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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外交史研究:歷程與前瞻
2020年10月08日 09: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2期 作者:陳奉林 字號
2020年10月08日 09: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2期 作者:陳奉林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東方外交史是整個人類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明確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特定的體系。把東方外交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加以規劃、建設和發展,建立中國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是新時代條件下中國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的艱巨課題,也是東方國家整體崛起對理論的重大需求。十幾年來,中國學者以東方本土資源為構建素材,以中國人的史觀,對東方外交史進行了總體構建,在學科定位、學科體系、發展主線以及理論分析模式等方面大膽探索,取得了初步成就。作為前期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予以認真總結、概括和理論升華,完成新時代社會變革形勢下學科建設的任務,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也是文化建設在具體行動上的深入展開。

  關鍵詞:東方國家;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

  作者簡介:陳奉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一個新學科的興起,大都以國家發展作為深層次的原動力,反映出國家社會發展與時代急劇變革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重大需求。長期以來,革命史一直是外交史的主要議題。在這個主題下,外交史呈現的幾乎都是政治史的面孔,反殖、反帝、反霸一直是外交史研究的重心。進入21世紀以來,國內學術界在反思過去外交史的基礎上提出了重新構建東方外交史的時代課題,主張以中國人的視野、東方本土材料撰寫一部新的東方外交史,反映中國學界在改革開放后外交史研究的成就。新的學科與研究范式興起總是在原有的形式中醞釀新的重大變革,有著總結前代、啟迪后來的社會功能。十幾年來,在中國國內興起的以東方國家本土資源為構建材料、以中國人的史觀為指導的外交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作為大規模的學術活動,對東方外交史研究歷程本身進行考察,探討其面向未來發展延伸的學術增長點,可以反映當前中國社會空前變革背景下學術發展的若干軌跡。

  一、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的構建

  2006年10月,全國首屆“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可以說,這是一次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拓荒會議。此后,圍繞著相關重大理論問題,東方外交史研究進入全面探索階段。開辟一個新的學術領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要把地域廣袤、人口眾多、文化背景復雜國家的外交整合起來更屬不易。經過十余年的努力,東方外交史研究取得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成果。

  第一,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東方外交史學科。

  自首屆“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召開以來,學界專門就“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論、方法和時空范圍”“東方外交史中的政治、經濟、文化與互動”“東方外交的歷史與現實”“東西方外交與絲綢之路”“東盟與印度崛起”等問題展開了研討,初步確立起對東方外交史體系、框架、內涵、發展主線以及時空范圍的基本看法。此后,學術界召開了多次專題會議,緊緊圍繞著東方外交史學科的確立、建設與任務,整體推進學科學術體系建設。東方外交既有極大的魅力,又有深沉的惰性,更有積極意義與不朽的價值。崛起于今天的東方外交史研究完全不同于書齋里咬文嚼字、尋章摘句的學問,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中已經顯現出它的意義與盛大氣象。

  迄今為止,學界已經先后召開了十一次“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九部東方外交史著作,構成獨立的東方外交史研究系列,[1]內容涉及東方外交史的定義、體系、時空范圍、學科定性、研究理論與方法,外交與政治、經濟、文化互動,歷史與現實以及當前的東西方關系等重大問題。從十余年來出版的成果來看,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構成自成一體、相對完整獨立的外交史知識體系的條件已經成熟。

  在構建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的過程中遇到的每一個問題都有一定的挑戰性,例如如何確立東方外交史的上限時間?有學者把它確立在早期國家形成階段,認為“就東方外交而言,它在歷史上比西方外交遠為悠久。若從西元前15—14世紀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的外交信件算起,東方外交至少走過了3500多年的歷史”。[2]也有學者認為,“至少在以黃帝為領袖的部落大聯盟時期,中國古代的先民就已經與域外有了交流,并伴隨著交流有了域外物品的傳入……域外的概念并不僅僅是黃帝部落大聯盟實際控制的區域以外,它甚至涵蓋了現今中國的疆域以外,它們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隸屬關系,而是不同的部族、聯盟和初步具有了國家實體性質的政治集團或組織之間的關系”。[3]蘇聯學者B.П.波將金等編寫的《外交史》強調外交執行著以奴隸制為經濟基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任務。這幾種意見都存在一個把外交史上限時間確定得過早的問題。也有學者認為,民族國家出現后,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外交,隨著16世紀西方殖民運動的展開,東方國家才逐漸向民族國家轉變,因此,東方外交史的起點定在16世紀比較恰當。但是,如果以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作為東方外交史的上限似乎又為時過晚,這實際上等于忽略或否定了此前東方國家長期的豐富的外交活動,換句話說即等于在16世紀之前東方國家沒有外交。外交活動是社會文明連續發展與文明交流的產物,有其內在的規定性與規律性,不宜無限地向上古時代拓展擴大,也不宜以西方外交作機械比較。西方的外交經驗是無法解釋東方國家外交實踐的,也沒有多大的可比性。他們的有益經驗我們只能有選擇地吸收,不能成為評判東方外交的標準。

