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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機制解釋在社會學中的地位及其局限
2020年10月09日 09:29 來源:《社會學研究》(京)2020年第2期 作者:趙鼎新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09:29
來源:《社會學研究》(京)2020年第2期 作者:趙鼎新
關鍵詞:機制;法則;特殊機制;涌現機制;正反饋機制

內容摘要:

關鍵詞:機制;法則;特殊機制;涌現機制;正反饋機制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社會學家對機制概念常見的誤解、社會機制的關鍵性質和基本類型,闡明了機制解釋的主要弱點。這些弱點包括機制與宏觀結構之間的緊張、結構/機制解釋與行動者解釋之間的緊張、歸納性機制分析與演繹性機制分析之間的緊張,以及機制解釋不得不面對的過度決定和重要性多變兩個難點。本文旨在幫助讀者準確地掌握機制概念,更好地運用機制解釋,最終建立起基于機制解釋同時又超越機制解釋的“中國學派”。

  關 鍵 詞:機制;法則;特殊機制;涌現機制;正反饋機制

  作者簡介:趙鼎新,浙江大學社會學系、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

  自默頓提出中層理論概念后(Merton,1967),一種輕視甚至是忽視宏觀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者作用的機制分析方法在美國社會學中逐漸占據主流(如Coleman,1990;Elster,1989,1998;Hedstrom & Swedberg,1998;McAdam et al.,2001;Stinchombe,1991)。我和我的同事阿伯特在不同場合對以機制為中心的方法提出過批評(趙鼎新,2015,2018;Abbott,2007;Zhao,2009,2015),相似的批評在國內也有呼應(渠敬東,2018)。但是,雖然機制解釋有大量的支持和批評者,人們對機制概念的理解卻有各種偏差。更重要的是,雖然機制分析存在各種弱點,社會機制卻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們放棄了機制解釋的努力,社會學發展勢必會步入更為嚴重的誤區。為了讓國內的學者能更準確地掌握機制概念,更好地運用機制解釋,更深刻地了解機制解釋的弱點,并能最終建立起基于機制解釋同時又超越機制解釋的“中國學派”,筆者準備以兩篇文章的篇幅就以下六個問題展開討論:(1)什么是機制和機制解釋?(2)機制解釋為什么重要?(3)形塑著人類行為方式的主要社會機制有哪些基本類型和特色?(4)從詮釋學角度來說,機制解釋有什么弱點?(5)西方社會學家在面對機制解釋的弱點時采取了什么補救方式,這些補救方式有什么缺陷?(6)機制解釋的出路何在?本文主要討論前四個問題,把后兩個問題留給下一篇文章。

  一、什么是社會機制?

  政治學界的領軍人物埃爾斯特對機制的定義如下:機制就是通常由未知條件所引發的、后果不確定的一個因果關系(Elster,1998:43)。這短短的定義竟然出現了兩個錯誤。首先,引發機制的條件一般是已知的。比如,搭便車機制的引發條件要么是只有群體而沒有組織,要么是組織缺乏激勵和懲罰手段。價格規律的引發條件就是商品經濟下的人的需求和心理特征。其次,機制的后果也應該是確定的。就價格規律來說,供應量增加了,價格肯定下跌,反之亦然。如果某物品的供應量上升沒有導致價格下跌,這絕不是價格規律的后果具有不確定性,而是因為其他因素的存在減弱了價格規律的重要性。本文強調,所謂機制,就是一組在控制條件下能被持續觀察到同樣也能通過推理獲得的、因此是可以被解釋的有著固定互動規律的因果關系。

  (一)結構和機制

  社會結構和機制概念有不少重要差別。一般來說,社會結構可以指某種有形或無形的社會差異的概括(如人的貧富、建筑的空間結構、觀念等方面的差異),也可以指某種國家或機構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構性的影響(比如上山下鄉運動對于知青的巨大影響),但是社會機制指的只是一組有著固定互動規律的因果關系。

