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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的中國、理想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 ——蘇秉琦“中國”觀的新思考
2020年10月09日 14:36 來源:《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作者:李新偉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14:36
來源:《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作者:李新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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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秉琦早在1979年就指出中國考古學的首要問題是正確回答“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完成這一使命的一項重要研究內容是建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史前基礎,即在史前時代識別歷史時期中國的雛形。

  蘇秉琦提出“中國”的形成經歷了“共識的中國”、“理想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三個階段:根據古史記載,堯舜禹的活動中心在晉南,陶寺遺址地域契合、時代相符、文化上“具有從燕山北側到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綜合體性質,表現出晉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的地位”。當時萬邦林立,“各大區系間的交流和彼此認同”形成一個“天下”,陶寺居中而立,雄視四方,可以解決各邦的“訴訟”、接受各方的“朝賀”, 成為萬邦“共識”中“不十分確定的中心”,所以可以稱作“共識的中國”,甚至當時四方很可能以“中國”稱呼陶寺所在之地,此為最初的“中國”的概念。夏商周三代則“出現了松散的聯邦式的‘中國’”,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想,這個時期的中國可稱“理想的中國”;而秦漢帝國則以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將多民族統一國家落實成為一個實體,完成了“現實的中國”的構建。

  這些表述中的“中國”實際有兩種內涵。在以陶寺為最初的“中國”的表述中,“中國”的定義為:位居地理范圍與歷史時期中國的核心地區大體重合的文化共同體的地理中心、文化上對周邊地區有核心引領和維系作用、被尊稱和尊奉為“中國”的國家級政體。此“中國”可以稱作“狹義的中國”。在關于“理想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的表述中,“中國”則明顯指的是“狹義的中國”概念中的文化共同體,是周人宣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的“天下”,是秦漢帝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控制的疆域。此“中國”可以稱作“廣義的中國”。

  這一關于“中國”形成三階段的論述,對探索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政治理想和文化認同的形成極具啟發和指導意義,但其涉及的“中國”的定義、各階段的內涵和時間都值得深入探討,本文擬依據新的考古資料和研究略作闡發。

  “狹義的中國”的定義基于這樣的推測: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二里頭政體(夏王朝)、或更早的以晉南為中心的陶寺政體(堯舜政體),雄踞一個文化共同體的中心,為廣域王權國家的權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輻射力的強勢文化‘磁場’,成為周邊地區共識中的核心引領者,被尊稱、或自命為“中國”,這是“中國”一詞的來源。即“中國”這一稱呼一開始出現,便具有位居文化共同體中心、引領周邊的高級政體的內涵。

  但金文和先秦文獻顯示,周人所稱“中國”的本意并非如此。

  對周人而言,“國”之本意為“區域”而非政體,先秦文獻稱以家族為核心、由若干邑組成的政體為“邦”,漢人為避劉邦之諱改為“國”。因此,“中國”之本意為“中心地區”。西周初年的“何尊”銘文有“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薛民”,是目前所見最早提及“中國”的文字資料,明顯指的是伊洛匯聚的洛陽盆地,是周人地理和政治觀念中的“天下”的中心地區。金文中多見“東國”和“南國”之稱,即指東部地區和南方地區。《詩·大雅·韓奕》有:“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北國”即北方地區。《尚書·多士》云:“予大降爾四國民命”,《詩經》多篇也有“四國”之稱,指周邊區域。

  《史記·周本紀》記周武王稱伊洛匯聚之地為“有夏之居”;記周公營建成周的過程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孫慶偉據此認為,周公強調洛邑為“天下之中”的兩點理論根據——“居九鼎”和“四方入貢道里均”——都是針對夏王朝而言的。“九鼎”是夏王朝奠定的政治正統的象征物,而四方諸侯的納貢則代表了天下萬邦對此種正統的廣泛接受。因此,如果沒有“夏”,即使洛陽盆地位居周人“天下”之中,也不會被稱為“中國”。稱洛陽盆地為“中國”,標志著“中國”是超越族屬的政治正統,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也是他們作為執政者對自身文明高度的自我標榜。