  在向前整體推進的過程中,學者們也關注了國別外交史研究,先后探討過日本、朝鮮、韓國、蒙古、蘇聯(包括俄羅斯)、東南亞各國以及印度的外交史,與此相關聯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也都進入探索者的視野,尤其對東西方歷史有重大影響的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以及草原絲綢之路均有頗多關注,充分展現了中國學者在國家崛起長期趨勢下自覺地參與到社會變革中來的巨大熱情。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這些探索確實都有一定的理論深度,無疑代表了同類研究的水平與動向,可視為具有獨立研究體系的集中展現;既總結歷史上的外交經驗,又對當前的外交有足夠的觀照,關注大國,也關注周邊,在體系與內容上打破了單純記載記事的舊框架,代之以重大事件的理論分析與深層次考察的新框架與新體系。學者們已經認識到,如果沒有中國國家崛起作為深層次的原動力,沒有國家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視,所有的研究,所有的立項課題也就沒有了立足立世的根基,甚至可能導致浮游無根,產生精神失重現象。

  第二,挖掘、整理和利用本土材料資源,推動了外交史發展。

  在推進東方外交史研究的過程中,學者們始終堅持挖掘、收集和使用本土材料資源的做法,最大限度地使用東方國家的古籍、檔案、當事人日記以及個人回憶錄材料和最新考古發掘材料,以彌補文字材料的不足,同時也適當地吸收了國外學者不可忽視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綜合百家之長。只有如此,方能豐富東方外交史的內容,反映東方特色,構建出充實、豐富的知識體系。東方外交史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發揚“愚公移山”和工匠精神,甚至需要幾代人的艱辛努力。一個以國家空前崛起為深層次原動力的大規模的學術活動,不僅要在思想觀念上和設計上反映東方國家整個歷史原貌,更要在材料的發掘、使用與解讀方面下一番功夫,做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期達到觀點與材料的統一,形式與內容的統一,考古發掘材料與文字記載的統一,完成大變革時代史書撰寫的歷史性跨越。歷史總是具體的、真實的,有著特殊的社會功能。這個功能是任何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2016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4]東方外交史研究絕不是簡單的材料輯遺、辨偽、考史和證史工作,而是在東方國家整體崛起長期趨勢下的大規模的修史活動。

  使用本土資源材料是中國學者的優勢所在。可以這樣說,已經出版的東方外交史系列著作基本上都是從中國、日本、朝鮮、東南亞諸國、印度、阿拉伯帝國留存的浩如煙海的材料中提取和發現有價值問題的。如龍登高的《鄭和之后:中西比較視野下的海洋貿易與制度選擇》、楊寧一的《中日民間外交的個案分析——亞細亞民族大會簡析》[5]是這方面的代表;有的具體而微,不厭其煩,在別人沒有注意和起步的地方做出了成就,成一家之言,如宋成有的《簡論明治初年的日本東亞外交》、李兆良的《明代中國公元1430年前測繪美洲——〈坤輿萬國全圖〉的揭示》、[6]陳文壽的《甲辰(1604年)漂流船與海洋東亞世界像》、唐欣偉的《豐臣秀吉的檢地與出兵朝鮮》、張建華的《日俄戰爭對俄國近代軍事轉型的影響》;[7]有的站在歷史發展的高處,縱論中國外交大戰略,揮灑自如,如譚中的《中印兩大“文明國”沖破“民族國”世界秩序的超越》、黃枝連的《探索中印二十一世紀關系的發展:“改革開放—文明再造”在兩國交流協作中的作用》、[8]時殷弘的《武裝的中國:千年戰爭傳統及其外交意蘊》[9]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有特色,絢爛多姿,不僅展現了東方外交史整體風貌,更為重要的是構筑了縝密開闊、自成一體的東方外交知識體系,讓人看到東方外交史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這些令人引以自豪的成果,無疑是學者們多年深思熟慮所得,值得我們去認真總結思考。

