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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時代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的構建
2020年10月09日 09:17 來源:《史學集刊》2020年第2期 作者:董欣潔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09:17
來源:《史學集刊》2020年第2期 作者:董欣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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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蘊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編撰和教學之中,其實質是中國學者如何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如何界定人類歷史的性質,如何闡明對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基本觀點和判斷,體現的是中國學者將世界歷史理論化的途徑,目的則在于實現自身的學術話語權。新的時代必然要求不斷發展的話語體系,這就需要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梳理世界史話語體系建設的發展歷程,進一步提煉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闡述方式,彰顯中國世界史研究和編撰的當代理論視角。從生產和交往兩個基本概念進一步分析世界歷史演化的內在動力,顯然是其中一種可行的研究思路。通過生產和交往兩種基本動力構建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僅是中國歷史連續性的自然體現,而且也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具體表現。

  關 鍵 詞: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唯物史觀/生產/交往/全球史

  作者簡介:董欣潔,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史學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全球史學、中外文明比較研究。

  

  

  2019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致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指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①這里表達的既是時代要求,同時也指明了歷史學發展的努力方向。新時代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如何構建,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三大體系建設研究在世界歷史學領域如何落實而進行的新探索。

  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的構建,顯然需要由中國學界主動開啟,并由中國學者在自身歷史經驗和當代社會實踐的基礎上探索完成。事實上,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者尤其是史學理論工作者已經在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世界通史》,吳于廑、齊世榮主編的《世界史》,武寅主持的百余位中國世界史學者合作完成的8卷38冊1500余萬字的《世界歷史》,等等,這些世界通史性著作實際上都是世界史話語體系的展現和載體。又如,于沛的《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09)》集中梳理和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世界史的學科發展、學術發展和研究實踐。這些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一步發展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學術資源。

  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蘊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編撰和教學之中,其實質是中國學者如何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如何界定人類歷史的性質,如何闡明對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基本觀點和基本判斷,體現的是中國學者將世界歷史理論化的途徑,目的則在于實現自身的學術話語權,確保中國文化的發展空間。新的時代必然要求不斷發展的話語體系。人類歷史發展到當代階段,是各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的結構以及世界力量平衡發生根本變化的產物,各種歷史和現實問題混合發酵,造成了一個劇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相應地,這就要求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能夠科學把握和應對這個由各種社會關系網絡與交流空間范疇組成的復雜世界,充分說明全球一體的演變和走向。所以,我們需要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梳理世界史話語體系的演變歷程,進一步提煉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闡述方式,彰顯中國世界史研究和編撰的當代理論視角,進而為打通三大體系建設探索內在的理論途徑。

  一、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建設的初興

  齊世榮在總結中國世界史學科發展歷程時,概括為“三個階段六代人”。這三個階段分別是草創時期(19世紀末到1949年)、承前啟后的打基礎時期(1949-1966年)和專精發展時期(1978年以來)。世界史的學科體系在第二階段開始建立,學科內部分工日益發展,研究領域從“西洋史”逐步擴展到亞洲、拉美和非洲等廣大地區。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世界史學科的發展:地區史、斷代史、國別史和專門史的專業研究學會紛紛成立;專業刊物《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得以創刊;《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和各種世界歷史地圖集、各種世界通史作品紛紛出版,等等。這些具體工作在世界史研究力量的組織培養、世界史研究項目的規劃制定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相應地,這也為克服“歐洲中心論”的消極影響、切實從全球視野出發推進具體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制度基礎和人才儲備。

  回顧中國世界歷史學的發展歷程,就會發現關于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的探討從近代中國世界史研究萌生以來,一直持續至今。從19世紀中期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開始,就與“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就使得中國的世界史理論研究始終與中國社會發展的時代脈搏密切相連。因此,在中國人民反侵略并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過程中,在世界一體化進程中,在國際政治現實基礎上考察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建設的初興與探索,可以避免就世界史本身進行抽象的所謂“純學術”的探究,這對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國的世界歷史學具有直接的意義。