  目前,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銅鼎高僅20厘米,飾簡略的網格紋,與《左傳·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描述的九鼎相去甚遠;二里頭遺址雖然有不少外來物品,但遠不足以證明當時已經形成天下貢賦體系。西吳壁礦冶遺址的發現表明,王朝獲取戰略資源的重要方式是設立聚落直接控制。商人統治中心偏東,也未見其以洛陽盆地為“中國”的記載。我們當然不能排除在周人之前,洛陽盆地和晉南盆地已經被周邊地區稱作“中國”, 《史記》關于舜“之中國”的記載或可作為“中國”一詞出現較早的佐證;但即便如此,如果“中國”在周初僅為對中心地區的稱呼,很難說在夏代和更早時期“中國”具有“文明中心”的內涵,是周邊對共識中的核心引領者的尊稱,或以引領者自己“對自身文明高度的自我標榜”。《史記集解》引東漢劉熙《釋名》對“中國”所作的“帝王所都”的定義應是后來的衍生意義,不足為其本意的憑據。

  對于胸懷“天下”的周人來說,“中國”的戰略位置和宗教、政治象征性更加重要,“宅茲中國”是“依天室”、“自之薛民”的管控“天下”的政治、宗教和軍事戰略部署,安置“九鼎”和“四方入貢道里均”更像是周人“托古改制”式的政治宣傳,并非宣示周人對夏的文明正統的認同,更不能依此認定二里頭時期曾經制作九鼎以宣示居中統治的政治地位并構建了天下貢賦體系。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考古資料也并未顯示陶寺文化、甚至二里頭文化已經具有核心引領地位,足以被四方尊奉為“中國”。

  陶寺遺址發現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的大城和內部的宮城及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并有“觀象臺”這樣的特殊建筑,大型墓葬隨葬豐富的禮樂、祭祀用品和武器,在同時期遺址中確實非常突出;但近年來石峁遺址連續獲得重大發現,面積近400萬平方米的石砌外城、層疊高起達70米的皇城臺及具有宗教內涵的豐富雕刻都展現出其發展程度和政治、經濟、宗教及軍事勢力足可與陶寺匹敵。同時期的河南和山東龍山文化也出現諸城林立的盛況,山東地區發現有大型龍山墓葬;后石家河文化雖然深受河南龍山文化影響,精致的玉器仍表現出旺盛的發展態勢。整體而言,東部諸文化的社會發展難以用陶寺的核心引領來描述,“天下”格局呈東西并立之勢。

  距今3800年前后,陶寺文化、石峁集團、山東龍山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紛紛衰落。二里頭文化崛起,在河洛交匯之地建立二里頭大型都邑,被普遍認為是夏代晚期都城,標志著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誕生。二里頭文化確實表現出強大的輻射力,劉莉、陳星燦等人的研究更反映出二里頭政體以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掌控大范圍內戰略資源的“王朝氣象”。但是,石峁石雕和早商青銅器紋飾表現出高度相似性,暗示商文明與西北高地的深刻淵源;周人的成長更是根植于西北高地自身的豐厚文化土壤。很明顯,在二里頭控制范圍之外發生著不容忽視的文化互動、傳承和發展,當時的“天下”大勢也未必可以用二里頭的核心引領一言以蔽之。

  總之,文獻和考古資料均不支持陶寺或二里頭政體已經成為威孚各地的核心引領者、并被尊奉和尊稱為“中國”的推測,直至西周時期,“中國”之本意仍然僅為中心地區。

  隨著周王朝核心地區一體化和文化認同的加強以及與周邊四夷沖突的加劇,春秋戰國時期,此核心區漸以位居中心的文明之邦自居,并自稱“中國”,本來僅指“中心地區”的“中國”才開始具有“中央之邦”和“文明中心”的內涵。《詩經·小雅·六月》序云:“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史記·趙世家》記戰國時期趙公子成云:“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此“中國”范圍大體涵蓋周王朝諸侯控制地區。《史記·大宛傳》載,漢武帝“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可知秦漢時期,“中國”開始指代中央王朝統治的核心地區。可見,“中國”自從具有“文明中心”這一內涵之始,指代的就是一個與“四夷”對應的、范圍遠超過“宅茲中國”中的“中國”的廣大地區。此后,隨著中央政權控制范圍的不斷擴大,“中國”的范圍也不斷擴大。

  因此,“狹義的中國”是一個本不成立的概念。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或探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史前雛形的語境下,我們只能使用“中國”的廣義而非其原始本意,即“中國”為歷史時期直至現代我們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簡稱,這一簡稱大約始自春秋戰國時期,是周代核心地區一體化認同加強的諸侯國面對周邊四夷提出的自稱,以彰顯自己占據文明制高點的核心地位。

