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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教育脫貧內生動力
2020年10月09日 09:53 來源:《中國教育報》2020年10月8日6版 作者:夏長久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09:53
來源:《中國教育報》2020年10月8日6版 作者:夏長久
關鍵詞:教育精準扶貧;脫貧內生動力;扶志

內容摘要:2020年既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也是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站在這一歷史節點上總結、思考我國的教育精準扶貧具有極為重要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教育精準扶貧;脫貧內生動力;扶志

作者簡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貧開發的重要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自2015年以來,脫貧攻堅戰使得很多貧困區域脫貧摘帽,但“返貧”問題和“精神貧困”問題始終限制著貧困地區真正脫貧。實踐和經驗表明,教育精準扶貧不僅肩負著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的歷史使命,還可以促進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隨著精準扶貧尤其是教育精準扶貧相關政策的深入推進,雖然部分貧困地區已經脫貧摘帽,但教育隊伍不僅不能撤,教育精準扶貧項目不僅不能停,而且還要加強扶貧與“扶志”的有機結合,使扶貧、脫貧具有內生動力。

  教育精準扶貧是根據扶貧對象的不同情況,運用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提高扶貧對象的基本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術技能,以促進扶貧對象掌握脫貧致富的本領,實現可持續脫貧目標。教育精準扶貧的功能決定了教育精準扶貧在扶貧體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從根源上解決精神貧困,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手段,更是實現教育公平的最佳途徑。“十年樹木,百年育人”,教育工作具有長期性,是一項支撐可持續發展的事業,教育精準扶貧面對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更加需要持續發力,精準發力,進而逐步縮小東、中、西部之間的教育差距。因此,貧困地區要想真正擺脫精神貧瘠和物資窮困,扶貧事業必須深深扎根下去,尤其是教育精準扶貧。

  根據扶貧對象的不同情況,扶貧對象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群體:一類是農村貧困家庭的學生、留守兒童等;另外一類是較早離開學校、進入社會的非學齡教育貧困人口,主要是高中以下學歷、低技能或無技能的農村貧困青壯年。貧困家庭的兒童面對各方面的困難,如果不對他們采取相應的救助幫扶措施,任由其過早進入社會,則其脫貧能力依然有限,進而形成貧困的惡性循環。上述兩類貧困群體的教育需求存在本質差異,貧困群體內部也呈現多樣化的學習訴求。譬如,貴州省就針對貧困群體的不同需求建立了比較靈活、多樣的公共教育服務體系,以推進教育精準扶貧。針對第一類貧困群體,貴州省“因群施策”,貴州省教育廳、貴州省財政廳、貴州省扶貧開發辦公室、貴州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于2015年聯合印發《貴州省進一步加強農村貧困學生資助推進教育精準扶貧實施辦法(試行)》,對貧困適齡學生進行幫扶;針對第二類貧困群體,貴州省人民政府辦公廳于2015年1月印發《貴州省創新職教培訓扶貧“1戶1人”三年行動計劃(2015—2017年)》,該通知以推進扶貧對象的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為手段,以到2017年實現貴州全省120萬個農村建檔立卡貧困戶“1戶1人1技能”全覆蓋為目標,逐步消除農村“零就業”貧困家庭,實現“職教培訓1人、就(創)業1人、脫貧1戶”。

  目前,我國的教育精準扶貧已基本上消除教育的絕對貧困,但教育的相對貧困一直存在。因此,加強教育精準扶貧的國家頂層設計和長遠規劃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和現實社會的創新需求,是鞏固脫貧成果的重要手段。堅持教育精準扶貧,鞏固深化脫貧成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精準發力:

  首先,要優化教育精準扶貧的戰略定位,提高國家貧困治理能力。黨和國家已向人民作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莊嚴承諾,這一目標的達成需要保持對貧困問題的警惕性和敏感性,堅持教育精準扶貧措施不放松。時代賦予我們解決貧困問題的歷史使命,我們需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對于已脫貧的,保持教育精準扶貧,鞏固脫貧成果;對于尚未脫貧的,繼續通過“發展教育脫貧一批”。同時,需要將提高貧困治理能力上升到新的歷史高度,優化貧困治理體系,創新與完善教育精準扶貧的作用機制;完善教育精準扶貧的工作機制;提高扶貧干部的綜合素質和政治站位,加強扶貧隊伍的組織紀律和思想建設,打造一批素質過硬的扶貧隊伍。扶貧干部要有持續的學習能力,能夠針對教育精準扶貧實踐中遇到的實際問題采取相應的工作方法,動態調整,通過相互間的信息交流和協同處理,提升扶貧工作的有效性和科學性。此外,國家應倡導根據教育精準扶貧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對教育精準扶貧因地制宜,突出工作重點,積極培育扶貧對象的自我管理、自我組織和自我服務能力。

  其次,要優化教育精準扶貧對象的識別措施,完善國家貧困治理手段。自精準扶貧政策于2013年提出并實施以來,我國的減貧治理理論及實踐也在不斷深入推進,傳統運動式的貧困治理方式逐步被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國家貧困治理體系所取代,我國的扶貧工作進入了以制度化體系治理貧困的新階段。《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國務院關于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均強調要精準識別扶貧對象,不斷完善國家貧困治理的方式與手段。在教育精準扶貧推進的過程中,要提升扶貧對象識別的包容性和科學性,堅決杜絕“自上而下”式的任務分解。針對教育精準扶貧,要定期對扶貧對象進行評估,做好扶貧對象的動態管理;根據深度貧困地區的發展情況,動態調整扶貧教育資源的投入力度;完善對教育扶貧資金的監管措施,保障資金流向在“陽光下”運行;加強第三方評估機制的落實,扎實做好扶貧對象的評估和退出。

  再其次,需要建立健全教育精準扶貧法律保障體系,建立教育扶貧長效機制。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亦是國家治理法治化的過程,法治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國家治理法治化要求扶貧工作法治化,201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提出“抓緊研究制定2020年后減貧戰略。研究推進扶貧開發立法”,通過扶貧立法推動教育精準扶貧法律保障體系的完善,規范教育精準投入的方式、性質、使用項目、所有權等具體實施細節,避免因缺乏有效的法律監管而造成扶貧資源的浪費。通過相關立法建立扶貧長效機制,是后脫貧攻堅時期的重要課題,教育精準扶貧在我國精準扶貧體系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對扶貧法治體系建設的需求更加迫切。

  2020年既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也是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站在這一歷史節點上總結、思考我國的教育精準扶貧具有極為重要的時代意義。“扶貧必扶志,治貧先治愚”,教育在脫貧攻堅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和持續性地位,不僅是在精準扶貧工作中“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重要手段,更是消除貧困代際傳遞、鞏固脫貧成果的重要手段。應當總結當前教育精準扶貧的成果和經驗,繼續推進、完善教育精準扶貧政策,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夏長久 工作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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