  一般來說,機制對于社會結構有一定的從屬性。一個特定的社會結構一般都會引發多種機制。不同的社會結構則會引發相同或不同的機制性因果關系,并使某些機制成為主導,另外一些機制失去重要性。例如,價格規律揭示了供需關系和價格之間的固定因果關系,但它只有在現代市場經濟這一宏觀結構下才成為主導性機制。因為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社會差異所形成的結構相對于機制來說更偏于宏觀,社會學中關于宏觀結構和機制之間關系的討論也被稱為微宏觀鏈接問題(micro-macro linkage)(Alexander et al.,1987)。

  “搭便車”理論,也即公共物品悖論,是一個重要的機制。在社會學中,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種大家都需要、一旦存在就很難被壟斷的物品。比如,和平、秩序、公正等都可以被看作是公共物品,因為它們一旦存在,無論你作為個人是否對它們的產生有過貢獻,你都能享有這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悖論可以做如下表述:公共物品的性質決定了每一個理性的人都想讓他人為公共物品的產生付出代價,自己坐享其成。人數越多,這問題就越大,因為每個個體為某公共物品奮斗的自豪感和成功的可能性會隨著人數的增多而不斷減小。搭便車機制在不同宏觀結構下的重要性很不一樣。比如,它在私人企業中一般不起重要作用,但在干多干少都一樣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就會成為影響相關人群行為的關鍵機制。

  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理解結構和機制的關系。比如當我們說大規模工人運動只會發生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時,我們指的是工業資本主義這一宏觀結構會產生許多作用相似的有利于工人運動發展的機制;或者當我們說某些類型的國家更有利于經濟發展時,我們指這類國家及其相應的一些結構性行為會激發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機制。當我們說兩類社會現象之間有因果關系時,既可以指解析得非常清楚的微觀層面的機制性關系,也可以指包含許多或清楚或不清楚的機制性關系的宏觀結構性因果關系。

  (二)機制和法則

  在科學領域,另外一個與機制相近的概念是法則(或者說定律)。西方學者都認為機制和法則完全是兩回事。比如,埃爾斯特對法則和機制做了如下不同的定義(Elster,1998:48)。

  法則:如果條件C[,1],C[,2],…,C[,n]成立,E總是成立,那么E就是一個法則。

  機制:如果條件C[,1],C[,2],…,C[,n]成立,E有時候成立,那么E就是一個機制。

  筆者則認為法則和機制描述的其實都是一組固定的結構性因果關系,因此給它們下了同樣的定義。

  法則:如果條件C[,1],C[,2],…,C[,n]成立,E總是成立,那么E就是一個法則。

  機制:如果條件C[,1],C[,2],…,C[,n]成立,E總是成立,那么E就是一個機制。

  既然定義相同,它們的區別在哪兒呢?筆者認為,法則和機制的區別僅僅在于條件C[,1],C[,2],…,C[,n]在非控制的自然狀態下能夠成立的程度。具體來說,法則在非控制的自然狀態下總是能得到體現,而機制則只能在高度控制下(比如在控制實驗中)才能得到充分體現。

  牛頓第二定律就是一個法則,因為它所刻畫的因果關系(f=ma)在宏觀(C[,1])和低速(C[,2])條件下總是成立。而宏觀低速指的是物體大于基本粒子,速度低于光速。這就是說,牛頓第二定律在人能直接感知的世界中總能得到很好的體現。但價格規律只是一個機制,因為只有在以下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價格才會完全由供需關系決定:人必須完全理性(C[,1]),信息必須充分通暢(C[,2]),交易必須完全沒有成本(C3),等等(…Cn)。但是這里面任何一個條件在現實世界中都很難得到完全滿足,或者說在現實條件下價格規律很難得到完全體現。

