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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少數族群的雙重認同軌跡及其影響
2020年10月09日 09:11 來源:《世界民族》(京)2020年第2期 作者:徐希才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09:11
來源:《世界民族》(京)2020年第2期 作者:徐希才
關鍵詞:族群;少數族群;族群認同;國家認同;雙重認同

內容摘要:

關鍵詞:族群;少數族群;族群認同;國家認同;雙重認同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族群認同問題是民族問題中的核心問題。對于國際社會中處于多數的多民族國家而言,如何有效構建統一的國家認同和社會認同將是關乎國家團結統一的關鍵性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屬于誰?隨著族群生存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族群的認同總是會發生某種程度上的波動性變化,進行自我身份的再認知和認同的自我調整,這種情況在移民國家更為明顯。在美國身份認同政治氛圍高漲的情況下,本文通過對美國少數族群雙重認同的形成、互動軌跡、影響因素及配合因素等進行綜合分析,解析雙重認同存在的根源,以為多民族國家加強對少數族群認同的認識和國家認同的建構提供借鑒。

  關 鍵 詞:族群;少數族群;族群認同;國家認同;雙重認同

  項目基金:本文是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報告精神國家社科基金專項立項課題(重大投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基礎理論研究”(18VSJ002)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在現代社會中,作為個體的人基本都具有多個身份角色,進而發展成了多個認同層次,且這種現象“比以往更普遍”。①其中,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是最受研究者關注的兩種群體認同,二者形成了雙重認同的互動模式。有學者論證了其有著“日益緊張”的現實,確實存在著“沖突”。②在此情況下,對這種雙重認同的整合程度“關系到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③的論斷,也間接說明二者的互動并不必然存在某種對國家團結的利好條件,而是要二者整合好才能帶來對國家有利的結果。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沒有一種認同……具備進步和壓迫性的價值”,④這也表明雙重認同的關系不大可能因為某一方發展出壓倒性優勢而徹底消弭,而且當這種本質性變化出現時,反而會激發“新的身份訴求、族裔間的沖突”。⑤

  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由移民組成的少數族群的雙重認同互動更加頻繁,其“不僅是移民的愿望”,更是當前“美國社會生活中不爭的事實”。⑥其例證就是古巴裔和墨西哥裔兩個少數族群,“視認同母國為天經地義”,認同美國主流文化更有著“不損害民族情感”的前提。對于這種現狀,當下美國主要的兩種治理實踐都沒有帶來最終良性的治理結果。一是公民認同使得“族裔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的沖突得到了緩解”,⑦但種族主義始終揮之不去,撕裂著美國族群之間的關系。二是多元文化“為少數族裔維持差異打開了通道”,⑧但導致了以族群文化為分野的差異性社會階層。布熱津斯基認為,多元文化為美國社會分裂、多民族的美國存在巴爾干化提供了可能。

  當然,美國的民族認同也有其特殊性,即移民“雖然面對多重身份……往往卻將其單一化和固化”,導致移民要么認同美利堅民族,要么認同自身個體所類屬的少數族群的趨勢出現。隨著“后多元文化主義”(Post Multiculturalism)時代的到來,美國少數族群的雙重認同發展趨勢是否改變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基于此,本文研究美國移民的雙重認同與其變化趨勢,以圖對其他多民族國家的民族問題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族群的雙重認同與互動軌跡變化

  認同是認知的導向結果。其非單一性特征決定著群體下的個體不單單對其現在所在的某一個組織保有認同,“同時具備多種身份認同”。⑨引申到族群的認同研究語境下,所表現的就是一國內的族群的認同也是非單一的,包括本族群認同和國族認同;民族文化認同和國家主流文化認同;民族身份認同和公民身份認同等。在多民族國家中,族群認同是國家認同下的次領域層次,是個人認同中的中間層次。而母國認同則是移民所組成的族群或跨國族群所具備的一種認同特性。在此情況下,鑒于美國國內的少數族群大都是移民族群,研究美國的族群認同問題就主要聚焦少數族群的雙重認同問題,即移民族群既認同美國是自己歸屬的國家,又不忘自己出身的母國,以族群保留的本族群傳統文化傳統形成了族群認同。經過多元文化政策對語言、民俗等民族要素的發展強化,認同雙重性發展為當前美國少數族群認同的特性。

