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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宗教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2020年10月09日 09:23 來源:《思想戰線》2020年第5期 作者:祁進玉 馬婧杰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09:23
來源:《思想戰線》2020年第5期 作者:祁進玉 馬婧杰
關鍵詞:民族宗教學;跨學科;共時性;多元共存

內容摘要:

關鍵詞:民族宗教學;跨學科;共時性;多元共存

作者簡介:

  摘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內在紋理構筑了民族與宗教發展不可分離的歷史和現實。民族宗教相互交織的客觀規律使民族宗教學成為適應中國國情的新興綜合性學科。反思與回顧民族宗教學的學科內涵、外延、特點及方法,可以概括出學科體系的整體框架內容,并在此基礎上就民族宗教學的研究發展進行相關分析與展望。

  關鍵詞:民族宗教學;跨學科;共時性;多元共存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民族志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階段性成果(17ZDA155)

  作者簡介:祁進玉,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婧杰,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民族宗教學指宗教與民族交互、疊合的內容,跨接宗教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多學科領域。民族宗教學綜合性的學科視角中,不僅體現如何由宗教視角看民族問題,也包含了從民族看宗教的理論視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中國民族宗教學研究形成的現實社會情境。從歷時性的視角來看,各民族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下,形成了具有差異性的多元文化體系;而從共時性的維度來看,多民族在社會接觸和往來中形成了具有共性的文化內容。以此為基礎,學術研究中出現了民族學與宗教學交匯的特殊研究方向,民族宗教學也成為應中國國情而發展的學科領域。

  一、民族宗教學的內涵與外延

  民族宗教學研究的是多學科之間交叉和綜合的領域,其所涉及的研究范圍決定了該學科所面向的理論問題、應用范圍及方法體系。而上述內容都需要有明確的學科內涵與外延界定。

  (一)民族宗教學的內涵

  民族宗教學是民族學與宗教學交互的綜合性學科已成為學界的共識,但出于不同的學科視角,學界對民族宗教學的內涵界定也不盡相同,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幾種。牟鐘鑒認為,以宗教生成的角度來看,民族宗教是在“氏族-部落后與民族或民族國家相對應的宗教”。而以廣義國家或民族共同體的視角來看,民族宗教包含了各種宗教類型,這其中包括:世界宗教、民間宗教和新興宗教。因而,民族宗教學屬于宗教學分支,主要關注宗教在民族產生、發展以及民族關系中的功能和地位問題。王建新則認為,民族宗教既有別于宗教分類中的民族宗教概念(指國家、地域或群體內的宗教信仰),也區別于民族宗教事務工作中所涉及的民族或宗教內涵。因而,民族宗教學應指民族學和宗教學之間的“并列”的研究領域。曹興從民族宗教學的交叉性出發,認為不應只將其作為宗教學的分支,也應將其視作民族學學科中的內容。因而,在考察宗教在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要注重研究民族研究在宗教學中的價值和應用問題。

  從上述界定可見,民族宗教學主要指民族學與宗教學交互的內容,具有跨學科性。除上述關注民族與宗教關系的討論之外,亦有學者將民族宗教學看作具有一定內部結構的系統。游斌將民族宗教學看作是具有完整結構并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系統科學,其中由民族文化心理和宗教觀念構成系統的內部結構;社會中親屬關系、人際網絡、政治關系與宗教教義等構成系統的外部結構。且內外結構中都含有宗教與民族的互動內容,包括民族中的宗教、民族間的宗教、民族宗教間的彼此涵化和超越。此種界定將民族宗教學的研究范疇推向更為廣泛的范圍,并轉向探尋民族與宗教互動的社會結構和實踐經驗層面的內容。

  (二)民族宗教學的外延

  在關于民族宗教的內涵多重界定下,民族宗教學產生了豐富的外延。牟鐘鑒認為,民族宗教與民族學、宗教學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除此之外,民族宗教學還與民族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等學科有一定的關聯性。因而,民族宗教學不僅關注宗教在具體民族形成發展中的作用,還體現了宗教在多民族國家和國際范圍內民族關系中的價值。由此民族宗教學將宗教研究的范疇擴展到民族學中,并具有綜合性的學科外延,主要包括:宗教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宗教對民族文化中的形塑;民族與宗教互動的歷史、內容及結構模式;民族、宗教與民族主義運動;中國多元一體情境中的民族宗教等研究領域。以上觀點還是將民族宗教的外延置于宗教學的范圍之內。亦有觀點認為,民族宗教是多學科之間共同的內容,民族宗教并不從屬于單一的學科。王建新認為,民族宗教學的外延超越了宗教學,屬于民族、宗教學科之間的研究領域。龔學增提出,“任何宗教都具有一定民族性,同樣民族也有一定的宗教性”。宗教與民族存在辯證的對立和統一關系。可見,民族宗教研究的多種內涵界定,使得民族宗教學具有多重外延。