  從19世紀中期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為搶占資源和市場,攜堅船利炮暴力打開清政府閉關自守的國門,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將中國逐漸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巨大危機,如何“救亡圖存”成為中國人面臨的迫切時代主題。這個時代主題在歷史學領域的理論表現之一,就是如何認識中西文化之間的關系,如何把握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系。當然,探索外部世界的意識在東西方的史學傳統中都是一種長久以來的存在,中國學界正式接觸到所謂的“西學”,亦可追溯到明末的基督教入華時期傳入的學術。16世紀末以來,中西文化能夠進行較為平等的交流,但到19世紀中期,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展現出來的暴力性和侵略性,使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空前的文化危機意識。

  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促使以林則徐、魏源、徐繼畬、姚瑩、梁廷枏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迅速對時代變局做出反應,積極吸收外國史述著作的成果,編撰完成《四洲志》《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康紀行》《海國四說》等作品,以滿足國人急需了解外國和世界情況的現實需要。這標志著中國近代的世界史研究的萌生,同時也意味著中國世界史研究話語體系的初興階段,其突出表現就是魏源的《海國圖志》及其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論斷。

  作為當時中國人編撰的最為完備的世界史地全書,《海國圖志》于1842年底刊刻問世,這部開山之作為國人提供了廣闊的世界知識圖景,將中國的傳統天下觀念對接到近代的世界地理范圍之中,對中國人新的世界觀念的形成具有極大的助益。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魏源(1794-1857)生于乾隆五十九年,歷經乾嘉道咸四朝,正是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的劇烈變革時期,他師從經學大師劉逢祿研習《公羊春秋》,從抵御西方列強侵略的現實前提出發,積極提倡社會變革思想。

  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對“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給予了理論解答。他鮮明地提出:“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祛”,“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以守為攻,以守為款,用夷制夷,疇司厥楗”。②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魏源并不糾纏于“華夷之辨”、“夷夏大防”,他敢于正視國家的不足之處,在用國別史體例和大量篇幅介紹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狀況的基礎上,指出學習西方才能抵抗西方侵略,并對中國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懷有堅定的信心。魏源將夷之長技歸納為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③他的論斷對洋務派和維新派都構成了重要的學術資源。同時,這也表明中國近代的先進知識分子于艱危之世接觸西方文化、接觸世界之時,仍然秉承傳統史學的經世致用的原則,沒有將抵抗列強侵略與向外來的西方文化學習盲目對立,而是努力理順兩者的關系以達到擺脫侵略和實現中國文化自新的雙重目的。這一鮮明的主體意識也成為中國歷史學從傳統向近代轉型時期的重要理論特征。

  作為“第一中國留學生畢業于美國第一等大學者”,容閎1854年啟程歸國時懷有的信念便是“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④到19世紀60年代,這種提倡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實現富國強兵目的的思想共識,得到了更加明確的表述。馮桂芬(1809-1874)在《校邠廬抗議》的《采西學議》篇中提出:“今則地球九萬里,莫非舟車所通,人力所到……今欲采西學……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⑤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一論斷在二三十年后得到更簡練的表達,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例如,清末翻譯家沈毓桂(曾用名沈壽康,1807-1907)供職于《萬國公報》,在光緒十五年(1889)撰《西學必以中學為本說》一篇,指出“西學自當以中學為本,而提綱挈領固亦有道也。務愿有志西學者,勿視中學為具文,繹中國之文辭,以旁通西國之義蘊”。⑥再如,張之洞(1837-1909)在1898年刊行的《勸學篇·會通第十三》中指出,“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則舊學惡新學……新學輕舊學”,“不通之害”,導致“自塞”、“自欺”、“自擾”三蔽,他明確提出“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⑦這種思路顯然是當時的開明士大夫階層在堅持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同時努力匯通中西之學的表現。這也說明了中國學界對如何認識中西文化之間的關系、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進行的長期探討。