  總之,法則是廣適性的機制,機制是理想條件下才能成立的法則(趙鼎新,2015:4)。

  二、機制解釋的重要性

  機制解釋之所以會在社會學中占據關鍵位置,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人類社會確實存在著大量高度影響個體和集體行為方式的機制。這些機制既影響著個體對外界事物的感知、理解、反應以及與他人的交往方式,也影響著人類作為一個集體的組織方式、組織行為以及各種主宰與支配形式。無論一個人對機制解釋持什么態度,都很難完全避免從機制角度來理解各種社會現象。

  第二,在機制解釋盛行之前,主導社會學的是宏觀結構解釋。從宏觀結構視角出發的學者并非不講機制,而是認為機制是從屬于宏觀結構的,因此,要想了解什么機制在社會上起主要作用,首先要看主導社會的宏觀結構是什么。比如,從不同國家的生產關系這一宏觀結構出發,摩爾(Moore,1966)分析了英國、日本和中國等國的社會中各個主要階級的利益和矛盾,并以此為基礎分析了這些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走上不同政治道路的原因。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也是一個經典例子。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關系構成了形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結構條件,并且其重要性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日益凸顯。

  宏觀社會結構分析高屋建瓴。但是,如果我們看問題的視角受到某種意識形態的誤導,或者說過度重視某些社會結構而忽視另外的社會結構,我們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并對社會實踐產生錯誤的指導,其后果常常是災難性的。如果說蘇聯的垮臺是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宏觀結構理論所帶來的后果,那么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伴隨著“第三次民主浪潮”發生在許多國家的戰亂、族群沖突和宗教激進主義復興等亂象則是教條的自由主義的宏觀結構理論所帶來的后果。相反,機制解釋直接把我們引入微觀領域,它近于瑣碎的結論也許解決不了什么問題,但也避免了我們大規模地誤入歧途。

  三、社會機制的主要類型和特點

  在社會學中,許多被稱為機制的現象其實與因果機制關系不大。此外,社會機制有很多類型,它們的性質也和自然機制有很多不同。只有對這三點有一定的了解,我們才能清楚地知道人類社會的特點以及機制解釋的關鍵難點。

  (一)非明確性因果關系

  把一類背后有著多種因果關系的社會現象統稱為機制,是社會學分析中的一個常見的錯誤。比如,有學者把諸如生殖、擴散、協調、媒接(brokerage)、分化(differentiation)、模仿(mimicking)等現象都視為機制(McAdam et al.,2001)。乍聽之下,這似乎有道理,因為我們可以說生殖導致了一個種群的增長,或者說擴散導致了某種形態的推廣,等等。可是,盡管鳥類和哺乳動物都生殖繁育后代,但它們的生殖機制是完全不同的。生殖是需要被解釋的生物現象,而不是解釋其他生物現象的機制(Zhao,2009)。擴散也是如此。時尚、謠言、意識形態、某種產品或者行為方式都需要擴散才能被廣而知之,但是上述現象有許多不同的擴散方式,并且每一種方式的背后都有不同的機制。因為擴散產生的原因及其帶來的結果都不明確,擴散并不能被視為機制。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主流雜志以及中國的《社會學研究》等雜志的文章中出現的許多“機制”都是在解釋學上沒有意義的非明確性因果關系。為避免出現這個錯誤,我們必須辨明非明確性因果關系和因果性十分明確的機制之間的區別。

  (二)普適機制和特殊機制

  有些建立在機制解釋基礎上的文章一經發表后就得到廣泛重視,但是大多數此類文章卻不受重視。這背后有許多原因,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那些被廣泛重視的文章所刻畫的往往是普適性機制,而那些不被重視的文章中所刻畫的往往是只在某一具體案例上才起作用的特殊機制(ad-hoc mechanism)。價格規律和搭便車就是普適機制,因為它們在大量場合下都會有一定的作用。筆者在后文中會專門分析的偏好偽裝(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也是一個普適機制。比方說,我們經常會聽到“現在的青年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這樣的言論。我們也會經常聽到對以上觀察給出如下的解釋:“他們都是獨生子女,從小被父母和祖父母寵壞了”。這個回答的背后其實是一個僅在家長子女關系下才有意義的特殊機制:家長越寵子女,子女就越缺乏自理能力。其實,社會學雜志發表的大量建立在機制解釋基礎上的文章所刻畫的都是一些只在某些具體案例中起作用的特殊機制。

