主義語言學的結構(系統)概念用來解釋馬克思思想,只考慮歷史過渡中要素結構方面的內容,忽略社會權力對生產要素的作用。我們必須避免這種片面的做法。

  第二,所有制之間的過渡并不只是結構要素的單純“位移”過程。所有制所蘊含的權力結構在任何時候都對這些要素發揮著作用,這種作用一方面發生在具體的社會形態內,另一方面也發生在社會變遷時所有制之間的過渡過程中。

  第一方面,對于具體社會中的所有制而言,雖然超經濟支配權力和經濟支配權力都在要求直接勞動者按特定的所有制形式來進行社會生產,但是與經濟支配權力不同,超經濟力量對社會生產要素的作用并不總是按“經濟規律”來進行的。這種作用也并不總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發展,它的根本目標是維護和鞏固特定的所有制形式,從而維護包含階級剝削內容在內的特定的社會統治,因此會表現出固有的保守性。在超經濟支配權力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中,情況尤其如此。

  例如,在原始氏族社會中,血緣關系和由此形成的氏族制度是主要的超經濟支配因素,它們最基本的社會功能是維系氏族共同體的存在。有不少部落都禁止已故的氏族成員的子女繼承他的財產,而是要求這種財產由同氏族人來繼承,摩爾根稱之為氏族制度建立之后的“第一條繼承大法”。(55)這種繼承法能夠防止氏族財富在個別家庭或成員中積累起來,從而防止私有制對氏族共同體的破壞。對于古代社會,雖然政治因素是主要的超經濟支配因素,但在這里我們想強調基于奴隸制而形成的勞動觀念,它作為一種超經濟支配的意識形態力量對社會生產具有明顯的消極作用。當時社會剩余產品的生產任務主要由奴隸來承擔,雖然這種生產活動是整個希臘文明的基礎和雅典上層階級的自由閑暇的根本條件,但卻被認為是處于人類價值之外的、與人的本質相對立的低等活動。這種觀念阻礙了人們對發展生產技術、節省勞動力的任何設計的“持久的關心”,導致的結果是:“歷史上再沒有比古典時代全方位的技術停滯更令人震驚的了。”(56)對于歐洲中世紀,我們在這里強調軍事以及作為各種超經濟支配因素共同體現的等級制度的作用。歷史學家說:“總的來看,中世紀的特點主要體現為尚武精神,它完全壓倒了商業——更準確地說是經濟——的精神。武力勝過了財富。”(57)中世紀早期的羅馬土地所有者在經濟和生活上一直依賴奴隸和賦役農,他們對農業革新、提高生產技術“根本沒有興趣”,對大規模的工業和商業同樣“沒有好感”。(58)貴族們增進自己財富唯一的和最有效的方法是戰爭,而不是發展生產技術。戰爭阻止了勞動者的勞動條件的再生產,使平民破產,淪落為農奴。(59)在17世紀末的西班牙,教會財產是世俗貴族的財產的兩倍之多,但宗教貴族和世俗貴族一樣對科學耕種方法“毫無興趣”;(60)城市中的行會制度使上至國家、下至行會師傅和工人都強烈拒絕技術的革新和新的分工,努力將生產資料固定在行會內部,使之成為等級資本。這顯然限制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生產資料的自由流通。超經濟支配權力的這種保守性反映了相應的所有制形式和社會生產方式也同樣具有明顯的保守性,它們在本質上就不適合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它們根據資本的增殖本性和生產規律來流通。超經濟支配權力對生產資料的作用同樣是為了實現這一點,它從屬于資本權力并作為對它的補充,從各個方面促使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與生產資料相結合。這是以發展經濟的方式維護和再現資本主義所有制。總之,超經濟支配權力在它占主導地位的歷史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作用往往表現出相對經濟發展而言保守的一面,而經濟支配權力在它占主導地位的歷史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作用則主要順應著經濟發展的規律。