  十余年來,東方外交史研究相繼推出的論著已經在國內外引起反響,確實具有回溯力強、帶有總結東方外交史成敗的顯著特征。從浩如煙海的本土材料中理出頭緒,做艱辛的攝取工作,重新發現和估價歷史,以實證精神檢討過去,將古代中國、印度形成的外交規制與理念、內容與形式呈現給世界。對此,國外學者有精湛的評論,也是西方學者的主流看法。美國學者羅茲·墨菲在談到東方歷史時這樣寫道:“了解亞洲是了解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亞洲已經越來越深地卷入了我們的生活。”[10]不論在過去還是現在,東方的經驗都是重要的,尤其在21世紀世界需要更多的東方文化支持的時候更顯示其無可替代的經世價值。

  第三,培養了學術隊伍。

  東方外交史的研討都是開放的,參與者遍及亞歐美十余個國家和地區的近百所大學與研究機構,幾百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東方外交史相關問題的研討。[11]學科要發展,必須有穩定而專業的學術隊伍。這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而是志同道合、學有專攻的研究群體。在這個學術隊伍中,既有學富五車、成果豐碩的老學者,也有成為現在學術中堅力量的中年學者,也有初出茅廬的青年學者、博士生和研究生,蔚然形成規模龐大的東方外交史研究陣容。古語云:“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這或許是東方外交史研究隊伍不斷發展壯大、興旺發達的原因所在。在歷次學術會議上,學者們都有觀點交鋒,你來我往,相互質疑,彼此問難,在切磋與砥礪中共同提高。正是有了這樣一批學有專攻、業有專精的學術隊伍,才能不斷把國內的東方外交史研究向前推進。

  東方外交史研究隊伍的蔚然形成得益于中國學術傳統的繼承與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學術人才的培養。如果離開了這個根基,一切研究就無從談起,不可能“行行重行行”堅持走到今天。從學術類型來說,一部分人深受中國治學傳統與風格的影響,強調治史的路徑與方法,憑借自己堅實的史學功底,對史料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求徹底解釋清楚,代表了中國傳統學術的治史風格,人數雖少,但影響很大;另一部分是中青年學者,他們是研究隊伍的主體,特別是有一些接受國外教育,有良好的外語基礎,具有中學與西學的良好背景和學力,吸收了東西方兩種治學方法之長,走的是中西合璧的道路。他們熱衷于史學研究,從理性出發探索歷史的本質與規律,以期達到對歷史價值的認識。外交史隊伍與其他學科隊伍不同,強調的是國際視野,不僅要有良好的外國語言基礎,熟悉國際事務,還要以開闊的視野觀察和思考問題,在理論分析與概括方面有獨創之處。傳統方法的堅持,東西方法的結合,精品意識的建立,主體作用的發揮,學術環境的寬松,這些條件聚合才使研究者們有了用武之地。

  第四,確立了中國的視角與史觀。

  建立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除了要討論清楚體系、內容、發展主線與使用的基本理論外,還涉及以什么樣的史觀來研究的問題。歷史之所以成為一門科學,除了要有通常所講的史德、史才外,還要有史觀。舊的王朝循環史觀、中原王朝正統史觀和落后的亞洲史觀都已經不能正確指導今天的歷史研究。歷史在發展,時代在進步,史學研究也要跟上時代步伐,以發展的觀點看待今天世界發生的一切變化,以區域的和全球的觀點思考中國、印度與東盟在世界的發展延伸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特別是對于中國、印度這樣具有悠悠數千年文明的大國來說,僅以經濟學的觀點來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深入到現代生產力與生產方式、偉大的歷史傳統與悠久文化當中去把握,從偉大的遺產中尋找崛起的根源。東方國家崛起給世界提供了新的發展觀和有效模式。由于多種條件限制,西方歷史研究中對東方國家有太多的曲解與誤解,許多錯誤觀點需要進一步地清除,特別是對長期盤踞于國際史壇的歐洲中心論應予以徹底的解構。今天我們的視角和正確史觀應該是以發展的大視野看待不斷變化著的世界,以展示中國學術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二、東方外交史研究中的重點與難點

