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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功轉向與經史兼重
2020年10月09日 09:1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錕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09:1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錕

內容摘要:宋代是浙東學派發展脈絡中的重要階段,奠定了浙東學派的基本規模和特征。因此,對宋代浙東學派的研究一直是學界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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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東學派是一個不斷被層累建構的歷史過程。從后世建構的學術譜系來看,浙東學派濫觴于北宋“明州楊杜五子”“皇祐三先生”與“永嘉九先生”,形成于南宋婺州、永嘉、永康、北山及四明諸學派,大成于明代陽明學及蕺山學派,在清代以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為代表的浙東史學時達到全盛。其進度大體可分宋元、明清、民國三個歷史時段。宋代是浙東學派發展脈絡中的重要階段,奠定了浙東學派的基本規模和特征。因此,對宋代浙東學派的研究一直是學界熱點。

  歷史變遷與思想寄寓

  百年浙東學派研究,在歷史變遷與思想寄寓的語境下展開。在近代新史學思潮及民族主義的蕩滌下,浙東學派被定格為史學與事功學。新中國成立后,浙東學派又被視為唯物主義和新興階級的代表,以事功顯著,葉適、陳亮等人被塑造為反理學代表加以褒揚。陳亮與朱熹的“王霸之爭”則被看作唯物論與唯心論、進步派與保守派的思想決戰。20世紀90年代末,除一些學者繼續闡述該領域史學、事功外,其心學一面得以重拾。2000年以來,浙學綰合“事功與心性”的共識逐漸形成。

  百年來浙東學派研究成果頗豐,但缺憾有二。其一,割裂性理與事功,加劇了浙東學派與宋代理學的對立。浙東學派最初被朱熹斥為“功利”“重史”,后世學者雖有不滿,但延繼了朱熹的理解內涵,多指浙東學派的事功、經史之學。尤其經過章學誠《文史通義·浙東學術》的譜系建構與宗旨揭橥,“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陡然成為浙東學派特征的定調。梁啟超、何炳松等新史學建構者,大力贊賞浙東之學的史學造詣。抗戰期間的學者亦大力闡發浙東學派的史學、事功精神。20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浪潮不斷催化學者對浙東學派經濟、貨幣、改革思想的詮釋。經過百年的反復申說與共同推闡,浙東學派中的史學與事功精神被單獨抽離,有事功而無心性、反理學的代表成為浙東學派兩大標識,進而形成了浙東學派與朱熹、陸九淵等理學思想不同的敘述模式。

  其二,循環于單一的研究視野與解讀方法,即過分注重浙東學派哲學與政治思想而忽視經學,即使不多的經學研究要么僅聚焦于個別“重要人物”,要么“就經學談經學”,缺乏探討經學解釋與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的關聯。如何彌補上述缺憾,推動浙東學派研究的新進展,是學界期待之事。可喜的是,由齊魯書社出版、姜海軍撰著的《宋代浙東學派經學思想研究》一書,在這方面做了有益嘗試。

  寓作于述

  書中明言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一是全面系統研究浙東學派的經學及思想,二是將經學史、學術思想史與社會政治史有機結合。顯然,這是針對“浙東學派研究注重哲學與政治思想而忽視經學”的問題而提出的。作者認為,在浙東學派那里,經學與政治、事功之間存在內在關聯性;經學是探究浙東諸儒哲學、政治理念的必要基礎。以此,作者對宋代浙東學派的經學進行了系統研究,不僅討論了呂祖謙、陳傅良、葉適、陳亮、楊簡、王應麟等一些“重要”人物,而且對“不重要”的學者,如周行己、許景衡、高閌、鄭伯熊、袁溉、薛季宣、袁甫、北山四先生、袁桷等人的經學思想也進行了闡述,內容翔實。

  該書未明言但隱含的另一重要思路和方法是:打破以往研究“浙東學派與朱熹、陸九淵等理學思想水火不容的敘述模式”。作者認為,從整體上看,浙東學派與閩學、江西之學等同屬儒家,他們基于傳統的身份意識,不斷借助經學傳承、詮釋的形式,來實現對道的理解和踐行。進而言之,浙東諸儒與二程、朱熹等理學家一樣,都是以“寓作于述”的經學形式反復論說自己的事功、經制之學。也就是說,作者承認浙東學派諸儒與程朱、陸氏理學一樣,均通過對四書五經的詮釋來表達各自的哲學與政治理念。具體來講,閩學、江西之學通過《禮》《春秋》等經學來闡發自己的事功思想,而浙東諸儒則通過《論語》《孟子》等經學闡發自己的心性義理之學。

  心性、事功、經制、史學

  相同的身份意識和經學基礎不能掩蓋浙東諸儒與朱熹、陸九淵思想的明顯差異,即浙東諸儒將更多精力轉向五經之學、禮學,而朱熹、陸九淵更倡導四書學、理學。作者認為,造成二者差異的原因,是由于浙東諸儒大都對于宋室南遷“恥辱”和宋元更替的歷史沖擊比較敏感,更加注重現實政治秩序和制度規范的重建,而非一味強調性命之學和道德倫理。這是將經學史、學術思想史與社會政治史全面結合進行分析的體現。該書還對作為朱熹正傳的北山四先生如何在傳承“四書學”之外,吸收浙東諸儒事功之學進行了細致的個案分析,以說明在時代沖擊下朱子理學如何走向事功之學的問題。

  讀完該書,筆者腦海里始終縈繞一個問題:浙東學派的最大特質是既有事功史學,又有心性之學。如何把握心性、事功、經制、史學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或許,心性、事功、經制、史學四者邏輯線比較清晰。即若要使心性義理行于天地人世間,就必須做治國平天下的事功。而要在不利的困局中做事功,就必須進行改革。若要改革,就必須從經學研讀中尋找可資借鑒的規制,然拘泥于經學者常不適于用,又需研讀歷史以總結得失而尋找變通。因此,通經制者必兼史學。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浙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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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錕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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