  第二方面,對于社會變遷過程中所有制之間的過渡而言,超經濟支配權力的保守性更明顯地表現出來。在過渡中,所有制形式已經發生變化,對直接勞動者的經濟支配方式也必然發生變化,因為一種所有制的經濟支配權力與這種所有制是直接相關的,它直接蘊含在所有制的要素結構中。但是在過渡中超經濟支配因素的變化卻是滯后的,它們往往會夾帶著對舊社會的記憶而直接或間接地延續到新的所有制形式中,甚至影響著這種所有制的形成。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歷史上交往形式的發展時說:“較早時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經為屬于較晚時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擠之后,仍然在長時間內擁有一種相對于個人而獨立的虛假共同體(國家、法)的傳統權力,一種歸根結底只有通過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權力。”(61)這段話從交往形式的變化角度討論了國家和法等因素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滯后性和保守性,這與我們的理解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一種所有制所能夠利用的超經濟支配因素是多層次的,因此在過渡過程中它們的變化情況并不一致,諸如政治、法律和國家形式等因素會隨著所有制的過渡而發生比較直接的變化,但是氏族制度、宗教、傳統、習慣以及其他一些意識形態因素的變化卻間接而緩慢,因而更顯保守性。

  例如,古希臘古羅馬從氏族社會過渡到政治社會時,雖然所有制形式發生了變化,但氏族關系卻以某些形式保留了下來。馬克思關于古希臘氏族曾說:“隨著真正的合作制和公有制的消失,荒誕的宗教成分就成了氏族的最主要因素;香火的氣味倒是保留下來了。”(62)雅典進入文明時代兩個世紀后,他們的管理制度仍然是氏族的;氏族或胞族的關系“仍然作為世系的系譜和宗教生活的源泉而繼續存在了數百年之久。”(63)古羅馬從氏族社會過渡到政治社會的過程中,“氏族作為一種世系族譜在帝國時代還保持很久。”(64)古代社會向中世紀的過渡隨著日耳曼人入侵羅馬帝國開始。在這種過渡中,雖然羅馬帝國已經衰落,但它的政治結構、社會治理方式、法律、宗教——對古羅馬的所有制來說它們都是典型的超經濟支配因素——都延續到了中世紀社會之中,一度影響著新的社會秩序的形成,促使封建主義作為一種“歷史綜合體”出現。(65)其中羅馬法的影響尤其巨大,它不僅成為中世紀教會法規的基礎,而且由于它蘊含著無條件的私有財產觀念,所以深刻地影響著近現代歐洲許多國家的法理學和社會生活。

  在中世紀封建等級所有制通過絕對君主制向資本主義所有制過渡的過程中,經濟力量已經逐漸發展起來并表現出巨大的社會作用力。在過渡中,一方面,封建社會流傳下來的一些超經濟支配因素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西歐絕大多數國家的國內經濟組織都被這樣一些封建因素影響著:國內關稅和封建特權、實物地租、強迫勞役和“福日勞動”(封建傳統的某些特殊日子中規定人們無償提供的勞動和服務)、公共事務(如維修道路等)的勞役制度化、民兵制度以及行會制度,等等。(66)但另一方面,由于經濟力量的發展,舊所有制中的一些超經濟支配因素在過渡階段中的作用變得復雜。這一點可以從馬克思的相關闡述中看出來。17世紀末英國的光榮革命使土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成為統治者,他們共同“掠奪教會地產,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克蘭財產轉化為現代私有財產”,(67)這些做法既使土地轉化為資本,同時又為城市工業提供了大量的無產者。在這個過渡期間,流傳下來的封建制度及其意識形態雖然曾經試圖阻止各種社會勢力對農民土地的剝削,(68)但顯然是蒼白無力的,它們在后來與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因素一起,共同加速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反過來破壞著封建等級制度,成為一種無法還原的權力形式。在這期間,絕對君主政體所帶來的常備軍、常設官僚機構、全國性稅收、成文法以及初步的統一市場,所有這些都顯然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征。(69)這意味著這些超經濟因素中的某些內容已經融為資本主義所有制中的支配因素。社會生產資料在資本家手中積累起來的主要方式是利用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這是從古代社會或中世紀就已經成長起來的社會財富,它們在資本主義到來之前就已經被當作資本。在封建所有制向資本主義所有制過渡階段,高利貸和商人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時曾遭受到農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會制度的限制,但這些限制隨著舊制度的瓦解而消失。(70)古老的社會財富沖破種種保守的阻礙因素,成為新的社會的助產婆。在這方面,不僅封建社會流傳下來的超經濟因素已經無法阻止資本的發展,而且資本的力量已經展示出成為主導性的社會權力的趨勢。