  東方外交史研究涉及的國家和問題眾多,時間跨度大,每向前推進一步都會遇到許多困難。就其空間而言,東方地域面積約為4500萬平方公里,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60%以上,有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等多種宗教,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程度不一,富有多樣性。可以說,各國按照東方國家關系原則進行著文明的交流與共建。由于發展有先有后,程度不同,故而在對外交流交往上存在著一種文化流播現象。不過在傳統的農業文明時代各國間的交流是相對平穩的。進入近代以后,東西方關系發生逆轉,東方從屬于西方,發展差距拉大。總體上看,東方外交史的研究,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關注與開拓確實給中國史壇吹進了一縷新風,貢獻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學術是在不斷地開辟新領域、繼承前人與創新中向前發展的,形成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的發展鏈條,相關重點和難點歸納起來,大體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東方外交史的宏觀研究

  把分散的國別外交史整合成具有內在聯系的區域外交史進行整體研究,比單純的國別外交史研究更有意義,是歷史觀的進步,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和總要求,也符合東方人的哲學。去稗留禾、去腐生新是一項艱辛的攝取工作。在此方面,十余年研究涉及的主要問題有:中國“天朝禮制體系”的起源、建立及其對東亞國際關系的影響,交流區域的限制與東亞外交圈的初步形成,交流區域的擴大與東亞外交圈的發展,東亞外交圈與西亞外交圈的早期接觸及相互關系,近代東西方兩種力量的沖突、融合與互動,西方世界的興起與東方外交圈的衰落,東亞、東南亞、南亞國家與歐洲的海上貿易,西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發展與衰落,古代東方傳統外交與西方近代外交接觸時期的反應與調適,西方的沖擊與東方國家向近代外交的轉變,西太平洋貿易網與印度洋貿易網的聯系、互動與影響;等等。

  此外,研究重點還包括西太平洋地區存在的歷史悠久的貿易網問題。這個貿易網面積廣闊,參與國家眾多,與印度洋貿易網相聯系貫通,與地中海貿易網遙相呼應,在時間和空間上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它的興衰是由多種力量造成的,不是單一的因素使然。學者們強調像古代西太平洋貿易網這樣的重大問題必須根據多方面材料上下探索、左右考察,只有如此,方得窺其全貌。西太平洋貿易網其實就是海上絲綢之路,其影響深遠。東方社會在生生不已的演進中發生的變遷,與海上絲綢之路密切相關。無論從海上絲綢之路的角度觀察東方外交,還是從東方外交的角度觀察“一帶一路”,都是極有意義的重大課題,其意義遠遠超過純粹的經濟、貿易的層面而關系中國未來的崛起與發展。

  關于東方歷史上絲綢之路的興衰問題,學者們也進行了專門的探討,形成許多有價值的意見,有助于看待東方社會的歷史進程。例如,明清500年間中國社會發展是有其成就的,并非西方學者所說的是一個封閉的自我循環的系統,外因決定論的偏頗應予徹底糾正。但中國也有在舊制度的軌道上徘徊,無法適應世界浩蕩潮流的一面。與近代西方相比,東方社會發展相對緩慢,并非沒有發展。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的興衰必須根據多方面材料進行綜合研究,微觀研究是不能完成這個艱巨任務的。

  (二)東方外交史的微觀研究

  微觀研究是基礎,是具體問題在研究上的深化與進一步的展開,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如果說宏觀研究是提出和解釋重大問題,是見“森林”的研究的話,那么微觀研究就是一種見“樹木”的研究,更為具體的個案剖析,為宏觀研究提供具體而堅實的材料支撐,兩者桴鼓相應,互為犄角,缺一不可。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微觀研究構成宏觀研究的基礎,離開微觀研究是不行的。