  二、民族宗教學科體系形成及其發展

  (一)民族宗教學的多重學科定位

  20世紀90年代末期,學術界逐漸關注到中國的民族宗教學綜合研究領域的問題。例如,有學者提出,“關于各少數民族的宗教哲學研究還顯滯后,這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和深刻內涵不符”。自此,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紛紛提出了建設民族宗教學科的建議和構想。但由于民族宗教的綜合交叉性,不同的研究領域內形成了不同的學科定位傾向。

  有學者傾向于宗教學的學科定位。牟鐘鑒提出,民族宗教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要以學科建設為契機推動宗教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1996年,牟鐘鑒所著的《宗教民族學導論》出版,提出“提升民族宗教研究在宗教領域的地位”的學科目標。此書被認為是宗教民族學科成立的標志。2002年,中央民族大學宗教研究所出版發行民族宗教專題論文集——《宗教民族》(后每年刊出1輯),以研究少數民族宗教文化和民族宗教綜合研究為主要內容框架。從上述學科發展和相關理論研究內容來看,較為強調民族宗教研究在宗教學領域的發展。

  亦有學者提倡傾向人類學的學科定位。金澤、陳進國主編的《宗教人類學》主張,以人類學的視角進行民族宗教研究。論文集分設“田野調查”“本土眼光”“域外視野”“學術交談”和“學術對話”欄目,主張以人類學的方法和理論為框架,來探討民族宗教問題。陳進國在《宗教人類學》第1輯開篇的序言中提倡,“在田野中發現”民族宗教問題,主張以人類學理論開展民族宗教研究。除此之外,中國社會科學院連續出版的《宗教信仰與民族文化》論文輯刊,著眼于多學科的“互補與整合”,主張民族學與宗教學研究互為補充的民族宗教研究方法。

  此外,相關領域中還出現了傾向于民族學的學科定位。有學者認為,民族宗教的研究是宗教學、民族學和政治學之間的學科綜合,且民族所指涉范圍決定了民族宗教的研究內容。張聲作認為,關于宗教在民族文化及社會關系中作用的認識深化,促進了宗教和民族研究相結合的發展趨勢。可見,上述觀點將民族宗教研究定位為傾向于民族學的研究領域。

  也有學者主張宗教學、人類學、民族學相互綜合的學科定位。王建新認為:“基于民族宗教研究的綜合性和復雜性,從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角度,將民族宗教研究看作一個學術領域則更為合理。”并且在民族宗教學科發展進程中,民族宗教研究是在宗教學、人類學和民族學3門學科的綜合推力下形成的研究領域。可見,上述觀點更加傾向于宗教學、民族學和人類學等的綜合學科定位傾向。

  上述觀點,無論傾向于何種學科的地位,都顯現了民族宗教學綜合性的學科性質。

  (二)關于民族宗教學的學科研究方法討論

  民族宗教學的跨學科性,使其研究方法也趨向于綜合。何光滬在總結民族宗教研究方法時,提出了跨學科綜合性采納的觀點,主張通過多學科間“對話”的方式,形成系統化的民族宗教研究方法體系。

  雖然,學術界對民族宗教學所指涉的具體范圍有所爭論,但民族宗教研究涵蓋多領域研究已經成為共識。因而,學術界都一致主張在民族宗教研究中應用綜合性的研究方法。對于如何形成綜合性的方法,學者們依據對民族宗教內容的認識,展開了對話性的討論。牟鐘鑒認為,中國民族宗教所涉及民族與宗教互動內容,主要包括宗教在各民族社會生活、文化變遷、民族歷史的功能地位問題,主張運用“宗教分類”的方法研究上述相關內容。然而對于具體少數民族社會與宗教等內容,上述觀點并未有關照和討論。也有學者認為,民族宗教研究中若只運用宗教學的方法,并不能充分涵蓋民族社會文化的中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內容。因而主張在微觀層面研究中,采用“宗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將各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應用、互為補充。(其中“宗教民族志”被界定為“以人類學的研究視角、理論和方法進行宗教研究的方法,屬于民族志研究范疇”。)除上述探討之外,有學者提出在民族宗教中觀層面,建立多學科研究綜合方法體系。其理論中,綜合費孝通先生的文化板塊理論以及林耀華先生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提出“宗教文化類型”的理論框架和方法,即運用文化傳播中的“圈、層、群”等層級概念來研究民族宗教的相關領域問題。亦有學者主張,在民族宗教研究領域中運用宗教學、民族學、人類學互補的綜合方法。陳進國認為,宗教人類學旨在“運用人類學方法研究宗教事項……既要深入宗教文本(歷史),也要兼顧宗教田野,在田野中觀察宗教在民族社會中的現實狀態”。