  二戰以后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一般都會采取進口替代策略來生產原本要從西方發達國家進口的工業產品。為了保護新興產業,這些國家都會對本國產業進行大量補貼,并對國際同類產品加收關稅。其結果是雖然這些國家能生產一些新產品,但是它們的產品質量相對較低,造價高昂,難以與國際上同類產品競爭。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中總結出如下機制: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保護壁壘越高,被保護產品的成本就越高,在國際上也就越是缺乏競爭力。這也是一個特殊機制,因為它只針對進口替代產品的競爭力這一問題有效。

  這一例子和前面的那個家長子女關系的例子刻畫的都是特殊機制,但它們所揭示的規律卻很相似,并且可以抽象成一個與原有案例無關的更具普適性的機制:任何形式的保護都會降低個人或者組織的自立能力和競爭力,并且形成被保護方對保護方的依賴。以上例子是想告訴讀者,在發現了一個特殊機制后應當怎么通過抽象思維來獲取更具有普適性的機制,從而增強研究的理論意義。

  (三)特殊機制的重要性

  一般來說,普適性機制適用范圍更大,也會受到更多關注。但這并不絕對。威爾遜是聞名全球的美國黑人社會學家。他的名著《真正的窮人》(Wilson,1987)想解答如下問題:為什么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黑人解放運動后,美國黑人的總體處境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成了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他的解釋是:隨著美國對黑人的歧視減少以及城市的去工業化,原來住在緊鄰市區的黑人社區里的黑人精英大量移居到以白人為主的郊區,使得傳統黑人社區的窮人失去了社區領袖,不但沒有了學習對象,還失去了和主流社會人士接觸的機會。黑人社區的境遇因此變得日益糟糕。威爾遜的分析背后是一個悖論性的關系:美國白人族群平等觀越強,黑人精英就越可能搬離受到貧困和犯罪困擾的黑人社區,黑人社區中處于社會下層的人士的境遇就會變得越差。顯然,威爾遜提出的只是一個和美國黑人社區窮人境遇有關的特殊機制,但是此書一出版就暴得大名,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這個例子說明,如果面對的是一個大家關心的問題,即使答案僅僅是一個特殊機制,也可以獲得很大的關注度。

  與做美國研究不同,僅做中國研究的中國籍社會學家在美國較難立足。假設有一個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博士生想寫一篇關于中國農民工進城的論文,想講一個與《真正的窮人》類似的故事:隨著大量的農村青年,特別是農村有知識的青年進城,中國農村成了“6199部隊”(兒童和老人)的留守地。這一改變大大減少了中國農村的文化資本,導致農村傳統文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但是,如果這就是論文想傳遞的信息的話,在美國也許連論文開題報告都通不過。即使開題報告通過了,憑這樣的論文在美國也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個中原因很簡單。對于大多數美國社會學家來說,中國故事只有在能論證或者引出一個具有一定普適性的機制時才有意義,否則誰會在乎一個只是與中國情境相關的特殊機制?對于絕大多數中國籍博士生來說,能通過經驗研究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并找出一些特殊機制,其實也就很不錯了。但是,這樣的博士論文對于做美國研究來說是可以的,對于在美國做中國研究卻遠遠不夠。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中國學者得靠統計方法在美國高校立足,畢竟中國人在這方面是有優勢的。