  超經濟支配因素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保守性和滯后性,模糊了所有制結構轉換時相繼的所有制之間界限的清晰性,反映了歷史運動中不存在斷裂性和連續性,或者共時性和歷時性的決然對立;同時,特定的權力關系下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形成所有制特定的結構形式這一點,意味著一種所有制的結構形式對于它的組成要素來說不是先驗的,不是結構先于要素,而是要素先于結構。這些都是馬克思所有制概念的結構特征與索緒爾語言學的結構特征的重要區別。我們只有在所有制的經濟支配因素和超經濟支配權力的辯證組合的基礎上,結合歷史與事實,才能真正理解和運用馬克思的結構性分析法,用生產要素的組合關系來理解特定的所有制的形成和歷史變化。阿爾都塞在晚年提出來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義”,把要素的獨立發展視為形成結構的一個根本原則,發展了要素先于結構的立場。(71)他對馬克思思想中的偶然性范疇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具有保守性的超經濟支配因素——尤其當它們處于主導性地位時——對社會生產要素的作用往往偏離單純生產力對它們的直接作用所能形成的發展軌道,這使歷史運動呈現出一定的偶然性。馬克思并沒有忽略歷史運動的偶然性,必然的歷史趨勢具有種種偶然的經驗表現,是他一貫的看法。但另一方面,阿爾都塞對偶然性范疇的過度強調卻具有否定歷史運動的必然性的傾向,會導致對馬克思思想的“兩個必然”等基本立場的否定。這并不是我們的觀點。在我們看來,即使超經濟支配因素對生產要素的作用使它們的運動呈現出偶然性,那也只是有限度的偶然性。在社會變遷和所有制結構變換過程中,諸生產要素并不是在它們各自獨立的發展中通過純粹偶然相遇的方式形成新的所有制結構,在超經濟支配因素和經濟支配因素對歷史過程的具體作用背后,是社會生產力對歷史過程必然的決定性作用。一種生產關系或所有制形式的形成過程雖然有種種偶然的因素,因而具有多樣性,但歸根到底與生產力的發展必然相關。這正是我們要闡述的最后一方面內容。

  第三,在社會存在和變遷過程中,一種所有制的權力結構中無論是經濟支配權力還是超經濟支配權力在發揮著主導性作用,都是社會生產力對歷史過程的決定性作用的具體表現。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僅決定一個社會的所有制形式,而且決定在這種所有制中何種權力類型占主導地位。這方面內容涉及對馬克思思想中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范疇以及相關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命題的反思。前面所闡述的內容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些范疇和命題可能具有區別于傳統的理解的內涵,這本身也在要求我們進行這種反思。這種反思既需要運用所有制的雙重結構所蘊含的方法論,同時也是進一步構建這種方法論的過程,它能夠彰顯這種方法論對歷史唯物主義在解釋社會歷史的運動和變遷方面固有的理論優勢的發揮。我們下面單獨辟分一節來進行闡述。

  四、為歷史唯物主義辯護

  從所有制的雙重結構所獲得的方法論出發,我們要反思的第一個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命題是:社會生產力對歷史過程具有決定性作用。這是馬克思思想一個不可忽略的立場,但同時也是一個常常被人們片面化或抽象化為“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這是一類“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72)——的立場,因此我們必須對之進行反思。

