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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的概念使用與現實的社會建構 ——從“知識同義建構論”到“知識異義建構論”
2020年10月09日 09:34 來源:《天津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作者:王寧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09:34
來源:《天津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作者:王寧
關鍵詞:常人;社會建構;知識;語義控制權;語用控制權

內容摘要:

關鍵詞:常人;社會建構;知識;語義控制權;語用控制權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社會建構論認為,現實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它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人們往往對現實形成一定的知識(包括觀念和信念),并借助常人的日常實踐而把這種知識外化為現實(“知識建構現實”)。另一方面,人們所擁有的知識,是在社會互動中形成的;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知識的社會建構”)。所以,知識往往是共享的知識。這樣一種以共享知識來建構現實的觀點,可以叫作“知識同義建構論”。但“知識同義建構論”難以解釋在自上而下的動員型體制中,同一種話語和概念在不同的人那里被賦予不同含義的現象。“知識異義建構論”則為這種現象提供了分析的視角與路徑。

  關 鍵 詞:常人;社會建構;知識;語義控制權;語用控制權

  項目基金: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轉型社會學理論范式創新研究”(項目號:17ZDA112)的階段性成果。

  自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①(英文版)于1976年出版以來,詞匯分析或關鍵詞分析日益引起文化研究者的注意。的確,關鍵詞內涵的變化,可以折射一個時代的社會和文化變遷。但這種分析方法的一個不足是,只看概念如何被各種社會和文化因素所形塑(即概念含義的變遷如何反映了社會和文化的變遷),而未能看到詞匯本身對現實的建構性或構造性(constitutive)。也就是說,詞語的含義是在社會和文化過程中被動態地建構的,但它們本身在被使用的過程中,對現實也具有建構性。我們如何通過關鍵詞、概念或詞匯的使用來建構現實,也屬于“現實的社會建構”范式②的研究內容。

  “現實的社會建構”是伯格和盧克曼提出的研究范式。在他們看來,現實的社會建構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人們擁有怎樣的知識(觀念和信念),就會擁有什么樣的現實,因為現實不過是人們的知識借助日常實踐而外化的產物。這可以叫作“知識建構現實”。另一方面,人們的知識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因為這些知識是在社會互動中形成,是一種共享的知識。這可以叫作“知識的社會建構”。

  筆者在這里將側重討論“現實的社會建構”范式中“知識建構現實”方面的內容。通常來說,知識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知識精英內部循環的專業知識,如醫學知識、自然科學知識、法學知識等。這種知識對社會的建構作用,主要是通過知識精英或專業群體的實踐來實現的。大眾或常人如果有機會參與這種知識建構現實的過程,也主要是通過履行由專業群體所設計的分工角色來實現的(如普通工人在流水線上做幾個簡單動作就可以完成工作)。另一種知識是常人知識,即那些被常人所理解和使用的知識和概念。這種常人知識和概念是在大眾范圍內循環的,它既可以是由常人自己所創造的,也可以是由知識精英所創造,然后擴散到大眾或常人那里。例如,金融專業群體所創造的一些概念(如“藍籌股”“市盈率”),變成了常人(炒股的散戶)所使用的日常概念。本文所討論的“知識建構現實”中的“知識”,是第二種類型的“知識”,即常人知識。

  從常人的角度來看大眾在日常社會生活實踐中如何使用概念,是分析“知識建構現實”的一種方法。這一視角和方法在伯格和盧克曼的《現實的社會建構》中得到了系統的闡述。由此,“知識建構現實”也成為社會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視角。從社會建構的角度看,社會現實并不是如同自然界那樣獨立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相反,社會現實是由人所構成的,而人有思想、信念和情感,并會使用語言和概念。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社會現實不過是人們共享的觀念和信念外化的產物③。

  盡管“知識建構現實”的研究者看到了人們之間的觀念沖突,但他們論述知識在社會建構中的作用時,往往有這樣的預設:人們用來建構現實的知識是共享的、相同的或一致的知識。筆者把這種通過共享知識而達成共同實踐,進而建構某種社會現實的理論,稱為“知識同義建構論”。它指的是,人們在建構現實的過程中所運用的知識,是共同的、同義的、共享的。即使這種知識是由知識精英創造的,在傳播和擴散到常人那里后,其含義與知識精英所界定的含義依然是一致的。