  在極少數場合,一個特殊機制的影響甚至會大大超過它背后蘊藏的普遍機制,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就是這么一個例子(Said,1978)。東方主義給我們講了如下的故事:西方學者在研究“東方”伊斯蘭文明時都帶著一種歐洲優越感和隨之而來的文化偏見。因此他們的著作往往會把“東方”描寫成一個原始、非理性、暴力、專制和落后的地方。他們的研究不但過度強調歐洲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不同,并且長期為歐美帝國主義服務。薩義德的理論表達的是一個特殊機制:西方學者對“東方”的偏見越強,他們的研究和分析就越不靠譜。但是,它的背后卻蘊藏著一個更具普適性的機制:人們在閱讀一個文本或異域文化時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頭腦中已有的知識框架與該文本或文化進行比對,并把自己頭腦中的框架作為理解該文本或文化的基礎。一個人大腦中原有的知識框架越強大,對某文本或者異域文化的理解可能就越偏頗。這其實就是一個著名心理學機制——閱讀即猜測(reading is a guessing game,即閱讀是讀者把心中已有的框架與閱讀文本進行比對的過程)——的特殊表達。本文讀者中肯定有許多人聽說過薩義德這個名字和東方主義概念。但是,雖然閱讀即猜測是心理學領域一個廣為人知的常識,我敢斷定本文讀者中知道這一機制的人不會太多。原因很簡單:閱讀即猜測的普適性使它與具體社會情景的鏈接相對松散,而東方主義的特殊性使它能和當時趨于上升的新左派學術和政治產生緊密關聯,從而成為非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學理論、文化批評理論、后殖民文化研究和中東研究的起點。

  (四)涌現機制

  社會學中有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方法論整體主義(methodological holism)之間的爭論。方法論個人主義者堅持個體的意識和行動應該是解釋任何社會現象的出發點,而方法論整體主義者則認為解釋社會現象時只需要在該現象出現之前的種種跡象中尋找原因,而沒有必要訴諸個體的意識和行動。筆者想在這兒提出涌現機制(emergent mechanisms)的概念。大家可能對涌現性質(emergent property)的概念更為熟悉。如果一些更低層級的社會現象在疊加后發展出了疊加前所沒有的性質,該性質就是涌現性質。一般來說,涌現性質產生是因為出現了疊加前所沒有的涌現機制。涌現機制概念也許能幫助我們超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之間看似重要其實意義并不大的論爭。

  某商品供不應求大家就會搶著買,該商品就會漲價;反之,某商品供過于求就會滯銷和跌價。價格規律機制的確是個體意識和行動的直接結果。與價格規律相同,前文提及的搭便車機制或偏好偽裝機制以及大量其他社會機制刻畫的也都是個體的意識和行動與其直接后果之間的規律性關系。方法論個人主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是有道理的。

  也有許多機制雖然與個體行為有緊密關聯,但是卻與個體行動時的意識沒有直接關系。這些機制描述的是一些很難從一個和數個個體的行為中直接得出的因果關系。因為它們只有在更高的社會層面才會涌現,因此筆者稱之為涌現機制。組織社會學中有這么一個機制: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組織之間的性質越接近,它們之間的競爭就越激烈,而長期競爭會使得同類組織在性質上逐漸趨于不同。這是一個涌現機制,因為無論組織中個體怎么想和怎么做,這一機制都會存在,并且這一機制只有在組織競爭時才會得到呈現。筆者曾指出,部落聯盟(而不是帝國)才是古代草原上穩定的國家形式(Zhao,2015)。這個觀點的背后蘊藏著如下的因果關系:古代的技術條件決定了帝國的稅收和控制只對定居者才有可能,也就是說,游牧者不斷隨著水草生長而長距離遷移給帝國的有效統治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一種能讓各部落在遷徙、草場范圍、抵御共同外敵等問題上協調的部落聯盟就成了較能持續的政體形式。我所闡述的也是一個涌現機制,因為該機制的存在與各個部落成員的意識無關,并且該機制只有在部落和國家層面上才會呈現。