  (一)美國少數族群雙重認同的形成

  提及美國族群的雙重認同,大部分人認為是在美國國家建立之后隨著后來外來移民的形成的。其實不然,在美國建國之初就已經存在雙重認同。

  第一,在身份認同上,在美洲殖民地的人仍然存在“英國意識”。在《五月花號公約》中,美國歷史的開端者們依然明確自己是英國的“忠順臣民”,到美洲的任務之一是增進“祖國和君主的榮譽”。由此可以看出,最早到北美殖民地的清教徒們依然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這與后來移民到美國的其他族群是非常相似的。對英國的認同,在北美殖民地存續了很長時間,甚至是“獨立”的意識也沒有將其徹底沖散。例如,即使是先其他人一步萌生獨立意識且被稱為“第一位美國人”的本杰明·富蘭克林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的很長時間內都承認自己“英國人”的身份,并對英國占領加拿大的擴張行為表示“真誠的高興”,⑩完全沒有表現出對地緣安全環境變化及其所帶來的附加影響的敏感性;1775年7月6日,大陸會議通過的《關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依舊表明,要獨立建國的北美殖民地與英國有著天然的聯系,即國民的根源身份是“大不列顛島嶼的居民”。(11)可以說,這種情況與現在美國猶太人對以色列認同的程度是相似的,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后續的歷史已經證明,美國的“英國意識”是一直存在的,美國更多是被看作“更純潔、更自由的英格蘭”的發展延續,這也是一戰和二戰中美英兩國輕易結成盟友的影響要素之一。同時,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是文化身份和政治身份的雙重認同。

  第二,在州與聯邦之間的認知上也存在“距離”。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殖民地人民對國家的認知依然歸屬于大英帝國,其次才是居住地域所屬的殖民地。美國建國后,北美殖民地人民對英國的國家認同并沒有完全轉移到美國這個新建立的國家認同上,而是有絕大部分認同下沉到各個州,形成“先州后國”的階梯形認知。美國南北戰爭的爆發,雖有利益較量的因素,但也說明國家認同意識并沒有達到牢固的地步,地區意識依然可以挑戰“松散的聯盟”。即使后來聯邦政府的國家權威不斷增強,但各州依然保留著一定的權限,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獨立性。如同在各州當選的議員必須要優先保證自己所在州的利益一樣,“州人”身份認知與“國人”身份認知雖有一定的重合度,但并沒有達到“先國后家”的程度。這種地區意識一直存在于美國國家歷史中,導致聚居地因素(后文展開論述)成為美國族群雙重認同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美國建國時的族群組成也是多元的。北美殖民地是清教徒們為實現“公民和宗教自由”所選擇的奮斗之地。在美國獨立之前,殖民地80%的居民是英國移民及其后裔,這是后來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成為美國主流文化的基礎,但是美國并沒有形成單一的民族和民族文化。剩余20%的居民來自其他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國家,在“自由”的影響下,很多居民保存著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信仰。這就使得族群的多元條件發展為認同的雙重性,即使這種特性當時還沒有非常強烈、明顯的顯現,但其確實是存在的。

  綜上所述,美國的雙重認同現象是有其歷史傳統的。在美式民主制度、多元文化政策等環境條件下,移民來源的多樣和文化的多元不可避免地演變成雙重認同。在“后多元文化主義”時代,白人至上主義、身份認同政治、經濟利益受損等情況屢見不鮮,即使是所有美國人是“被一種共同的命運和共同追求《獨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說中所宣布的價值觀維系在一起”,(12)其產生的“美國人”身份的共同點也無法抵御“非我即彼”的認同差異,雙重認同的存在就進一步得到突顯和強化。

  (二)族群雙重認同的互動軌跡

  美國認同建構的核心是價值觀認同,這也是美國吸引外來移民的需要。但是這種理想式認同,并沒有形成絕對的權威性,不能消弭各族群差異的存在。甚至在社會矛盾需要“他者”威脅來轉移或者主流文化感受到威脅時,這種差異性會被無限放大。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少數族群的自我身份認知就會偏向本族群的傳統,對美國國家層面的認同就會相應削弱。當然,也存在對美國國家層面認同增強的情況。這種在不同時間和社會條件下的認知變動,形成了美國少數族群雙重認同之間的互動軌跡。