  考古學家普遍相信廣義的“中國”在史前時代已具備雛形,對其有不同的稱呼,包括“中國相互作用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最初的中國” 和“最早的中國”等。由張光直最先提出的“最初的中國”更簡潔而準確,本文統一使用這個稱謂。

  對于何為“最初的中國”,學界有兩種看法。

  “狹義的中國”論者自然會以陶寺文化或二里頭文化為“最初的中國”,其基點有二。首先,正是因為出現這樣的位居中心的強大政體,才會產生“中國”的概念和稱呼。其次,只有強大核心的引領作用才能威孚四方、促成共識,形成一個可以成為歷史時期和現代中國基礎的文化共同體。對于第一個基點上文已經辯駁。第二個基點的影響其實更為廣泛,是蘇秉琦指出的“大一統”“怪圈”束縛的典型的表現,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同樣扭曲了考古資料反映的實際情況。上文我們也已經說明,陶寺或二里頭均未成為引領四方和核心。那么,沒有了核心的引領,中國史前各地區能否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和關于這個共同體的共識呢?答案是肯定的。

  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是中國史前時代重要的轉折期,各地區普遍發生了跨越式的社會發展,涌現出可以組織大量人力物力建設大型公共建筑和儀式中心、創立新的意識形態、并施展各種“領導策略”獲取和維護權力的社會上層。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各地區在社會普遍發展的同時,相互交流也日趨密切,交流內容日益豐富。

  張光直主要依據各地區陶器的相似性,在1986年提出在距今6000年前后,中國各地區的史前文化因為密切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范圍北自遼河流域,南到臺灣和珠江三角洲,東自海岸,西至甘肅、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因為“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以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可稱之為“最初的中國”。

  筆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各地社會上層為了獲取遠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識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眾的特殊能力,努力開展遠距離交流,形成鏈接各主要文化區的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交流的內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觀、天文歷法、高級物品制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精粹。這樣的交流更加促進了各地區的一體化,足以使各地區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因此,“最初的中國”的考古學定義為:“中國各主要史前文化區在同步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密切交流形成的、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的文化共同體。”

  參與著如此密切交流的各地區的史前文化、特別是其社會上層是否已經對此“最初的中國”形成了某種“共識”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參與遠距離交流的社會上層很可能采取了親身旅行這種直接的交流方式,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交流的內容包括秘不示人的、只有社會上層才能掌握的神秘知識,例如如何在特定的地點觀測特殊的天象,如何食用特殊食物或藥品、配合特殊的肢體動作和意念導引進入薩滿通神狀態等,這些都是需要面傳身授的;第二,對于社會上層來說,跋山涉水、經歷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的長距離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本地一般民眾難以完成的英雄壯舉,是提供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參與交流的社會上層應該積累了關于可以交流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范圍的豐富知識,雖然目前沒有在考古遺存中發現保留下來的證據,但可以推想,這些重要的旅行經歷的山川和人文知識肯定會被以某種方式記錄下來,成為高級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至少在社會上層中被代代相傳。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和傳授,各地的社會上層會掌握對“最初的中國”的地理范圍和文化范圍的豐富知識,并產生某種認同。各地區當然未必認為自己屬于同一個更高層次整體,形成對一個中心引領者的共識,但卻可以形成對于這個彼此共同擁有的一個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國”的共識。

  因此,蘇秉琦提出的“共識的中國”應為得到中國史前各文化區認同的“最初的中國”,而并非對其中心地區核心引領地位的“共識”。此“共識的中國”在距今5300年前后應該就已經形成。

  蘇秉琦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周人才形成的構建一統“天下”的理想,“理想的中國”在周代才形成。其實這樣的宏大理想很可能出現得更早。

  我們可以將“理想的中國”定義為在關于“最初的中國”的共識、亦即“共識的中國”形成后,促進“最初的中國”內各文化區的一體化、將此文化共同體升華為政治實體的宏大政治理想。依據考古學資料識別具有“理想的中國”政治理念的領導者需要論證兩個問題:一是領導者具有了關于“最初的中國”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識;二是領導者以來自“最初的中國”內各地區的特殊物品表現自己胸懷天下的政治抱負。