  無論在哪個歷史過程中,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都是最基本的、貫穿始終的人類社會活動,雖然這并不意味著它在任何時代都是人們意識中最主要的社會活動。這種活動既是歷史的個人——勞動者和非勞動者——得以直接地或間接地維持生存、獲得自身的現實性的根本方式;同時,它也構成社會統治的基本維度,規定人們按特定的方式進行社會生產,是社會主要的統治和管理過程(當然其中往往會包含著階級剝削的內容)。社會生產活動的這種根本性地位突出和保證了社會生產力在歷史的存在和變遷過程中的根本地位。在這方面,馬克思的觀點很明確:特定的社會生產力的總和決定特定的社會狀況。從所有制的角度來看,一方面,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決定一個社會所能采取的所有制形式。在生產力落后的原始社會中,單個人只有緊密地依賴一個共同體才能獲得基本的生存條件,因此生產資料公有制幾乎是一個必然的選擇。生產力只有發展到社會上一部分人能夠為另一部分人提供最初的生產工具、生產對象和生活資料的程度,奴隸制才可能發展起來。(73)進而,生產力只有發展到使單個家庭單耕獨作成為可能、同時土地又未能轉化為純粹的資本的程度,也就是發展到對土地所有者而言“與其將所有的地塊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如永遠支配那些自食其力的依附者的勞動和資源為好”(74)的程度,中世紀西歐特有的等級所有制才可能發展起來。最后,生產力只有發展到使社會生產資料成為純粹的資本、同時又使它們作為勞動的客觀條件與直接勞動者逐漸分離和對立的程度,資本主義所有制才可能發展起來。

  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在決定一個社會所能采取的所有制的同時也決定了這種所有制的權力結構。這一點表明了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具有多種表現。生產力越是落后,單個人的勞動所能帶來的剩余產品就越少,社會統治者就越是需要利用各種超經濟支配因素來強迫人們進行勞動,以此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剩余產品——社會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界限有時并不是純粹客觀的,而是由社會權力所定義的,統治者并不會等到社會生產能夠帶來“真正”的剩余產品時才開始他的剝削。在這種情況中,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導致如政治、宗教等超經濟支配因素在特定所有制的權力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這是生產力對特定歷史過程的決定性作用的表現。反之,生產力越發展,直接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越高,社會統治者就越能夠以經濟的方式來支配直接勞動者,超經濟支配因素雖然并不一定就會減少,甚至還可能以更全面和更深層次的形式發展起來,但卻從屬于經濟支配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中,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通過經濟支配因素表現出來。所有制的超經濟支配權力與經濟支配權力的辯證轉換,反映了生產力有多種方式來表現出它對歷史過程的決定性作用。馬克思對此有充分的認識,他在《資本論》一個腳注中說:“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著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著主要作用。”(75)政治和宗教是古代社會和中世紀歐洲重要的社會生活要素,但在人們的物質生活方面,它們的重要性不在于能夠直接為人們提供生活條件,而是在于作為主要的超經濟支配因素來組織社會生產和支配直接勞動者。這一點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決定的,并通過這兩個時代的“謀生的方式和方法”——主要是奴隸制和封建等級制度下的農奴制——反映出來。必須再次強調的是,在我們的主題中諸如血緣、政治、宗教、軍事等是作為超經濟支配因素,通過調配社會生產資料、規定社會生產和支配直接勞動者等方式來作用于(推進或阻礙)歷史的運動,而不是脫離這層關系來直接發揮這種作用。這一點保持了社會生產和生產力始終在場。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就很容易認為在前資本主義中血緣、政治、宗教、軍事等因素發揮著直接的決定性作用,只是到了資本主義,生產力才具有決定性作用。吉登斯持有類似的立場。(76)這既是對歷史的片面理解,也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否定。總之,社會生產力始終都對歷史過程具有決定性作用,只是并非在所有的歷史階段中,生產力都可以直接通過經濟因素來表現出它的這種作用(這種情況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到較高的程度時才會出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中或在它發展不夠充分時,它可能會通過各種超經濟因素來表現這種作用。不過對這方面內容更深入的理解,還需要結合下面的內容來進行。