  的確,“知識同義建構論”可以解釋那些成功的社會改良、革命和社會運動,如美國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案的形成、法國大革命、美國的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等等。但“知識同義建構論”卻無法解釋那些失敗的社會變革,尤其是那些自上而下推行的社會變革。導致一項社會變革失敗的原因無疑是很復雜的,但如果某項自上而下的社會變革計劃在層層向下傳達的過程中發生了“走樣”,其中的一個原因就在于常人對這些計劃中的一些關鍵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與計劃制定者所理解或界定的意義發生了偏離,導致這些計劃最后發生“變形”。

  在這里,我們看到在自上而下的話語動員過程中信息的損耗、遞減和扭曲。如果說,信息的無損耗傳遞和落實是“知識同義建構”過程的特點,那么,信息的損耗、遞減和扭曲則是“知識異義建構”過程的特點。我們要問的是,由精英所制定的計劃和政策是如何在向下落實的過程中發生信息的損耗、遞減和扭曲的?這個問題,其實涉及在自上而下的話語動員過程中常人的概念使用問題。即為什么常人在使用精英提出的概念時,會發生信息損耗、遞減和扭曲?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由此引申出的更一般的問題是,“知識異義建構”何以發生?它背后有什么機制?本文從常人的視角出發,分析常人在日常現實的社會建構中是如何使用概念的。為了說明“知識異義建構”過程,下文將先概述“知識同義建構”的主要論點;然后,分析常人的內源性概念的語義控制權和語用控制權的一致性;最后,本文將分析,面對自上而下傳播和擴散的外源性概念,常人是如何借助語用控制權實現與來自精英的語義控制權的分離的。

  一、“知識同義建構論”的主要觀點

  知識在現實的社會建構中具有本體作用的觀點,可以追溯到馬克思、韋伯、曼海姆等經典社會學家那里。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關于“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④的論述,即包含了知識在現實的社會建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觀點。韋伯關于新教徒的宗教觀念和信仰如何形塑他們的經濟實踐,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形成的論述,也是知識建構社會這一觀點的社會學闡述⑤。曼海姆關于烏托邦觀念如何形塑人們的集體實踐,從而形塑社會現實的論述,更是關于知識在社會建構中之作用的一個精彩分析⑥。在他們那里,知識不但是因變量(如馬克思說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且也是自變量(如馬克思所說的“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

  但首先對“知識建構現實”這一觀點做出系統、完整和清晰論述的,當屬伯格和盧克曼的《現實的社會建構》。在他們看來,知識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不但包括“正確”的知識,也包括“虛假”的知識;作為社會建構因素的知識,不僅包括觀念,也包括信念或信仰。知識,尤其是抽象知識,主要是由知識精英創造的,而精英創造的許多知識也常常會轉化為普羅大眾的日常知識。伯格和盧克曼認為,知識是通過人們的社會互動和社會過程而建構的,同時知識在現實(包括制度和人的主體性)的建構中也發揮重要作用。盡管他們也意識到人們的知識和信念的多元性和沖突性,但他們更強調知識的共享性,或不同行動者之間所擁有的知識的同義性。因此,他們的社會建構理論其實預設了這樣的觀點:在社會互動中形成,并在現實的社會建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知識,是一種共同的、同義的、共享的知識。這種知識在一開始可能出現在小范圍,然后逐步擴散,最后通過實踐而外化為制度。知識的共享性和知識借助實踐而外化為制度,是同一個過程。

  萊布拉克斯進一步澄清了伯格和盧克曼的社會建構概念。盡管他所說的建構對象是科學知識,而不是社會現實,但他區分了兩種社會建構:話語建構(如科學發現的話語表述)和物質建構(如實驗室各種設備和器材的控制和支配)⑦。這一區分具有重要意義。當我們把社會現實作為社會建構的對象時,我們需要界定社會現實在多大程度上是話語建構的結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物質建構的結果。話語建構和物質建構又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萊布拉克斯以情感、動機和態度的社會建構為例來說明,話語建構盡管不同于物質建構,但話語建構會導致物質建構的后果。情感、動機和態度所要指稱的對象,并不像“脖子疼”“胃痛”那樣,有一個明確的身體位置,而是一種借助抽象語言建構出來的心理狀態。盡管有關情感、動機和態度的概念是一種話語建構,但這些概念或話語卻能構成影響人的行為和身體體驗的原因。由話語所導致的行為的改變就是物質性的后果,因為身體以及生理反應是物質性的⑧。話語建構于是具有物質建構的效應。在萊布拉克斯這里,話語作為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也是共同或共享的(知識)。而只有共享的話語,才能導致對情感的物質建構(如情感性行為的建構)。