  有了涌現機制的概念,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爭論意義就不大了。簡言之,我們面對的是兩類社會學機制:第一類刻畫的是個體的意識和行動與它們導致的直接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第二類機制的產生不但與個體的意識和行為無關,并且只有在更高層面上才會涌現。方法論個人主義僅適用于前一類機制,對后一類機制來說,從個體的意識和行動出發來分析世界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會把我們引入各種誤區。

  (五)社會機制的正反饋特性

  機制可以分為正反饋機制和負反饋機制兩個大類。如果一個系統有信息輸入端(A)和接收端(B),所謂的負反饋機制就是當A值提高后造成B值提高,但是B值提高后信息的反饋將導致A值降低的一類機制。所謂的正反饋機制就是當A值提高造成B值提高,而B值提高后的信息反饋又將導致A值進一步提高的一類機制。負反饋機制具有自穩定效果,由負反饋機制主導的系統因此也被稱為智力系統。正反饋機制則具有不穩定性,由正反饋機制主導的系統因此被稱為無智力系統。在這里,我想與讀者分享一個對于理解人類社會至關重要的社會學原理:主宰生物世界運行的主要是讓生命系統趨于穩定的負反饋機制。但是由于人有通過策略取勝和論證自我行為正確性的能力,主導社會發展的就成了正反饋機制。

  體溫升高我們會流汗,體溫降低我們會發抖。這都是恒溫動物為了維持體溫而產生的機制。吃飯會導致血糖濃度提高,血糖濃度提高會讓體內胰島素釋放,胰島素的釋放會使得血糖濃度降低,這樣人就不至于在飯后產生糖尿病癥狀。生命體要存活就必須在多變的環境中達到自穩定,各種負反饋機制起到的都是這個作用。但是人在社會中所追求的不僅是穩定,還有權力和成功。個人的權力和成功欲望越大,他改變周邊環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對權力和成功有強烈欲望的人士的追求就成了社會變遷的最大原動力。人的這一特性使得社會發展不再遵從生物世界的原則。具體來說,人類社會中的許多重要機制要么是正反饋機制(例如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觀和相應的理論),要么是那些能在更大范圍內產生正反饋效應的負反饋機制(例如,價格規律是個負反饋機制,但是由之而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市場發展的關系則是正反饋的)。人類社會中的一些重要的負反饋機制都來自宗教和各種非自由主義世俗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應的制度和組織力量。這些意識形態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們都壓抑人的權力和成功欲望的自然表達。然而,維系這些意識形態的制度雖然可以壓抑大多數人的人性,卻不能阻止人性(特別是有權力人士的人性)以各種扭曲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種狀況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理性的政府決策就變得艱難,政治就會變得專制、復雜和丑陋無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哈耶克是有洞見的(Hayek,1944)。

  絕大多數社會學家對社會機制的正反饋特性缺乏清晰認識,因而他們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也顯得天真和簡單。社會機制的這一特征要求我們在方法論意義上建立如下的觀點:(1)文化延續必須要由各種制度來維系,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穩定性;(2)人類社會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穩定性,歷史不會有終結;(3)任何社會意義上的“成功”都是相對的,任何當今的問題解決方法都會給今后帶來“麻煩”。

  動物是沒有智力的,但其生命系統卻都是有智力的;人是有智力的,但是人類社會卻是沒有智力的。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時刻牢記。

  四、機制解釋的問題

  以機制為中心的社會學分析在西方受到了阿伯特的批評(Abbott,2007),但他的批評卻不得要領。比如,阿伯特認為理性選擇假設是機制解釋的最大弱點。但是前文中已經指出,涌現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方式與個人的意識并無直接關系。此外,大量的對個體行為乃至人類社會形態有影響的生物學和心理學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方式也與個人的意識沒有關系。