  我們要反思的第二個命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決定歷史的運動。這個命題是馬克思在考察歐洲歷史時提出的一個基本判斷,它指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但人們往往過于機械地理解這條規律,沒有區別它在不同的歷史過程中的不同表現。因此在這里我們主要意在揭示它的這種多樣性表現,這是通過如下的追問來進行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與歷史過程中所有制的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的辯證轉換是什么關系?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對馬克思的生產關系概念作一簡單的理解。在馬克思思想中,生產關系是直接勞動者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77)是“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78)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本質內容,它的經濟支配權力和超經濟支配權力就其在我們話題中的作用——支配直接勞動者和組織社會生產——而言,都直接與生產關系范疇相關。在我們的理解中,在歷史中所有制的根本作用不在于發展經濟或社會生產力,它只是社會統治者統治和管理社會的“工具”。這意味著,雖然社會生產關系受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但它最初的性質并不完全由生產力發展水平來解釋,因為它的主要目的是實現某種形式的社會生產,從而實現包含剝削剩余價值在內的社會統治和管理。這一點與科恩在論證“生產力的首要性原理”時假定生產關系只具有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一種功能的立場是有區別的。(79)就上述的理解而言,馬克思所有制概念的權力結構的辯證變化,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的不同歷史表現。一方面,在超經濟支配權力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制(生產關系)中,生產力的滯慢發展使它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得不到鮮明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中,社會生產的組織主要依賴于血緣關系、政治和宗教等因素,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束縛很大;生產技術得不到重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緩慢,生產力難以長足發展(當然這并不否定它會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即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已經陷入矛盾對立的狀態,它也難以在短時間內積累足夠的力量來擺脫生產關系的束縛。生產關系的改變有時并不依賴于生產力的發展,例如日耳曼人入侵西羅馬帝國就在不小程度上改變了當時社會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發展有時也并不依賴某種有效的生產關系,在戰爭連綿不斷的歷史過程中,如果存在經濟增長,那么它也是“建立在戰時經濟的‘超經濟’邏輯上,建立在一種強制占有和掠奪的邏輯上。”(80)另一方面,在經濟支配權力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中,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使它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變得頻繁而鮮明。在這種情況中,社會生產不再是直接勞動者通過某種簡單而落后的生產方式來利用生產資料(土地),而是生產資料通過與特定的生產方式——例如協作、分工和機器的資本主義運用——相結合的方式來利用勞動力,由此帶來的社會生產力是巨大的。社會生產的組織主要依賴于對生產資料的直接調配和借此對勞動者的直接支配,通過發展生產技術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提高生產力的歷史趨勢變得明顯。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使得它與生產關系在相互適應和相互矛盾的狀態中頻繁變換,生產關系和所有制形式更多表現出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最后,當科學技術發展為第一生產力,能夠極有效地帶動社會剩余價值的生產時,由于社會生產的進行不再那么緊密地依賴對社會生產資料具有特定社會形式的分配,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直接勞動者的支配(但這種分配和支配始終還需要,而且還可能更具規模性,不過它們的基礎性作用現在主要通過科技發揮出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雖然仍然是歷史運動的根本動力機制,但可能變得不再像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么頻繁和明顯。這個觀點通過我們的方法論反映出來,它還具有推測的性質。我們可以在哈貝馬斯的思想中看到類似的觀點,(81)雖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完全接受它們。

  我們要反思的第三個命題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對于這個命題,考茨基、湯普森、雷蒙·威廉斯、科恩、伍德、哈貝馬斯等人都曾專門發表過自己的見解,其中有不少人指出,馬克思只是在隱喻或格言的層面上使用“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這對范疇,它們在不同的語境中的具體所指不同。(82)這方面內容我們不展開討論。但要指出的是,經濟基礎這個概念即使從它最主要的所指——由“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的“社會的經濟結構”(83)——的角度來看,也不等同于所有制的經濟支配因素,因為后者指支配者通過壟斷生產資料而獲得的支配直接勞動者的經濟力量;在某些場合中,上層建筑的因素與所有制的超經濟支配因素會有部分重合,但這種重合并不是必然的,因為某些重要的超經濟支配因素——例如血緣關系、暴力的人身強制等——無論如何都無法包含在上層建筑概念中。

