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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研究及其發展
2020年07月27日 10: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1期 作者:喬洪武 字號
關鍵詞:西方經濟倫理;邊際革命;福利經濟學;阿馬蒂亞·森

內容摘要:經濟學原理和政治經濟學原理可以連接起來,用來探索科學的、世界性的哲理。經濟哲理中包含著經濟倫理思想。

關鍵詞:西方經濟倫理;邊際革命;福利經濟學;阿馬蒂亞·森

作者簡介:

  今年恰逢1984年第一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頒發35周年。此次將唯一一部著作獎授予《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研究》,反映出我國經濟學界對于將經濟學原理的技術分析同哲學分析有機結合之研究范式的充分肯定。美國經濟學家彼特·鮑特克曾說,沒有歷史、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經濟學會陷入干巴巴的技術分析風險。但是,沒有以廠商理論為基礎、只是基于邏輯推演和事實的政治經濟學,也會陷入只有純粹的觀點和理想的風險。經濟學原理和政治經濟學原理可以連接起來,用來探索科學的、世界性的哲理。經濟哲理中包含著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與哲學倫理學這兩大學科本是同源的,只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開啟了經濟學“去倫理化”模式。西方經濟學中有關福利的經濟理論與倫理學聯系本來一直密切,英國經濟學家李特爾認為,福利經濟學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因為由邊沁創立的功利主義中的“最大快樂原理”就是把數學應用到倫理經濟學的問題上。所以,“快樂”(或者稱“享樂”)經濟學有其確定的功利主義倫理基礎。而在“快樂”經濟學之前,西方經濟學只有“財富”經濟學;在庇古之前,“福利”二字很少使用,且“福利”比“快樂”的倫理意義要大得多,因而福利經濟學一般認為是從庇古開始的。庇古繼承了邊沁的理論,認為社會福利是每個人福利的總和,經濟福利是總福利的一部分。功利主義價值判斷認為,經濟平等可以提供最大量的快樂,即實際收入的平均分配將使滿足達到最大。

  20世紀30年代,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受到羅賓斯等人的批判。他們認為,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沒有科學根據。繼羅賓斯之后,卡爾多、希克斯、勒納等從帕累托的理論出發,也對庇古的舊福利經濟學進行了批判。新福利經濟學家根據帕累托最優狀態和序數效用論,認為福利經濟學應當研究效率,只有經濟效率問題才是最大福利的內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阿羅在《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提出,不可能存在一種社會選擇機制,使個人偏好通過多數票規則轉換為社會偏好。由此,阿羅的“不可能定理”成為新福利經濟學的一大理論基礎。而正是遭到羅賓斯、阿羅等人的批判之后,福利經濟學在很長一段時期里處于極度衰落狀態,其復興過程也較為緩慢。

  針對20世紀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倫理貧困化”問題,西方經濟學內外興起了一股旨在“重建經濟學倫理之維”的理論浪潮。阿馬蒂亞·森是領軍人物,他重建經濟學與倫理學內在聯系的實質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倫理相關的動機觀”;二是“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

  森指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去倫理化”和“貧困化”問題顯著地存在于“福利經濟學”中。在他看來,現代福利經濟學“去倫理化”拒絕考慮任何其他類型的倫理價值規范,其造成的理論“貧困化”完全不顧及人際福利分配問題。這意味著現代福利經濟學沒有為重要的社會倫理價值留下任何立足之地。除此之外,現代福利經濟學的“貧困化”還體現在,“帕累托最優”標準在邏輯上不兼容于現代社會普遍認可的幾種重要倫理規范。在森看來,上述兩種“貧困化”的罪魁禍首在于,現代福利經濟學建立在一個極其狹隘的“信息基礎”之上,否認除個人“效用”之外的任何其他信息在社會福利評價中的相關性,并規定個體“效用”是“人際不可比”的。森指出,基于利益的社會選擇不可能避免個人間效用比較。由此,森提出了實施福利經濟學倫理重建的總體方向和途徑:打破“福利主義”信息限制條件,拓展社會福利評價的“信息基礎”。在他看來,要想把豐富多樣的倫理考量與“經濟效率”標準整合到社會福利評價的一般框架中,關鍵是要打破以排他性地刻畫個體福利狀況的“信息一元主義”教條,以某些不同于“效用”的概念和信息來表征個體福利狀況(盡管某種恰當定義的“效用”概念仍可能起到間接或輔助性作用)。森認為,最有效的重建途徑是,以“可行能力”概念替代“效用”概念,作為社會福利評價的信息基礎。正是這種內在的信息多元性,賦予“可行能力”概念解福利經濟學倫理貧乏之困的巨大潛能。森對“可行能力”視角的創造性運用,體現在他有關經濟社會發展之本質與過程的理解方面。事實上,以“可行能力”來看待發展的觀念,已被公認為森最具特色、最富創造力的思想成果之一。這一思想已經對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多個世界性組織以及許多國家的發展政策和行動議程產生深遠影響。也因此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在經濟學和倫理學兩大知識領域之間重新建立起有效聯系的必要性、緊迫性和可能性。這也正是我們率先在國內展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重要動因之一。