  戈根分析了何以社會所建構的知識是相同的。知識是在社會互動和社會關系中得到建構的。其中,語言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⑨。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觀點,語言是一種關系游戲。語言是社會交流的工具,它必須具有共同的含義,才能讓社會交流得以進行。相應地,用語言建構的知識,在一個共同體中,就具有了社會性。其中的一個社會性的體現,就是知識的共享性或相同性⑩。戈根進一步指出,知識的這種共同性,并不是因為知識是一種普遍真理,而是因為知識是由社會共同體所建構的,而這個共同體賦予所建構的知識以相同的含義。不同的共同體,往往會對同一個客觀對象形成不同的知識。從這個角度看,心理學不是一種普遍知識,而是文化性的相對知識。不但知識具有文化相對性,而且文化本身也是被動態地建構的(11)。

  盡管關于“知識同義建構”的文獻還有很多,但上文所引述的基本上表達了“知識同義建構論”的主要觀點。需要注意的是,“知識同義論”所預設的社會互動是趨向于合作的社會互動,所以才會導致所建構的知識在含義上是趨同的。然而,人們的社會互動過程不但可能趨向于社會合作,也有可能趨向于社會沖突,或者是既有合作也有沖突。在這種情形下,人們所建構的知識可能是多元的、歧義的,甚至是相互沖突的。所以,當我們討論知識的社會建構時,必須搞清楚社會建構過程背后的社會互動和社會關系結構。這種結構既有可能是橫向的扁平結構,也有可能是垂直的金字塔結構;既有可能是權力對稱的結構,也有可能是權力不對稱的結構;既有可能是封閉的結構,也有可能是開放的結構。社會建構過程背后的社會互動和社會關系的結構不同,所建構出來的知識可能也是不同的,它既有可能是同義的、共享的知識,也有可能是異義的、分裂的知識。所以,我們有必要探討,在何種情形下,社會建構出來的知識是異義的、多元的、彼此背離的。而人們所建構的知識不同,會導致人們依據這種知識建構的現實也是不同的。這就是接下來本文所要討論的“知識異義建構論”。

  二、“知識異義建構論”及現實社會建構之機制

  前文說過,現實的社會建構涉及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一方面,知識的社會建構過程,這一過程類似于萊布拉克斯所說的話語建構過程;另一方面,知識對現實的社會建構過程,這一過程類似于萊布拉克斯所說的話語建構所導致的物質建構的后果。就后者來說,知識對現實的社會建構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知識精英群體通過他們所創造的知識而直接地建構現實,如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憑借其知識制造原子彈,醫生憑借其知識為病人治病,律師憑借其知識為委托人打官司。大眾當然也可以進入這個“知識建構現實”的過程,但他們未必要掌握這種專業知識,而且事實上他們也沒有能力掌握這種專業知識。他們只要在職業分工中服從權力精英(如廠長)和知識精英(如工程師)的指示,完成自己的職業角色行為就可以了。第二,知識精英或權力精英雖然創造了某種知識或話語,但無法憑自身的力量把知識或話語轉化為現實,而必須通過把這些話語轉化為大眾或常人的話語,進而通過大眾或常人的實踐,把話語轉化為現實。我們所說的“知識異義建構”,就發生在后一種類型的社會建構中。

  知識建構現實的這兩種類型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涉及大眾的參與。在前一種類型中,大眾是以分工的方式,從微觀、局部參與知識對現實的建構。在這里,大眾無須掌握精英所創造的全部專業知識。他們只要具備職業角色的技能知識就足夠了。這可以叫作“常人分工參與型”建構方式。在后一種類型中,大眾則往往被要求憑借對知識的完整掌握而參與知識建構現實的過程。如果他們不從總體上掌握精英所創造的知識,就不知道應該采取何種行動。不過,大眾客觀上對這些知識的掌握,往往難于達到完整的程度。所以,為了便于大眾有效地掌握這種知識,由精英所創造的知識在傳播和擴散過程中,往往會被通俗化,人們常常會借助簡單的口號(命題)和概念來概括這些知識的精髓。可以說,在動員型體制中,知識對現實的建構過程基本上屬于這一類。在這里,知識往往由動員型體制中的精英來創造,然后再層層向下傳播和擴散。這種知識的傳達和擴散過程,就是話語動員過程。這種類型的常人參與知識建構現實的方式,可以稱為“常人全息參與型”。