  就這個命題最通常和最主要的理解——作為基礎的經濟結構決定法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而言,它的適用性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而不同。從馬克思所有制概念所蘊含的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在前資本主義中,社會生產的組織、生產資料的分配和對直接勞動者的支配都主要依賴于各種超經濟因素,經濟結構雖然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通過各種超經濟因素發揮出來,因此不具有獨立性。例如在西歐中世紀,采邑制和莊園制在諸多方面都發揮著經濟基礎的作用,它們分別決定著上層和下層社會的政治權力結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政治、法律關系,但它們卻都是混合性的概念,同時結合著經濟、政治、法律等因素于一身。(84)“經濟基礎”由于混雜在各種因素之中,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概念,“上層建筑”也同樣如此。因此雙方之間不存在那種全面而顯著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但決定作用在個別場合存在著,例如前面所說的采邑制和莊園制雖然是混合性的概念,但它們的某些內容決定著封建社會的政治和法的關系。在這些個別場合中,這個命題即使沒得到全面的適用,但也總能表現出特有的深刻洞察力。另一方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個命題在資本主義中獲得充分的適用性。如前所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社會生產資料轉化為純粹的資本,經濟結構逐漸獨立于各種超經濟因素,成為純粹的經濟基礎,并從自身產生出特定的政治和法律等因素。在這種情況中,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具有典型的決定性作用(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在資本主義以及在這個命題所適用的其他場合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彼此之間還具有復雜的和重要的相互作用關系)。總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個說法嚴格來說只是在資本主義中才獲得概念的形式,如果不加以區別地將它們用于闡釋其他社會形態,那么無論如何“都重現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神秘性”。(85)反過來,只要我們把握住這兩個概念的界限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命題在適用條件上的特殊性,那么它仍然是我們解釋人類社會的一條重要原則。

  從上面的內容可以看出,我們借助所有制雙重結構所蘊含的方法論對上述三個相互關聯的命題進行的反思,目的并不是在否定它們,而是通過區別每一個歷史階段的特殊性,以此區別和強調這些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命題和范疇在解釋不同的歷史階段時的具體性和特殊性,這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固有的理論優勢的發揮,也是對它的辯護。(86)因此,這種方法論既不試圖替代歷史唯物主義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來解釋歷史運動的方案,也不是另起爐灶構造一種新的理論,它只是從所有制的角度出發,反映和發揮了作為一種歷史總體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基于這種方法論原則,我們既要反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把馬克思的相關立場簡單化為抽象的“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技術決定論”的做法,以及無視不同的歷史條件的區別而教條主義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思想的做法;同時又要反對這樣一種做法,即強調馬克思的某些命題只適用于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不適用于其他的歷史條件,從而否定馬克思思想的某些重要原則。在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認為上述三個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命題只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不適用于前資本主義社會,這實際是在否定歷史唯物主義本身。哈貝馬斯、鮑德里亞、伍德和吉登斯等人在不同的話題上和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類似的做法。無論是簡單地抽象化、還是片面地特殊化馬克思思想,都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欠缺歷史唯物主義精神的表現。

  如果我們從上述的結構、權力和方法的角度,能夠成功地把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既當作一個政治經濟學范疇又當作哲學范疇來對待,那么,這個概念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定在就不僅意味著某種經濟制度的確立,還意味著某種特定的生成方式的確立。所有制的要素結構描述了所有制的各種歷史形式及其結構特征;權力結構描述了特定的所有制的歷史內容及其中的社會權力關系。但馬克思的立場并不是片面地強調這兩種結構中的某一種,而是全面地綜合它們,以此形成把握歷史的方法論。這種方法不是任何抽象意義的“結構主義”或“歷史主義”,而只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具體體現,它從所有制的角度出發,揭示了在歷史中社會生產是如何進行的——人們以何種方式與社會生產資料發生何種關聯——以及歷史是如何生成的,進而也就揭示了一種社會結構“最隱蔽的秘密”或“隱蔽著的基礎”,以及我們在理解歷史、把握當代和預見未來時應當遵循的原則。