  可是,機制解釋的確存在著許多在詮釋學(hermeneutics)意義上的緊張,也即對案例的局部性觀察與案例本身作為一個客觀整體之間的緊張,以及從局部資料中抽象出來的解釋框架與事物內部真實的因果關系之間的緊張。具體來說,這些緊張主要是機制與宏觀結構之間的緊張、結構/機制與行動者之間的緊張、歸納性機制分析與演繹性機制分析之間的緊張,以及社會學機制解釋不得不面對的過度決定和重要性多變兩個詮釋學難點。

  (一)機制和宏觀結構脫節

  筆者在前文中指出,計劃經濟體制下工人干多干少都一樣,因此搭便車就成了限制經濟效率的重要機制。這里不但運用了微觀社會機制,即奧爾森的搭便車困境,并且強調了宏觀的計劃經濟體制是讓該機制變得重要的結構性條件。古爾德(Gould,1991)指出巴黎的社區網絡是巴黎公社武裝的一個重要的動員基礎,但是他同時也指出了使巴黎的社區網絡變得重要的宏觀結構條件——塞納省省長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巴黎城市改造計劃。在這兩個例子中,微觀機制分析和宏觀結構分析是互補關系,而不是對立的方法,并且宏觀結構條件和微觀機制在分析中可以互為情景,相互印證,從而加強了解釋的可信度。然而,在當前占主流的中層理論的理念指引下,西方社會學卻存在著微觀機制解釋與宏觀結構理論嚴重脫節的傾向。

  例如,在教育社會學領域,大量的美國學者致力于通過精細的實驗設計和復雜的統計來分析中小學教育手段與教育質量之間的機制性關系。但是稍微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美國中小學教育質量低下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教育手段,而在于窮人集中的街區的學校沒錢請好教師,而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不能也不愿出錢解決問題。在實驗社會學和實驗經濟學領域,學者們到非洲和其他經濟欠發達國家做了各種實驗,以證明在這些國家中影響經濟發展的高交易成本問題可以通過一些極其簡單的方法,比如鼓勵經商者加強相互信任,或者讓經商者接觸各種先進理念得到解決。殊不知,對于大量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來說,影響其經濟發展最大的問題在外是國際政治的制約,在內則是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的滯后(Evans,1995;Zhao & Hall,1994),而不是什么商人的觀念或者商人之間的信任。在社會運動研究領域,學者們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諸如網絡、組織、資源、機會和策略性話語這些似乎能給社會運動帶來直接正面效應的、在邏輯上屬于中間變量的因素(McAdam et al.,1996),從而忽略了“為什么同樣的策略性話語在不同的情景下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為什么在有些情景下某類社會運動能獲取社會的廣泛支持,而在另外一些情景下同類社會運動就得不到廣泛支持”這類更具根本性的問題。在宗教社會學領域,西方社會學家往往會從宗教組織所處的社會網絡(Snow et al.,1980)、宗教的組織和制度性特征來分析宗教勢力的消長(Stark & Finke,2000;Finke & Stark,2005)。殊不知解釋任何一個宗教的消長不能僅看其本身的組織和制度,而要看宏觀的政治環境如何讓該宗教的組織和制度特征發揮出來(Sun,2017,2019)。

  在中層理論思想的指引下,西方社會學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找到更可靠的具有實證性的機制和變量來解釋社會現象,而不是去分析那些機制和變量在具體情景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們與宏觀結構之間的關系。結果就是似是而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長知識不長智慧的學問在社會學中大行其道。但是,微觀機制和宏觀結構的關系又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其難點在于:人類有意無意的行動會改變某一微觀機制甚至宏觀社會結構在給定時空中的重要性,會創造出新的機制和宏觀社會結構,并且會近乎無窮無盡地改變機制和宏觀結構的組合方式。這就使得微觀機制和宏觀結構的結合問題成了一個需要一事一議的經驗問題,而不是靠提出微宏觀鏈接概念就能統一解決的理論問題。

作者簡介

姓名:趙鼎新 工作單位:浙江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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