  在西方經濟學學說中挖掘整理和歸納評價經濟倫理思想,需要研究者除了具備良好的西方經濟學專業知識外,還應具有扎實的哲學倫理學素養。德國弗萊堡大學教授維克多·J.范伯格認為道德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論著以某種方式討論在經濟理論內部道德判斷的潛在作用,同時也關注規范經濟論述建立的基礎:評價的最終標準的理性根據。”,“第二類把倫理或道德作為人類行為的一個方面,成為研究的經驗事實的一個組成部分。”范伯格的評價告訴我們,研究經濟倫理思想一方面應當注重學習、歸納和總結西方哲學家從倫理到經濟的范式,對于經濟理論內部的道德判斷潛在作用的研究;另一方面應關注作為經驗科學的理論經濟學,在其人類行為的分析中對于倫理或道德的解釋性角色的研究。這就特別需要具備經濟學和哲學倫理學雙重專業素養的學者,對這兩個學科進行整合,從經濟學大師們的論著中發掘出其中蘊含的經濟倫理思想。孫冶方獎評委對著作的肯定,說明我們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學與倫理學跨學科研究,凸顯了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核心價值和理論閃光點、歷史價值和現實價值。

  經濟倫理的本質是什么?馬克斯·韋伯認為,它既是激發經濟行為的精神動力,又是評價人們經濟活動是否合乎道義的標尺,并以此來影響人們對經濟體制和經濟行為的選擇。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在不同文明時態和形態下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且由于國別地理、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學各個流派的不同使其不具有唯一性。但近代以來的西方經濟學說及經濟倫理思想,既銘刻了歐洲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轉型各個歷史時期中經濟倫理變遷的依賴路徑,又為現代市場經濟的長期發展規定出若干必須遵循的道德準則。這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實現向市場經濟轉型顯然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對于初步完成市場經濟轉型進而深化改革以完善自身的市場經濟國家,同樣具有可供借鑒的寶貴作用。例如,在當前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之中,我國如何才能夠形成一個全面創新的可持續發展態勢呢?哈耶克曾提出,人類文明進步有賴于個人在追求其目標時,能夠使用比其本人擁有的更多的、分散在更多人身上的知識。米塞斯的學生柯茲納認為,哈耶克對知識不完備性的重視是其對西方現代經濟學的決定性貢獻,因為現代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都是建立在“完全信息”(也即完備知識)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承認市場過程由發生著系統性變化的、有關彼此情況的個體性知識的模式所構成,如果承認那些使得社會成員能夠最完全地利用‘不會全部賦予任何單個人的知識’的社會制度的規范性意義,那就會給微觀經濟學理論與福利經濟學帶來革命威脅。……哈耶克關于知識的洞見,要求對這些領域的理解進行一場綜合性的、完全的(或動態的)主觀主義革命。”哈耶克的洞見將導致一種新市場觀的誕生,將市場秩序描繪成一個發現過程。因此,西方現代經濟學達成一個共識:經濟理論需要有三大傳統柱石——天賦要素、技術和偏好——外的第四大柱石——制度(institution)。一個國家選擇并確立寬松與自由、開放與放開的制度安排,是激勵創新之母。沒有激勵創新的制度環境,光靠抓人才、挖人才,創新將非常稀缺,也難以為繼。所以,西方經濟學家睿智的哲學倫理學思想對新時代的中國改革開放仍具有啟示價值。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趙明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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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喬洪武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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