  (三)民族宗教研究的理論基礎

  民族學領域和宗教學的研究成果為民族宗教的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礎。費孝通先生所提倡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是有關我國民族關系和文化總體格局的規律性理論。多元與一體的辯證關系,詮釋了歷史與現實中華民族的整體特征和內涵,包含了多元民族與宗教互構的內在規律。牟鐘鑒認為,從宗教與中華民族關系來看,“中國宗教既保持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又展現了各民族的多樣性”。可見多元一體理論,為學界研究民族宗教中多元共存、宗教與民族互為關系等現象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原則。基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費孝通提出了民族文化走廊理論。該理論將民族學、宗教學、歷史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置于文化地理單元中,在一定程度上為民族宗教學研究提供了理論分析框架,并推動了民族宗教向更廣泛的領域拓展。在此理論的影響下,民族宗教研究形成有關民族關系、多元宗教格局等諸多成果。

  此外,關于民族文化與宗教的關聯性理論,為民族宗教學中的綜合性問題探討提供了基礎。如班班多杰提出,一定區域內各個民族的“和睦共處包括了不同的信仰體系和文化傳統在同一社會空間和平共處”宗教文化的和而不同,促進民族文化間的認同。多元宗教的并存,詮釋了民族間的“交流”“交往”和“交融”。多民族間的社會交往、文化交流與多元宗教共存互為基礎。因而,“宗教生態論”與“多元互補論”亦成為民族宗教研究的理論奠基。

  宗教生態學理論由人類學新進化論學派的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提出,后經俄國學者克拉斯尼科夫引入宗教學領域。中國學者也據此提出了宗教與社會物質環境之間關系的理論。牟鐘鑒運用宗教生態理論,闡釋世界范圍內不同宗教文化模式中的民族關系。他認為,在中國“多元通和”的文化模式中,包括各民族之間的生計互補和多元宗教間的交流和融合兩個層面內容。因而宗教生態論補充了宗教與民族關系的相關理論。以此為契機,宗教生態理論吸收人類學的相關理論內容,為民族宗教研究拓展出新視角。如弗雷德里克·巴斯所說的“包容性的社會體系中……聯系幾個族群性的社會紐帶取決于他們之間的互補性”。在中國的民族關系和多元文化之間相處的規律、模式,正是生成于“共生互補”理念。也有學者探討了中國社會間存在“共生互補”的文化生態理念,維系了民族間的“和諧共生、優勢互補、協同進步和發展”。

  上述理論中,“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和“民族走廊”理論,為民族宗教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分析框架。而多元宗教共處理論則從宗教學視角,提供了觀察民族間互動、共生、融合的理論路徑。

  綜上可見,民族宗教學在學科建設中,其理論和方法范式都得到了系統性的發展。同時由于民族宗教學是新興的學科,學界也關注到其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有學者認為,民族宗教研究中涉及的相關范疇具有爭議性,使得民族宗教學在開展研究的伊始,就面臨學科體系建設的困境。因此,“研究民族宗教的中國經驗”,成為進行民族宗教學學科建設應具備的問題意識。

  三、民族宗教學的特點與研究實踐

  在西方民族學研究中,宗教研究是其中的關鍵視角與方法。因而,在其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的歷程中,始終保持著宗教學與民族學研究的并行態勢,但民族宗教學始終未成為獨立的學科。不同于西方相關學術研究的發展,中國宗教學和民族學研究開始處于相互分離狀態。但民族與宗教交織的歷史和現實,以及多元民族宗教共存、互融的客觀規律,使得學界開始關注民族宗教中交互的領域,并最終將其發展形成獨立的學科。中國民族宗教的發展歷程,呈現出不同于西方相關研究領域的特點。