  然而,在“常人全息參與型”知識建構現實的過程中,精英的話語在自上而下傳播過程中會出現信息損耗、減弱或扭曲的情況。這一過程,就是筆者所說的“知識異義建構”過程。它導致知識建構現實這一過程所形成的結果,有可能背離精英所期待的目標。因為在動員型或命令型的政治運動中,精英話語在自上而下的傳播和擴散過程中,存在著語義控制權和語用控制權分離的可能性。精英對他們所創造的話語具有語義控制權,但這些話語在向下的傳播或擴散的過程中,在常人如何理解和使用這些話語的問題上,精英的控制權減弱或喪失了。換言之,精英不能控制大眾或常人如何理解和使用他們所創造的話語,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語用控制權。

  一般來說,話語的含義越是透徹、清晰和簡潔,大眾或常人在話語的理解和使用上,就越與話語提出者相同。馬克思說:“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2)很顯然,馬克思在這里表述了語義控制權與語用控制權的關系。話語提出者要控制大眾如何理解和使用話語,就必須讓他們的話語“徹底”,“抓住事物的根本”。然而,在許多情形下,精英所提出的話語并不具有這種“徹底性”和“根本性”。之所以如此,可能有很多原因,有時是話語提出者(精英)因為各種復雜的原因自己也說不清楚話語的含義;有時是因為精英所提出的話語是一種意識形態話語,它必須要掩蓋某些東西,不能過于清晰和徹底,必須保留一定的模糊性;還有一些時候是因為話語提出者要動員的是大眾,但大眾是多元的,為了最大程度地動員大眾,就必須創造一種“最大公約數”的話語,這種話語必須抹去許多具體內容,以回避大眾中不同群體或階層之間在一些具體觀點和立場上的分歧、差異和對立,從而使精英提出的話語顯得有些“空洞”(如法國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這種種情形,勢必導致話語提出者語義控制權的下降,進而導致其語用控制權的下降或喪失。盡管如此,話語提出者(精英)依然保留著對話語的最終解釋權。因此,在形式上,他們依然保留了對話語的語義控制權。

  為了更好地了解語義控制權和語用控制權的關系,我們可以把常人對外源性概念的使用與常人的內源性概念的使用進行比較。在常人的內源性概念中,常人的語義控制權與語用控制權是統一的。相反,當常人面臨外源性概念時,由于知識是精英所創造的,他們不具有語義控制權,但擁有語用控制權。在這里,語義控制權與語用控制權是分離的。大眾或常人有時可以借助自己的語用控制權,來瓦解精英對知識的語義控制權。

  (一)常人的內源性概念:語義控制權和語用控制權的統一

  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概念,但常人所使用的概念往往是霍爾所說的高語境概念。人際交流中的語句含義越是依賴于具體的情境,就說明這種交流的語境依賴程度越高,反之就越低。人際交流的含義確認對語境依賴程度高,就是高語境交流,反之,人際交流中語句含義主要由交流語句本身來確定,而不依賴于語境,就是低語境交流(13)。

  我們在使用概念時,都涉及對概念含義是否理解和掌握的問題。但在概念的實際使用過程中,存在兩種不同的情形。一種情形是,我們能用抽象的語言明確地界定概念的含義,并依據這種對概念語義的抽象理解,來判斷它所適合的具體場景和情形。換言之,我們使用概念時,只有先在抽象層面上搞清楚概念的含義,然后才能把它應用于具體的情境。在這種情形下所使用的概念,就是低語境概念。學術概念、法律概念或政策概念的使用,更多地呈現為這種類型。另一種情形是,人們無法事先用抽象的語言來定義所使用概念,但卻知道概念所適用的具體場合和范圍。人們往往依據具體情形來判斷概念的適用性,并依據概念使用的具體情境來理解概念的含義。這種情形下所使用的概念,就是高語境概念。換言之,所謂高語境概念,指的是概念的含義只有在具體的語境或具體場合下才明確的概念。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無法明確地用抽象的語言界定什么是“面子”“臉面”“人情”“講義氣”,但卻非常清楚在什么情境下使用這些概念,以及什么樣的行為可以用這些概念來指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斥了大量的高語境概念。這種概念的特征是,人們說不清楚它是什么,卻明確地知道它不是什么。