  在把握東方外交史的歷史進程時,學者們對歷史進程中的每個側面都有關注,涉及外交人員的數量、交往的程度、影響與朝貢國貢獻的“方物”等。例如井上亙在《從遣隋使到遣唐使》一文詳細考察了6—7世紀遣隋使到遣唐使的演變過程。653年,遣唐使船載有包括大使2人、副使2人以及留學僧與留學生等240人。[12]通過細致考察,作者統計出從630年到838年的200多年時間里日本共向中國派遣了19次遣唐使,他們以虔誠的態度貪婪地學習中國文化。[13]這些文化如滾滾洪流涌向日本,促進了其社會變遷。也有學者從朝鮮半島現存的石刻碑志中探討古代中國與朝鮮的關系,從大量的史籍和石刻碑志中考察出朝鮮有名目繁多的入唐使,撮其要者有朝貢使、賀正使、告哀使、謝恩使、進賀使、請兵使、謝罪使、陳慰使等。[14]他們雖然角色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都在中朝兩國的交往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發揮了政治紐帶作用。

  微觀并不等于瑣碎,也不是碎片化,而是憑借個人的基礎、興趣與視野所及,對具體的問題作精微的考證和細密的梳理,以求得對歷史更為真切而具體的理解,真實地反映歷史原貌。從既有的成果來看,他們從事的絕不是簡單的史料加工、整理與辨偽訂訛工作,而是從紛繁復雜的歷史材料中理出頭緒,進行艱辛的修史鑄史,努力開創東方外交史研究之先河。微觀研究崇尚嚴謹的學風,強調材料的重要,甚至要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在訓詁章句、搜羅遺逸中完成考史、訂史最后修史的任務。我國學者在談到中東史研究時說過:“研究者不能總是翱翔于宏觀的‘高明之見’的天空上‘懸而不下’,也不能總沉湎于微觀的‘思索之功’的底層而‘不思上升’,更不能囿于政治偏見、陷于思維的片面性而‘不能自拔’。我認為,歷史上一切變動,無論是政治、民族、宗教,無論是經濟、生產、社會、文化,都是人類文明交往的明顯或不明顯表現。反映歷史本體的文明交往理論,必須建立在眾多典型歷史個案的總體思考和對現狀的全面理解與客觀檢驗的厚實基礎之上,才能得到逐步豐富和完善。”[15]這段話對于推進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建設極有啟發。

  在東方外交史研究成長的十余年中,出現了許多有深厚功力的文章,既有一定的理論深度,又有廣闊的視野,既有深沉的歷史意識,又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在有意和無意之中形成了國內外交史研究上的一些特色。可以說,在急劇變革的世界形勢面前,研究者們的目的十分明確,也十分現實,始終堅持學術研究要更多地關注人類社會發展命運,不做空疏文章的使命,把治史的目光投向了當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與外交發展的整個氛圍。

  (三)國別外交史的比較研究

  在比較研究方面,東方外交史成果豐碩。從張啟雄的《近代初期東方外交文書中所呈現的日韓名分秩序論爭》、魏楚雄的《當代東西方外交戰略與理念的改變:中美外交的傳統及其新實踐》、洪朝暉的《體育與中美公共外交》、[16]謝俊美的《從傳統到近代——略論中國與東亞各國外交關系的演變》、何偉杰的《兩個殊途而同歸的飛地: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英國與葡萄牙關系史》,[17]到王新生撰寫的《戰后日本的臺灣海峽兩岸政策——以佐藤榮作政權為中心》、魏志江的《日本關于東亞共同體的外交政策構想與中日關系》[18]等,無一不是貴實證、輕虛談,明顯帶有總結中外歷史經驗、為當代社會提供某些借鑒的資世意味。這些成果都是通過詳細對比、考察所得,有著作者們深思熟慮的理解與判斷,代表了當前中國學者的水平與動向,為社會貢獻了新篇。

  中國國內的東方外交史研究已經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是與國家所發生的空前社會變革同步發展的,明白無誤地確立起自己的地位。開展東方外交史研究,借鑒國外先進的經驗,可以說是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對國內的外交史研究起了推動作用。因此,“對東西方國家各自與形成外交思維有關的文化淵源、外交理念以及外交思維和理念作用下的行為模式作一些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比較研究,是一項極有挑戰性的全新意義課題。”[19]確實,把東西方古今外交中有價值的思想與實踐作一番比較研究,可以看到其間的差異,也可以讓我們獲得許多新認識。“不把以往既有的外交理論與實踐及其與文化的淵源關系說清楚,就不會對今天東西方國家關系的深刻根源以及日后走向有清晰的理解與準確的把握,以至導致外交決策上的重大失誤。”[20]當今世界正處在不斷變化的時代,借鑒和關注各國的成功經驗,是有其重要意義的。世界各國亟須了解東方國家外交實踐和今后的發展方向,東方經驗不僅會給世界提供嶄新的發展模式與發展觀,更為重要的是使世界發展的前途充滿了希望。