  (一)與民族宗教工作密切聯系

  中國民族宗教研究始終以馬克思主義宗教唯物史觀和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為導向。因而,其學科緊密結合民族宗教工作實踐,將研究的關注點置于平等互助的民族關系基礎上。相關學者根據民族宗教的實際,提出宗教具有五性(長期性、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和復雜性),主張堅持宗教信仰政策,關注宗教與民族交織問題等論點。這些觀點的提出,從理論層面有力地支撐了中國的民族宗教事務工作。

  同時,民族宗教研究的理論不斷推動著民族、宗教工作認識的深化。有學者認為,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長期相互交織的認識,深化了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宗教復雜性的判斷。張踐所著《宗教·政治·民族》中,討論了歷史中不同階段民族與宗教關系的發展和流變,認為宗教與民族關系與社會政治結構密切相關,宗教是維系中華民族一體結構的必要前提。這些理論研究,為當代民族宗教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理論借鑒。此外,根據民族與宗教的關系在社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學者提出,民族與宗教的關系對民族宗教工作的特殊意義:宗教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民族文化交流的載體,并以此倡議將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交織情況作為民族和宗教事務工作中現實性前提。亦有理論研究,將關注點放在宗教與民族互為關系對中國民族宗教事務工作全局的重要意義,提出宗教與民族互動,并構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此結構成為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是實現“民族發展、宗教寬容”的有效途徑。上述理論密切結合中國民族宗教工作的實際,在相關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論建構作用。

  (二)關注宗教與民族的互動關系

  民族宗教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關注民族宗教的交互關系。有學者從宏觀視角考察中國民族宗教之間的互為結構關系。一些理論中討論了宗教交織于民族社會、觀念及文化中的現象,提出了對“民族宗教的科學理解”。呂大吉所編《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包括《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土家族、瑤族、壯族、黎族》《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納西族、羌族、獨龍族、傈僳族、怒族》《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赫哲族、達斡爾族、錫伯族、滿族、蒙古族、藏族》等卷本,以民族的地域分布為項類,撰寫宗教集,從宏觀層面展現了中國民族與宗教交匯共存的文化格局。梁庭望則按民族學語族語系的分類方法,集中論述南方少數民族的宗教組成與特征,提出原始宗教、民間宗教等構成了南方少數民族宗教的基本結構。亦有學者分析了中國整體文化格局中宗教與民族的互為規律。張聲作所著《宗教與民族》中,討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民族宗教互動交織間的內在關聯,原生性宗教與各民族傳統文化間的聯系,以及宗法性宗教對中華諸民族的影響、佛教以及伊斯蘭教對中華諸民族社會生活的影響,并據此提出宗教是民族間相互區別的主要標識,同時也是民族內部認同的關鍵文化要素。上述理論從宏觀角度,探討了民族與宗教相互交織的社會事實和規律。

  在具體的少數民族宗教研究中,一些理論關照到了宗教與民族之間“互構”的內在機制問題。有學者依據不同民族宗教的源流,將宗教分為“原生型宗教、創生型宗教(主要是藏傳佛教與伊斯蘭教)以及綜合型宗教”。亦有學者認為,宗教與民族關系研究內容不僅限于同一民族文化內部的民族宗教關系,也應涉及民族間族際接觸中的相關內容。宗教在民族國家的社會關系、民族文化形成、民族認同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些理論研究從宗教功能層面解析上述層面中的宗教與民族的互動關系。如王志捷提出,民族文化是以宗教為核心來形成的,并且宗教變遷體現了民族文化適應的規律。黃夏年研究佛教的中國化后認為,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在中國民族團結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宗教的價值還體現在民族自我認同和民族間認同方面,宗教同地域、血緣、生活范式、生產模式等因素一起促進了民族間的認同。佟德富認為,宗教在民族文化中發生作用的載體是儀式。儀式的程序規范了宗教行為,并以此影響民族文化的道德、規范、藝術、哲學等方面。也有學者討論了宗教教育功能在宗教與民族互動中的作用。吳建華認為,宗教在維系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適應中起到關鍵作用。宗教教育保有民族記憶,并與國民教育之間彼此相互調適并互為補充。

  可見,盡管宗教認同與民族認同的范疇不同,但因民族宗教相互交織,兩者存在關聯。

  (三)以民族學視角展開綜合研究

  除上述宗教學中的民族研究之外,還有相當多的理論從民族學的角度展開民族宗教研究。如宋蜀華先生從民族學視角,討論宗教與民族之間關聯,認為宗教歸屬于民族精神文化的范疇。并且宗教由表層(物質形態的宗教文化)、中層(宗教儀軌、戒律)和深層(意識形態)共同構成文化結構。因而,“中國各民族傳統宗教具有民族性”。宗教在民族形成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始終與民族間的社會關系密切相關,因而民族學的中國民族文化研究始終貫穿著宗教研究。楊圣敏所著《中國民族志》中,以民族志的形式詳細敘述了各民族的源流、發展、社會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并討論了宗教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與地位。