  對于常人或大眾來說,高語境概念大都是內源性概念。在這種內源性概念的使用過程中,人們找不出誰是概念的具體發明者或提出者,它是集體創造和協商出來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常人似乎都沒有語義控制權。但正因為如此,每個常人又都擁有一定的語義控制權。因為每一個常人都是集體中的一員。常人對這種概念每一次的具體使用,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協商這種概念的含義。同時,每一個常人都知道如何結合具體的場景而恰當地使用這個概念。這意味著,常人對內源性概念具有語用控制權。可以說,對常人來說,對內源性概念的使用體現了語義控制權和語用控制權的統一。通過這種集體性的語義控制權和語用控制權的統一,人們建構了具有共同含義的概念。這種通過集體性的協商和交流形成具有相同含義的概念,并借助這種概念來建構現實的過程,體現的就是“知識同義建構”。而知識同義化的關鍵,在于概念的集體性建構或社會性建構。例如,“面子”“臉面”“人情”“講義氣”等概念就都是常人集體性建構出來的內源性概念。只要是具備了日常社會生活實踐經驗的人,都能夠嫻熟地運用這種概念。

  (二)外源性概念及其含義的扭曲:語義控制權和語用控制權的分離

  如果常人所使用的概念不是內源性概念,而是外源性概念,結果會怎么樣?所謂外源性概念,是相對于常人的視角來說的。它指的是由精英群體(如學者、政策制定者、政治家、革命家)所建構的專用概念,包括學術概念、法律概念、政策概念或政治概念等。只有經過一定的專業訓練的人,才有能力提出這一類專用概念。這種專用概念對常人來說,就是外源性概念。盡管一部分專用概念可以被常人正確地理解和接收(如,“經濟”“成本”“權力”“權利”等),許多專用概念在擴散到常人日常生活實踐時,卻發生了概念含義的扭曲,即,常人在具體情形中運用某個專用概念時,背離了專用概念的原意。

  之所以發生這種概念含義的扭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于常人而言,專用概念是外源性概念,它不是常人基于自身的日常社會生活實踐而形成并使用的概念。相較于常人的內源性概念來說,常人對外源性概念不但無法用抽象語言清晰地界定其含義,也沒有能力在具體情形中準確地運用它。

  在動員型體制中,精英所建構的許多話語,要求在全社會層層貫徹落實下去,并借助大眾傳播系統向全社會擴散。在層層落實的過程中,常人通常被要求完整地或實質性地掌握這種話語或概念。常人的這種“知識建構現實”的參與方式,就是上文所說的“全息參與方式”。由于精英話語在向下傳達和擴散的過程中,常常要求采取通俗和簡化的形式,如,常常采取口號的方式。而每一句口號往往只由幾個概念(主語+謂語+賓語),或一、兩個概念(謂語或謂語+賓語)組成。這種為了提高話語動員效率而采取的知識口號化,就常常會導致信息的部分損耗和減弱。可以說,話語簡化和口號化是知識傳播和擴散中信息損耗和減弱的一個根源。

  外源性知識在常人那里的傳播和擴散出現信息扭曲的一個根源就是關鍵概念的含義扭曲。那么,為什么內源性概念在常人的使用中不會發生概念含義扭曲,而外源性概念會發生概念含義扭曲呢?這是因為,內源性概念是在常人的社會互動中形成的。這種社會互動結構基本上是權力對稱型的。因此,互動的各方往往本著有助于社會溝通的方式來協商常人概念的含義。換言之,在內源性概念的形成過程中,人們基本上是以平等的方式加入概念的社會建構中的。這樣的概念來源于社會互動,并反饋于社會互動。所以在這里,語義控制權和語用控制權是同步的、一致的。與內源性概念不同,外源性概念源于不對稱的權力關系結構。精英在建構某種話語或概念體系的時候,既通過媒體向外發布(由中心向周圍擴散),又通過科層級別層層向下傳達(由頂層向下層擴散)。換言之,外源性概念的創造和流通,是在不對稱的社會互動中實施的。在這種自上而下的話語傳達和擴散中,精英具有對知識或概念的語義控制權,而常人沒有,因為精英控制著話語的解釋權。然而,精英無法控制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理解和使用這些話語和概念。這種語用控制權,落到了常人手里。