 

  注釋:

  ①在馬克思的文本中,“Eigentum”一詞也通常寫為Eigenthum。除了“所有制”之外,此詞又可譯為“所有權”和“財產”。本文關于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主要側重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內容,這是馬克思所有制概念主要的和基礎性的內容。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4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9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頁。“所有制”原為“財產”。

  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46頁。“所有制”原作“財產”。

  ⑦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42、147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0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8頁。

  (11)參見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24、128-129、160-161、167頁。

  (1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1-152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頁。

  (15)如此一來,“共產主義所有制”就成了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因為它意味著共產主義中也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的不均衡分配。因此,如果我們要討論共產主義的所有制形式,那么只能認為這是一種已經發展到超越它原初的狹隘性的所有制形式,它不再意味著社會生產資料的不均衡分配。這一點與在共產主義中社會權力的性質的變化是一致的。后文將討論到這一點。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2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893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898頁。

  (19)佩里·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社會主義的過渡》,郭方、劉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頁。

  (20)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李增洪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74頁。

  (21)參見魏永理:《論超經濟強制》,《蘭州大學學報》1964年第1期;馬克垚:《論超經濟強制》,《史學月刊》2005年第2期。這兩篇論文是目前國內為數不多的專題討論馬克思的超經濟強制概念的論文。

  (2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43-851頁。

  (23)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上冊,楊東莼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82頁。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頁。

  (25)參見廖學盛:《從古希臘羅馬史看奴隸占有制社會的若干問題》,《歷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894頁。

  (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31頁。

  (28)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第410頁。

  (29)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第415頁。

  (30)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第391-394頁。

  (31)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第397-398、400頁。

  (32)參見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第280-281頁。

  (33)參見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耿淡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334頁;王亞平:《淺析中世紀西歐社會中的三個等級》,《世界歷史》2006年第4期。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2頁。

  (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15頁。

  (36)G.勒納爾、G.烏勒西:《近代歐洲的生活與勞作(從15到18世紀)》,楊軍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第164頁。

  (37)佩里·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社會主義的過渡》,第202頁。

  (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697頁。

  (3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1-32頁。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9頁。

  (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46頁。

  (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6頁。

  (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頁。

  (4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86頁。

  (4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頁。

  (4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頁。

  (47)雖然我們在這里強調結構或權力對社會歷史的運動過程的作用,但這并不表明我們認為它們就是歷史運動的主體。歷史運動的主體始終都是現實個人,無論是結構還是權力都只是使現實個人成為一定的個人的歷史條件。關于結構是否能成為歷史的主體這個話題,人們在反思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時已經有了足夠的討論。在這里我們只討論權力。如果權力確實如我們上述的論述那樣,是社會生活和歷史運動不可或缺的要素,是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那么人與人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關系就具有需要被正視的歷史意義,權力促使現實個人獲得他的特定歷史規定性:成為氏族共同體的成員、奴隸、奴隸主、農奴、領主、工匠、行會師傅、雇傭工人、資本家、自由人聯合體中的個人等。現實個人在對權力的服從與反抗中、在自由與奴役的博弈中、在支配和被支配關系的轉換中展開鮮活的社會生活,成為每一個歷史過程最根本的主體。這是我們的主題始終暗含的一個基本原則。

  (48)這里所說的“過渡”,雖然有時指某一種所有制形式向另一種所有制形式的轉換,但我們主要強調的是在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的轉變過程中,隨著主要的所有制形式的變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各種從屬的所有制形式及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的變化,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和再生產規律所發生的重新配置和變換。