  第一,在特定條件的支配下,美國少數族群的雙重認同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互斥。在多民族國家中,族群層次與國家層次認同經過長時間的磨合,互動相對穩定。但對于美國來說,在少數族群的認同建構中,會存在國家層面或族群層面任何一個認同的增強,而削弱對另外一個層面認同的強度,擠壓另外一個層面認同的存在空間。這種特殊性是由其移民國家屬性和社會環境決定的。阿馬蒂亞·森認為,個體獲得群體身份和保護后,并在與群體的長期互動中形成“隱形的契約”,使得個體的某一種身份得到強化。這種現象與美國移民個體發展的途徑高度契合。美國少數族群個體發展對族群的依賴性更強,個體尋求發展與群體提供保護這種互動關系的確立,會不斷強化族群身份的認同,進入阿馬蒂亞·森所提出的“相互承認、彼此認同的交互關系”(13)中。在此基礎上,當個體對于國家層級的認同趨弱并集中反映到族群認同層次,或族群對于國家層級認同削弱并影響個體認同時,美國少數族群的認同空間中,就會出現對當下國家身份和主流文化的認同與對故國身份(14)或族群文化的認同的互動中競爭狀態下“此消彼長”的現象。

  第二,雙重認同中任何一方的增強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完全使“彼者”歸零,這是由少數族群與主體族群存在的差異鴻溝所決定的。如前文所述,少數族群的差異是始終存在的。即使是融入主流社會很好的族群,其與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后裔依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仍然會被歸類為“他者”。不可避免的差異化待遇也會從另外一個方向助推族群層面認同的長期存在。同樣,作為一個外來族群,也保存著對國家一定程度的認同,不論這種認同程度是強是弱,初始認同是必然存在的。若是這種認同消失或者替換為族群層面的認同,則只能是少數族群成為美國社會的主體或者族群取得“獨立”。這兩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是極低的,即使是被視為威脅最大的拉美裔群體短時間內也無法沖擊美國族群的主體地位,畢竟拉美裔群體也是由墨西哥裔等眾多分支組成的。此外,“當集體意識完全覆蓋了我們的整個意識……從相似性產生出來的團結就發展到了它的極致狀態,但此時此刻我們的個性卻已喪失殆盡”。(15)所以,當群體單元受到群體影響產生個性缺失時,隨之就會映射到國家認同上,產生“近群體而遠國家”現象。而事實上,單元群體的個性是無法被磨滅的,群體也不一定就完全厭惡國家,這就決定了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會共同存在。是故,雙重認同的互動是始終存在的。

  第三,雙重認同的互動狀態是往復式變化,而不是沿著某一個方向在軌跡上運動。這種變化軌跡是受到美國社會環境和政策影響的。當少數族群可以享受到比較好的待遇或是其合理利益訴求能夠得到滿足時,其對國家的認同感是非常強烈的,也會主動去學習接受主流文化,積極融入社會。當少數族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是感受到“惡意”時,族群的認同就會擺向以故國身份認同為代表的族群層面的認同,期望自助或者獲得來自故國的幫助。例如,當“三K黨”“新納粹”“白人民族主義者”或是更年輕的標記“另類右翼”(Alternative Right)等白人至上主義者長期高呼“美國屬于他們”并形成大規模影響時,少數族群就會減弱對國家層面的認同,轉向族群層面的認同以團結保護本族群的利益和對抗白人至上主義者。

  第四,這種互動軌跡是在美國制度允許范圍內的。美國吸引移民的旗號就是“自由”,這也是移民族群對美國產生認同的重要因素。美國的“多元化”成為各種文化背景的族群保留自己特質的條件,也成為雙重認同合理存在的基礎。即使是掌控美國的主流政治精英們越來越感知到“多元”對國家帶來的“撕裂”和“威脅”,但仍不能明確反對、改變這一社會特點,否則就會失去其一直標榜的“正義”。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雙重認同不論是處于軌跡上的哪個點,都可以視為合理合法的存在。