  雖然每個民族和國家發展方向大體相同,但是發展道路與對外交往的思想與行為方式還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進行一番系統的中外比較和東西比較。只有比較,才有鑒別,發現優絀,看到各國所處時空地位、發展階段與差距以及造成發展差距的原因所在。中國歷史傳統強調“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和資治與治世,以今天的發展來看光做到這一點是不夠的。從相互學習與大國關系的角度而言,中國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國。例如,印度是中國的近鄰,很早以前就與中國、西亞和地中海各國存在政治、經濟上的聯系,形成具有東方形式與特點的交往模式。[21]中國和印度又同處于重新崛起的過程中,無論從歷史研究的角度還是大國關系的角度,都應該深入探討中印兩國的歷史經驗,以及中印深深嵌入世界體系后對世界格局發展延伸的影響作用,更何況它們又是曾經影響世界的大國。在西方人看來,一個國家在富強之后必然走向霸權,形成對其他國家的支配,存在一個“修昔底德陷阱”。這是根據歐洲的歷史經驗得出的結論,解釋歐洲歷史尚且可以,但并沒有普遍的意義。這也就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臺,也給中外學者提供了一個從容交流、對話的機會,有助于對東方歷史、文化深刻而準確的理解。

  三、存在的問題與展望

  中國的東方外交史是世界史中的年輕學科,尚在構建當中。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世界,大國競爭加劇,不確定因素增多,歷史上的國家關系又如此復雜,今天的發展離不開對歷史進程的了解。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是歷史研究的價值所在,也是它的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功能。新的理論總是依存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并作用于社會生活,支持社會向更高梯級發展躍進。

  以往的外交史基本上屬于中外交通史或東西交通史的范圍,例如向達先生的《中西交通史》、張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等,既有中外關系史研究,也有許多外交史內容。把外交史從中外交通史中獨立出來,是外交史研究的深化與行動的具體展開,凝聚著探索者的心血與智慧,昂揚著中國一代學者的銳意創新精神。因為研究剛剛起步,從復雜眾多的歷史問題當中理出個頭緒來實為不易,理論的不足,本土資源整理與挖掘上的困難,體系、理論以及分析模式的建立都可能給研究工作帶來一些困難。對于歷史文化背景迥異、復雜萬千的東方歷史,學者們只是“任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選擇極有難度、極有挑戰性的東方外交史作為攻關方向,力圖在體系、內容、指導思想與寫作手法上打破傳統格局的限制,以東方本土資源和中國人的史觀構建出不同于以革命史觀書寫的外交史,更不同于以歐洲為中心的外交史。

  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整個現有成果還不能說已經很多了,已經成熟了,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另外,原創性的東西還有待進一步的開掘,學者們的積極性也有待進一步激發,學術真理尚未在傳承與創新中得到充分的進一步的展現。細察以往出版的著作與發表的論文,參之以東方外交史建設的標準就可以發現研究上的不平衡,以致出現畸重畸輕、畸多畸少的情況,東亞、東南亞成果較多,南亞、西亞和中東地區成果相對較少,有的領域至今無人涉足,反映出研究上的不足與空缺的一面。作為歷史學中最為年輕的一個分支,東方外交史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編纂體系和史學理論,向成熟的高峰推進,完成這個艱巨課題還要付出艱辛的巨大的努力。畢竟東方外交史研究是超越前人的創造性探索,至今還沒有人嘗試過。正因為如此,我們還要付出百倍的信心與熱情。

  東方外交史研究應該更多地關注各國的多樣性與合作經驗。以往的外交史以政治史居多,關注的是國家領導人之間的交往,重大政治、經濟活動往往遠離人們的視野,失去了外交史應有的魅力與風采。歷史本來就是豐富多彩的,不僅要有筋有骨,還要有血有肉,成為反觀人類主體本身的一面鏡子。東方國家的外交實踐異常豐富多樣,外交思想博大深邃,但是始終沒有得到系統的總結與闡發,或者說沒有發展出系統的外交史理論。外交實踐是一回事,創造和總結外交史理論則是另一回事。歸根到底,還是與東方文化的綜合性有關,沒有像歐洲那樣發展出具體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完整體系。