  (4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5頁。

  (5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6頁。

  (5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08頁。

  (5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09頁。

  (5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4頁。

  (5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09頁。

  (55)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下冊,第535頁。

  (56)佩里·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社會主義的過渡》,第14、15頁。

  (57)G.勒納爾、G.烏勒西:《近代歐洲的生活與勞作(從15到18世紀)》,第296頁。

  (58)朱迪斯·M.本內特、C.沃倫·霍利斯特:《歐洲中世紀史》,楊寧、李韻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第49頁。

  (59)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677頁。

  (60)G.勒納爾、G.烏勒西:《近代歐洲的生活與勞作(從15到18世紀)》,第25頁。

  (6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6頁。

  (6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4頁。

  (6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24頁。

  (6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58頁。

  (65)參見佩里·安德森:《從古代到封建社會主義的過渡》,第130頁。

  (66)G.勒納爾、G.烏勒西:《近代歐洲的生活與勞作(從15到18世紀)》,第298頁。

  (6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42頁。

  (6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6-828頁。

  (69)佩里·安德森:《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劉北成、龔曉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頁。

  (70)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59-860頁。

  (71)參見路易·阿爾都塞:《馬克思與相遇的唯物主義》,陳越等譯,《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0期。

  (7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73)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9頁。

  (74)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第400頁。

  (7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0頁腳注。

  (76)吉登斯這方面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他用“權威性資源”和“配置性資源”兩個概念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評價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容中。他的《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綱要》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權力、財產與國家》兩部著作包含著這些內容。對他這方面觀點的述評,可參見郭忠華:《現代性理論脈絡中的社會與政治:吉登斯思想地形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9-100頁。

  (7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頁。

  (7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4頁。

  (79)關于科恩的“生產力的首要性原理”,參見G.A.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 一個辯護》,段忠橋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六章。

  (80)艾倫·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對資本主義——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呂薇洲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第131頁。

  (81)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李黎、郭官義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40-41、62頁。

  (82)相關內容可參見艾倫·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對資本主義——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第一、二章;王曉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二分觀獻疑——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再思考》,《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張亮:《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學說》,《哲學動態》2014年第9期。

  (8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頁。

  (84)參見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358頁;王亞平:《試析中世紀早期西歐采邑制形成的社會基礎》,《經濟社會史評論》2015年第1期。

  (85)艾倫·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對資本主義——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第23頁。

  (86)這樣一種方法論也有助于揭示意識形態觀念的歷史性和特殊性。例如對于“所有權”(Eigentumsrecht)這個以所有制為現實基礎而產生的法權概念,根據這種方法論我們認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產生不同的所有權觀念;無論這個觀念被描述為多么永恒或普遍,它的本質都是以特定所有制為基礎的,因而是歷史性的和特殊性的。洛克、盧梭和黑格爾等人的所有權觀念都忽略了這種歷史原則,他們以孤立的個人為出發點,以脫離生產關系的一般勞動當作財產所有權形成的根據。實質他們就是將小私有者的個體所有制所產生的權利觀念當作唯一的所有權觀念,認為個人掌握著生產資料,直接通過他的勞動成為所有者。(參見黃和新:《馬克思所有權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6-17頁)但是,通過我們所構建的方法論可以看到,至少在西歐歷史中,這樣一種所有制從未作為一種典型的所有制形式存在過,甚至從來沒有出現過;社會生產資料從來都是由社會上一部分人通過政治、法律、軍事、宗教、經濟等方式掌握著,而不是分散在孤立的單個人手中,勞動從來都是結合特定的所有制來進行的;哪怕是在古代社會和中世紀西歐曾經比較普遍存在過的小土地所有制中,個體所有者作為農民也是處于一定的從屬關系或服從一保護關系之中,而不是真正孤立的個人。這種歷史的維度正是馬克思批判西方近代所有權觀念特有的維度。通過他的所有制思想而構建出來的方法論很好地揭示了每一種所有制的特殊性和歷史性,從而揭示了據此而產生的每一種觀念的特殊性和歷史性。

 

作者簡介

姓名:陳廣思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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