  當然,雙重認同的這種互動軌跡是有前提的。其一,認同的空間中不存在雙重認同相容相長的“第三空間”。族群的認同有著不容忽視的政治屬性,對移民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在認同的建構中,這種政治性使得雙重認同之間有著不容忽視的競爭性。雙方之間可以妥協共同存在,但美國目前還沒有建構出少數族群的認同與國家主流認同的長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良性模式,因為高度的族群認同就是對國家主流認同的挑戰,這是無法避免的。其二,美國對移民的同化是采取潛移默化的方式,而不是強制性的政策。在當今世界強調文明的氛圍下,任何強制性的同化都會受到抨擊。若是強調同化,必然會引起少數族群的反彈。當然,潛移默化對雙重認同的互動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但任何一個不符合少數族群理想的社會現實就會反向主推認同的變化,得雙重認同成為長期的存在。

  二、少數族群雙重認同的影響因素

  除土著居民外,美國少數族群都是外來移民,其形成是人口由少變多、逐漸聚居和相互“抱團”形成認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核心要素就是人口、聚居地、傳統文化的融合影響,這是族群認同的起始要素,也是助推族群層面的認同與國家層面的認同形成互動的基礎影響要素。

  (一)人口

  作為團體組織的類型,族群和國家的核心組成要素都包括了人的要素,這也是這兩個組織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所在。對于由移民組成、移民及其后裔掌握絕大部分發展資源的美國而言,吸納移民來補充和加強本國的勞動力、智力等社會經濟資源推動國家發展是其邏輯使然。這種現象在美國建國初期和西進運動時期顯得尤為明顯。同時,美國有遼闊的地域空間,具備承載移民進入的條件。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統計數據,從1820年開始,美國移民有兩次大的增長趨勢:第一次是從182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段時間內每年移民的數量雖有變化,但總體還是呈上揚趨勢,并出現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兩次移民浪潮。第二次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現在,這段時間內移民的總趨勢也是上揚的,并在1991年出現了史上最高峰值。(16)

  對于少數族群而言,移民的大量進入帶來了族群形成和發展所必需的人口要素,族群所掌握的資源和話語權就會有一定程度的增強。一方面,族群人口多,在美國政治生活中擁有的話語權就會相應增強。美國的選舉制度決定了美國公民所擁有的投票權是重要的,也決定了人數越多的族群越能得到參選政治精英的重視和主動拉攏。在這種情況下,參加選舉的政治精英往往會回應少數族群的利益訴求,或者是基本不會損害大族群的族群利益。這有利于少數族群對本族群利益的維護,也使得族群本位力量得到顯現,推動族群在美國獲得更好發展。而亨廷頓所提及并感到憂慮的“本地英裔美國人和非洲裔美國人淪為經常被忽視的少數民族”現實,正是族群人口數字變化帶來的結果。另一方面,美國少數族群的話語權決定著對故國的反哺性幫助程度。少數族群可以通過影響政治、經濟、外交等方式對故國進行反哺性幫助,得到幫助的故國發展越好,對少數族群的幫助也會相應增大,進一步強化對故國的幫助和認同。同時,擁有較大話語權、處境較好的族群也會吸引故國的移民向自己聚集,進一步擴大本族群在美國的人口,對在美國的本族群產生強大的認同。相應地,若是族群的人口越少,基本的投票權影響力也越小,其能掌控的資源和話語權通常會被削弱,限制族群的發展。可以說,少數族群人口數量的變化帶動著族群對自我認知、身份認同的變化,進一步推動了少數族群的雙重認同的互動變化。

  (二)聚居地

  對于歸屬少數族群的移民來說,從自己的國家來到一個自己不熟悉甚至是陌生的國度,急需尋求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和保障自我利益的安全來源。此時,擁有相同文化背景、可以直接用母語溝通的同族之間很容易找到共同話題,形成密切的關系。所以,在有選擇性的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移民往往會選擇“抱團”,進而形成聚居狀態,這也是其自我保護的方式。研究美國形成的歷史可以發現,移民聚居是一種常見狀態。如美國建國所依托的十三州殖民地實際上就是由移民聚居逐步發展來的。