  亦有研究關注到宗教傳播過程對民族地方知識的整合作用。如鄭筱筠在佛教與傣族文化的關聯研究中認為,佛教中的“龍宮、龍王觀念”為傣族“龍文化”所認同,并為傣族關于龍的地方知識所吸納和“融攝”,因而“佛教直接參與到了傣族龍文化的建構之中”。段麗萍考察少數民族宗教歷史后認為,制度性宗教與少數民族文化互動的結果在于,在不同的社會文化情境中生成諸多地方化的宗教。也有學者從民族理論入手,分析宗教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關聯,認為民族認同的內容不僅包含本民族傳統文化或原生宗教的內容,還包括對其他民族宗教文化的認同。在以上以民族學角度進行的民族宗教理論研究中,關注到民族文化對宗教的整合作用、民族認同與宗教認同等深層理論關系問題,并且運用民族志的方法進行相關研究。

  可見,上述研究方法的探討,關照到了民族宗教研究的綜合性和復雜性,并進行了多學科、多角度綜合運用的嘗試。

  四、民族宗教學中涉及的主要學科交叉領域

  (一)宗教研究與人類學的綜合

  中國社會中民族與宗教相互交織的文化現象,引起了海外漢學者的關注,一些研究嘗試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民族宗教領域的問題,在田野調查中進行了宗教學、民族學和人類學學科方法的綜合應用的嘗試。如弗里德曼、楊慶堃等學者運用人類學范式,將宗教與民族社會結合起來討論,并解構宗教在民族社會文化中作用。又如雷德菲爾德用“大、小傳統”將宗教類型與民族社會文化的圈層劃分相結合,提出大傳統中制度宗教與精英文化相結合,小傳統中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相適應的觀點。他提出的文化圈層理論,為后來的民族宗教理論研究所吸納和創新。鄭筱筠關于“南傳佛教文化圈”理論的探討,汲取了文化人類學中文化傳播論的圈、層理論來分析民族與宗教文化間的關聯性。

  有研究將民族宗教的研究視角拓展到人類學領域。如一些理論中關注到宗教對社會的整合作用等問題。而人類學中關于社會中主體的關注,也拓寬了宗教與民族互動關系的研究視域。正如杜贊奇所述,一定區域內的宗教信仰與其間民族文化的生成相互關聯,“隨著不同民族對神的作用及其形象做出自己的解釋,宗教中的神話和形象不斷發生變化”,從而宗教變遷和民族文化多樣性相輔相成。總體而言,人類學的相關研究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關于民族宗教相互關系的探討。

  (二)社會學進入民族宗教研究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契機,增進了學術領域的對外交流,民族宗教領域的研究,也鏡鑒了“他山之玉”。王建平在《宗教與民族》輯刊第4輯著文評述英國學者狄龍的中國伊斯蘭教與回族研究時,認為改革開放后的漢學者,以“他者”眼光研究中國的民族和民族宗教現實,客觀地討論中國的改革開放對民族及宗教信仰的影響。王建平的此篇評述,在一定程度上反饋了民族宗教研究與社會學相互交匯綜合的現象。此外,民族宗教研究中對社會和主體性等方面的關注,使得社會學進入民族宗教的研究領域。金澤提出,民族與宗教研究應該納入社會學的視野,包括社會群體的遠景與動力、民族群體和宗教群體的自我意識、“社會控制與社會運動”、文化傳統下的社會行為以及社會中的宗教態度等。亦有觀點提出,將宗教民族方面的問題意識引向社會認同層面探討。如李向平認為:“宗教和民族認同是社會或國家認同的方式之一。”