  既然在非對稱型的話語建構過程中語義控制權和語用控制權發生了分離,那么,常人就獲得了一種有利于自己的話語使用機遇:他們有可能借助語用控制權,依據自己的認知,按照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來賦予這些外源性概念自己所偏好的含義,并落實到日常實踐中去。由于這種話語和概念來自精英,因此,這種概念的“意義走私”(“夾帶私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精英甚至無法察覺常人對這些話語和概念的“意義走私”。不僅如此,有時精英所建構的話語和概念的含義本來就具有模糊性。這種語義的模糊性進一步強化了語義控制權和語用控制權的分離。于是,一些外源性概念在日常使用中就發生了含義的扭曲。

  具體來說,在“知識建構現實”過程中,在由上向下的話語傳遞和擴散中,概念發生扭曲包括三種類型:認知誤差性扭曲、謀取私利性扭曲和自我防御性扭曲。

  1.認知誤差性扭曲

  所謂認知誤差性扭曲,是常人因語義理解能力不足而導致的對精英所創造的話語和概念含義的誤讀,進而出現錯誤使用的情況。認知誤差性扭曲,不是出于常人的主觀故意,而是因常人缺乏專業訓練而引致的。在一般的日常交流中,常人對精英話語的這種認知誤差性使用無礙大局,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中,常人對精英話語和專用概念的扭曲性使用,會導致意想不到的后果。通常這些情形具有兩個特點:第一,常人被要求參與某種超出其職業范圍的活動;第二,在這種活動中,常人被要求完整地理解、掌握和使用非職業范圍內的精英話語和概念。例如,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就同時具備這兩個特征。在這種情況下,精英話語的提出者所界定的語義,和響應這種話語動員的常人所理解的語義,就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2.謀求私利性扭曲

  與認知誤差性扭曲不同,謀取私利性扭曲是常人故意扭曲自上而下的話語動員中的話語和概念的含義,以謀求自己的私利。在這種類型的扭曲中,常人有可能客觀上并不真正理解這些話語和概念的含義。但不論如何,為了達到個人私利,他們并不在乎精英話語和概念的原意,而寧愿賦予其有利于實現自身私利的含義。

  謀利性扭曲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私利被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在動員型體制中,積極響應上級的號召是一種政治上積極的表現。為引起上級的注意,其中的一個做法就是采取比別人更激進的方式響應上級的號召。在這種注意力競爭中,表現自己“積極”的標準會不斷被推高,最終導致上級的號召在實踐中被扭曲。

  3.自我防御性扭曲

  與謀取私利性扭曲不同,自我防御性扭曲不是為了謀取自己的私利,而是為了自我保護和防御,以免除不必要的被追責或遭處罰的后果。這種自我防御性扭曲未必是對政治運動的反應,也未必是非職業活動。它常常發生在基層人員對自上而下的“問責制”的自我防御性反應中。在這種體制中,下級被要求執行上級的命令或指示。但在下級那里,并非所有來自上級的指令都會得到嚴格執行,這不僅是由于精力、資源和時間的限制,也由于下級有一定程度的裁量權。當嚴格執行上級的某些指示與周邊群眾利益形成沖突的時候,他們或許會利用這種裁量權來弱化政策的執行力度,從而緩和某些政策對周邊群眾利益的沖擊程度。但是,在某些情形下(如上級采用“一票否決”來追責),下級就往往會趨向于嚴格執行上級的指令。同時,為了避免被追責,不惜在政策執行上加碼。于是,我們就看到了某些政策在從上到下的貫徹落實過程中,出現了層層加碼的現象,以至于到了基層,有時政策貫徹落實的效果就與政策初衷出現了背離。其中的關鍵環節,就是對政策執行標準的界定和理解發生了變化,下級在解讀和落實的過程中,出于自我保護和防御的目的,有時人為地提高了政策執行的標準。可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其實有著語用社會學的根源。

  ①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

  ②P.Berger and T.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7.

  ③P.Berger and T.Luckmann,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7.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⑤M.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rans.by Talcott Parson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76/1930.

  ⑥參見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和烏托邦》,艾彥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

  ⑦A.Liebrucks,"The Concept of Social Construction",Theory & Psychology,2001(3).

  ⑧A.Liebrucks,"The Concept of Social Construction",Theory & Psychology,2001(3).

  ⑨K.J.Gergen,"Culturally Inclusive Psychology from a Constructionist Standpoint",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2014(1).

  ⑩L.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by G.Anscombe,New York:Macmillan,1953.

  (11)K.J.Gergen,"Culturally Inclusive Psychology from a Constructionist Standpoint",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2014(1).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頁。

  (13)E.T.Hall,Beyond Culture,New York:Anchor Books,1976.

作者簡介

姓名:王寧 工作單位: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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