  東方外交史有自己特定的體系與內容,不同于傳統的外交史,也有別于一般歷史的記載與記述。它帶著對現實問題的強烈關心來書寫歷史,關注當今社會的重大需求與學術前沿,強調歷史與現實的結合,東方與西方的互動,理論與實踐的聯系,關注歷史上那些有價值、有重大意義的問題,也就是從對現實的關懷中來研究歷史,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與力量,建立中國人的學術話語體系。外交史不是單純的歷史,其積累、凝聚著當今社會的重大需求,與現實聯系又異常地密切。學者們已經注意到,建立中國人的外交史話語體系,就必須努力構建出我們自己的一套理論、框架、體系與分析模式,使用本土資源,展現東方人的史觀。從以往推出的著作來看,外交史始終處于被忽視的地位,即使研究外交也多以現狀為主,外交史成果相當之少。在這少之又少的著作中又偏向國別外交史和雙邊外交史,根本沒有使用東方外交史這一明確概念。確實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提出與推進具有彌補國內外交史研究空白的意義,可視為總結歷史經驗的一項宏大文化工程。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說過,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不管人們對它怎樣理解,但有一點是必須強調的,那就是歷史要與現實發生聯系,從對現實的關懷中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歷史研究是有巨大社會功能的,必須不斷地從社會的需求中尋找自己發展的出路。這或許是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所在。歷史研究只有在人類社會運動過程中不斷總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不做空疏文章,關注現實社會的重大需求才有意義,才有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東方外交史研究要有更大的發展,一方面不能否認傳統外交史在傳播、保存史料上的貢獻,不能否定純粹的學術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學術價值;另一方面,還要注意到,如果過多地強調為現實服務而又忽視了歷史研究的學術使命,缺少了應有的理論建設,就無法推動歷史研究進步。只有與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保持同步,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保持應有的定力與心力,東方外交史研究才會有旺盛的學術生命力。

  注釋

  [1]陳奉林、魏楚雄主編:《東方外交史之發展》,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方外交與臺灣》,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東方外交與朝鮮半島問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東方外交史中的日本》,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理論篇)》,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實踐篇)》,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李濤、魏楚雄、陳奉林主編:《印度崛起與東方外交》,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張曉剛、陳奉林主編:《東方歷史上的對外交流與互動》,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8年;魏志江、張曉剛、陳奉林主編:《東亞區域史與絲綢之路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

  [2]韋德星:《論東方外交史及其時空定位問題》,陳奉林、魏楚雄主編:《東方外交史之發展》,第29頁。

  [3]張健:《先秦時期的國禮與國家外交——從氏族部落交往到國家交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6頁。

  [4]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5]參見陳奉林、魏楚雄主編:《東方外交史之發展》。

  [6]參見張曉剛、陳奉林主編:《東方歷史上的對外交流與互動》。

  [7]參見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方外交史中的日本》。

  [8]參見李濤、魏楚雄、陳奉林主編:《印度崛起與東方外交》。

  [9]參見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理論篇)》。

  [10]羅茲·墨菲:《亞洲史》,黃磷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第2頁。

  [11]楊昕沫:《中國視野:東方外交史研究的興起與變遷(2006—2016年)》,《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12]井上亙:《從遣隋使到遣唐使》,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方外交史中的日本》,第55頁。

  [13]井上亙:《從遣隋使到遣唐使》,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方外交史中的日本》,第53頁。

  [14]拜根興:《朝鮮半島現存石刻碑志與古代中韓關系——以唐與新羅關系為中心》,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方外交與朝鮮半島問題》,第53頁。

  [15]彭樹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中東史研究》,《世界歷史》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紀念《世界歷史》創刊30年”增刊,第246頁。

  [16]參見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理論篇)》。

  [17]參見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實踐篇)》。

  [18]參見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方外交史中的日本》。

  [19]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理論篇)》,“導言”。

  [20]魏楚雄、陳奉林主編:《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理論篇)》,“導言”。

  [21]參見李濤、魏楚雄、陳奉林主編:《印度崛起與東方外交》,“序言”。

作者簡介

姓名:陳奉林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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