  對少數族群而言,族群的聚居帶來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利好:一是在聚居地,同一個族群的人可以互相幫助。在美國,同族群的人幫助剛移民的新人適應新環境、找工作等是密切聯系的常用做法,也是族群聚居形成和發展的有利條件。二是在聚居地中,擁有共同文化背景、語言等共性使得族群成員之間的交流溝通障礙很少。同時,這種條件也便于保存傳統習俗等故國痕跡,維持對母語為代表的故國文化的認同。例如,拉美裔聚居的德州政府網站語言提供英語、西班牙語兩種語言服務,使得拉美裔完全能夠在英語熟練度較低的情況下獲得網站提供的全部服務。三是少數族群聚居可以體現局部族群人數的優勢,進而形成地域認同。這對于維護本族群的利益,進一步保護族群的發展,強化族群認同等諸多方面提供了有利的環境保障。正如曼紐爾·卡斯特所認為的那樣,以聚居地為代表的地域認同將會使得歸屬于少數族群的民眾對國家保有一種疏遠和間接的認知,并由此產生對次國家共同體(即族群)的認同。此時,“人們……更愿意在……共同體的組織中聚集到一起”,(17)這種共同體就是其所屬的族群。

  相應地,若是族群的成員分散居住,就很難能夠擁有團體抵御社會風險、保障自我利益的力量強度,從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傳統習慣等,接受并學習社會主流文化來融入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中,進而被社會所同化。此時,民族層面的認同就會被不斷削弱,雙重認同的互動向著國家層面認同增強的方向變動。由此可以看出,族群的聚居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雙重認同的互動狀態。

  (三)傳統文化的特性

  在人類社會中,文化是基于人生活中的各種經驗總結所形成的,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生活中的各種習慣、規則約束,如節日習俗、宗教戒律等。這些習慣、規則等內容構成了族群的倫理特征,指導著族群參與社會生活,并形成某種意義上的潛在信仰。“每個人都需要在一個周期里,安頓自己的內心與精神。”(18)在離開熟悉的母國環境后,傳統文化、熟人社會等所形成的倫理就提供了安頓精神的寄托,而這一過程又加劇了對傳統文化影響的保留完整度。

  文化的強制性程度決定了人們遵從的持續性和對其他文化的接受度。對移民來說,這種影響更加明顯,可以演化為對故國文化的固守性。若是文化固守性強,少數族群就很難接受主流社會文化的影響,社會環境的同化效果被削弱,形成族群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明顯差異。相對而言,美國的民族認同的基石是對盎格魯-新教文化的認同,否則“就沒有美國的民族認同”。(19)國家共同文化認同的缺失會使得族群層面的認同強而國家層面的認同較弱。例如,正是基于對拉美文化和西班牙語的忠誠,才使得拉美裔族群所主導的如邁阿密那樣的“勢力范圍”越來越多。若是文化固守性弱,少數族群就較容易接受主流社會文化,減弱自我與社會之間的差異,最終與主流社會形成最大程度的一致性。此時,少數族群國家層面的認同就比較強,有利于國家統一認同的建構。

  綜上所述,人口、聚居地、傳統文化對雙重認同的影響主要如表1所示。少數族群的人口少、居住分散、文化固守性差,就不容易抵抗來自國家主流的同化。在絕對弱勢的情況下,只有融入才能獲得理想的生活。此時,族群對國家層面的認同程度是比較強的。當族群的人口多、形成聚居、文化排他性強時,少數族群的自我認知就有了發展的陣地,更易于抵御來自主流認同和主流文化的侵蝕和壓力。人口、聚居程度、對傳統文化的固守性都是在變化的,從而影響到了認同程度的變化,推動雙重認同的互動。

  表1 族群認同影響因素對認同導向的影響

認同導向 影響因素 人口數量 聚居程度 傳統文化  
族群層面認同強 相對固定 影響固化,排他性強  
國家層面認同強 分散 沒有強制性要求,包容性強

作者簡介

姓名:徐希才 工作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國際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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