  (三)民族志在民族宗教研究中的應用

  民族志在民族宗教研究的應用中,較為經典是關于民間信仰的研究。日本學者渡邊欣雄以民族志的方法研究漢族民間信仰與漢族宇宙觀、文化價值、社會關系、文化心理間的關聯,并以此呈現漢族社會典型的文化特征。有學者以民族志的形式,呈現民族與宗教的內在關聯。如馬學仁以田野民族志的形式,探討卡力崗文化現象中民族社會文化心理與宗教信仰認同之間的轉換關系。也有研究者嘗試應用民族志呈現宗教與民族互動的實證案例。王默在河湟地區的多元宗教格局討論中,運用民族志分析漢族的佛道文化與藏族、土族等民族的藏傳佛教文化的互借、融合之關聯。提出民間信仰作為文化載體,折射了民族之間社會互動、文化間的認同與互補,并成為推動民族間互動關系的動因之一。也有研究者透過民族志,反映民族宗教在一定社會文化環境中的適應性發展,如答小群認為,民間信仰的“地方化”中體現了漢族社會的非正式制度、民族記憶、社區文化等方面的文化適應。上述民族志方法在民族宗教關系研究中的應用,豐富了關于民族宗教問題的實證研究,推動了民族宗教研究方法的綜合性發展。

  (四)民族宗教學與文化研究

  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面臨著調適與變遷,民族宗教的研究中出現了關于傳統民族、宗教文化的現代性適應問題的相關討論。因此,關于現代化的民族宗教研究中出現了與文化學的綜合內容。如牟鐘鑒認為,工業化和現代化促生了理性精神。而宗教民族中的“博愛、平等、寬容、協調和進步等內容也融入了當代理性精神建設之中”。學者討論了現代化過程對民族宗教的影響。如閔麗提出,宗教文化的變遷會對“民族文化、中國文化以及全球文化、民族經濟和社會關系以及社會政治生活(民族團結、國家安全等)”產生正負雙向的影響。而現代化的情境下,宗教文化變遷影響著民族社會生活、社會關系變化,同時民族文化變遷也會牽動宗教文化的改變。杜麗在考察現代性背景下的云南苗族社會生活和與基督教信仰關系后認為,傳統少數民族社區中,現代化使得“宗教信仰日益呈現出個體化、多元化和世俗化特點”。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民族宗教因素影響到社會交往、文化溝通及文化安全層面。宗教民族學研究也以此為契機展開新的探索。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民族宗教交流在文化溝通中的關鍵作用。民族宗教的研究開始關注全球化背景中民族宗教治理的現代性轉型、國家安全等議題。其中以文化交往和宗教溝通的分項研究居多,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族宗教的研究領域和理論視野。

  五、結語

  民族宗教是從理論探索逐漸邁向綜合性研究的學科。這一過程中,民族宗教學始終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內在軸心,探討宗教學與民族學互動內容,包括兩者之間互動的類型和機制。從學科理論的維度看,民族宗教學研究主要涉及民族學、宗教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理論的互動,民族與宗教互為的歷史與現實,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現代化適應、地方化與全球化等內容。就其學科方法來講,綜合了宗教學、民族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

  總體來看,在民族宗教學的學科發展中,呈現出多學科之間的互補交叉特點。充分契合中國民族宗教相互交織的客觀規律,拓展了宗教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研究范圍,推動了多學科方法的綜合應用。但作為一門學科,其發展還需要關注一些前瞻性問題。一是需進一步明確學科的研究范圍和基本內容。自牟鐘鑒先生提出建設民族宗教學學科以來,學界多次討論民族宗教學的范圍和內容。但由于民族宗教學的跨學科性,使得學界在其范圍和內容上難以達成共識。二是需要明確民族宗教學對民族宗教領域現實問題的引領作用。民族宗教學研究還需要面向民族宗教領域中出現的現實問題,如宗教在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中的價值與作用探討,以及民族宗教間互動對宗教中國化的促進等內容。因此,民族宗教還需完善并建立一個能夠解釋、回應現實問題的理論框架,并以此明確學科的實際應用價值。一方面從民族宗教的研究角度,提供觀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實證結構,詮釋“中華民族共同意識”的精神價值內涵。另一方面,著眼于各民族宗教在其發展過程和民族間共處中,生成“中華民族共同意識”的內在規律,并以此對我國民族地區社會和諧穩定和維護文化安全做出理論貢獻。

  綜上,民族宗教研究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軸心,在從理論邁向學科的歷程中,關注宗教學和民族學的學科綜合與交叉,充分契合宗教與民族相互交織的文化事實。在民族宗教學的發展過程中,學界探討其理論框架和議題范圍,為學科方法的綜合性發展做出有益嘗試,積累了一定的理論成果。對豐富宗教學、民族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積累了跨學科的經驗,但其理論框架、研究內容還需進一步明確化和系統化,并且尚需進一步明確學科的問題意識,形成更多的實證性成果。

  參考文獻從略

作者簡介

姓名:祁進玉 馬婧杰 工作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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