  陶寺高等級墓葬的發現表明,陶寺政體的領導者很可能已經具有了這樣的宏大政治理想。如上所述,在距今5300年前后“最初的中國”形成時,各地區的領導者已經具備了關于“最初的中國”范圍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識,并作為重要的高級知識代代相傳。可以推想,至1000年后的陶寺時期,這樣的知識已經相當豐富。陶寺大墓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對四方物品的著意鋪陳,這些物品包括來自山東龍山文化的鱷魚皮制作的“鼉鼓”和刀等玉器,以來自西北地區的金屬冶煉技術制作的銅鈴和齒輪形器,來自良渚文化傳統的玉琮、玉璧、“俎刀”,江漢地區后石家河文化風格的鏤空獸面玉飾和綠松石蟬等。此外,對陶寺彩繪陶器圖案的研究表明,龍紋盤圖像與良渚文化密切相關,其他彩繪圖像多為各種形式的鳥紋,表現出與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的淵源關系。匯聚如此豐富的四方文化因素,一方面印證了陶寺領導者對“最初的中國”的廣泛了解和與各地區的密切聯系,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其胸懷四方的政治視野和凸顯自己在四方中的地位的政治抱負。由此我們可以推測,陶寺領導者很可能形成了構建一個廣域統一政體的“理想的中國”的政治藍圖。正是在這樣的藍圖下“熔合”各方先進因素和政治實踐經驗,陶寺領導者才完成了達到早期國家程度的政治成就。

  二里頭文化的考古成果展現出更宏大的“王朝氣象”。二里頭遺址發現有來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鴨形壺和海貝,來自西北地區的青銅戰斧和環首刀;酒器傳統來自東方,玉器繼承了龍山時代海岱和江漢地區的傳統。在盛產銅礦和食鹽的中條山脈及運城盆地,在銅礦資源最豐富的長江中下游的湖北和江西都發現有含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遺址,很可能與二里頭獲取資源的努力有關。在以各種方式獲取四方的自然和文化資源的同時,二里頭文化也表現出強大的文化擴張力。盉(鬶)、爵等二里頭風格的陶禮器向北見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長江流域一帶,西達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一帶。二里頭風格的玉璋向南傳播至南陽盆地,再南下到達長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帶;再向南,在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發現。這種強勢的大范圍傳播,表明來自中原王朝的禮器被作為權力地位的象征物推廣和接受,中原王朝與某些區域的社會上層之間可能已出現了程度不同的政治聯系。

  有理由相信,二里頭政體的領導者們也是胸懷天下的,形成了“理想的中國”的政治藍圖,在一個范圍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圍內,以超過陶寺政體的規模施展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獲取資源、傳播禮儀,以更有力的方式推動著各地區的一體化進程和對核心文化的認同。正如我們討論過的,《禹貢》的最初版本很可能在該時期已經出現,成為推進各地區一體化進程的極具政治智慧的宣傳方案:“禹跡”所到之處,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產豐富。禹跡覆蓋的九州,使之成為與蠻荒之地迥然有別的文明世界。因為禹的功績,九州成為一體有了充分的理由,一體的九州由一個像禹一樣的圣王統治、四方朝服納貢也有了充分的理由。

  因此,龍山時代應為“理想的中國”的形成期。雖然如上所述,狹義的“中國”概念并未形成,但陶寺王者已經形成“理想的中國”的宏大政治理想。二里頭文化則邁出了將“理想的中國”變為現實的關鍵一步。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爾,政治亦然”。商王朝繼續著構建“現實的中國”的實踐,影響力遠盛于二里頭時期,但“最初的中國”范圍內,仍處于“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的狀態,商人未能以政治制度實現對“天下”統一管理。林沄也提出商代的“天下”為“方國聯盟形式”。

  如王國維所言,周人創立的“大一統”制度是殷周之際最重要的變革。在距今3000多年,周人以宗法、分封制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負,將“理想的中國”落實為用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管理的“現實的中國”,奠定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政治和思想基礎。放眼世界,在疆域上可以與之匹敵的古波斯帝國的形成是600 年以后的事了,而且轉瞬即逝。

  距今5300 年前后各地區互動形成的“共識的中國”、龍山時代雄心勃勃的領導者醞釀的“理想的中國”和周人以政治制度落實的“現實的中國”是多元一體的“最初的中國”由“自在”到成為政治實體的三個重要階段。中國的文明化進程就是如此氣魄恢弘,在覆蓋長江和黃河及遼河流域的面積近300萬平方公里的“最初的中國”范圍內展開。如此宏大的進程才能孕育宏大的政治理想,完成宏大的政治實踐。在廣義的“最初的中國”的視角下,對中國文明如此獨特的形成道路的解讀是建立蘇秉琦倡導的考古學的“中國學派”的真意所在。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李新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此處省略注釋,詳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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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新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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