  《海國圖志》仍然將西方各國稱為“西夷”。《瀛寰志略》開篇“地球”雖然提出“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數分經緯線縱橫畫之”,⑧但仍將中國視為“萬方仰之如辰極”。⑨這些都是傳統的天朝上國觀念在當時世界史地研究中的反映。正如有學者指出,從鴉片戰爭到1875年,國人親歷東西洋的載記,為數實在寥寥。⑩到19世紀末,甲午戰爭使中華民族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日本憑恃武力和強權向中國索取的2.3億兩白銀,相當于當年日本國庫收入的四倍之多。(11)帝國主義列強加緊瓜分中國,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國門大開,西學大量涌入,中國學者對于世界的觀念日益擴展。王韜(1828-1897)、黃遵憲(1848-1905)等人都有在外國的親身生活和工作經歷,紛紛編寫了關于對象國的史學研究著作。王韜的《法國志略》《普法戰紀》,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視為中國在法國史和日本史領域的開創性研究成果。這些作品研究的雖然是法國和日本的歷史,但出發點是對中國社會現實的關注,將外國歷史作為中國變法自強的借鑒。

  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華的現實影響,中國近代的世界史研究首重自然是西方各國,對東鄰日本近代的情況則有所隔膜。黃遵憲曾任清朝駐日本使館參贊,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等職,與日本朝野交往廣泛,他既認為日本明治維新后取得的進步可資借鑒,又對日本的擴張野心懷有警惕。黃遵憲明確指出:“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12)1887年黃遵憲完成了50多萬字的典制體著作《日本國志》。典章制度之專史即為志,黃遵憲首次將典制體用于外國史研究,對日本各項制度進行了原始察終性質的分析,他還開創了《工藝志》的研究,闡述科學技術和生產技術。《日本國志》成書后曾送呈總理衙門,可惜未能引起重視,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于日本,這部著作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才逐漸為世人所知。

  王韜在《普法戰紀》(1873年印行)前序中表明自己對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分析。他以春秋列國之大勢例之歐洲,分析歐洲均勢現象,認為“以英、法、普、俄四者并峙,可以維持歐洲,互相牽制”;歐洲變局對中國的借鑒意義則在于“善體天心者,無虞鄰國之難,而益勵其修,奮武衛,振邊防,習戰守,練水攻,造艦炮,精藝術,師長技,明外情,先自立于無問之地,而后敵乃不得伺間以乘我”。(13)王韜進一步整合天下與世界的觀念,指出“天蓋欲合東西兩半球聯而為一也……其所謂世界者,約略不過萬年,前五千年為諸國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為諸國聯合之天下……地球不毀,人類不亡”。(14)王韜痛陳那些因循守舊、夜郎自大的傳統觀念已經落后于時代。他作《中國自有常尊》篇,指出“中國天下之首也,尊無異尚,此古之通義,而非徒以口舌爭者也。若夫盛衰之勢,強弱之形,則自玄黃剖判以來,原無一定,固不得藉一時之盛,恃一日之強,而輒夜郎自大也”。(15)他作《變法自強》三篇,指出“我中國……溯乎立國規模,根深蒂固,但時異勢殊,今昔不同,則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變通之道焉”。(16)他作《華夷辨》提出,“自世有內華外夷之說,人遂謂中國為華,而中國以外統謂之夷,此大謬不然者也……然則華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內外,而系于禮之有無也明矣……豈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17)王韜提倡“君民共治,上下相通”,認為“以我中國幅員之廣,生齒之繁,甲于天下,以視歐洲諸國,其大小多寡豈可同日而語?即如英國,屹然三島耳,其地不足當中國數省,其民不足當中國二大省,而民心團結,有若長城,遂足恃之以無恐。我中國誠能收民心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18)王韜這些闡述將傳統文化與外國歷史結合起來,從器物層面擴展到制度層面,分析了中國在時代變局中應當持有的社會變革意識和文化定位,進一步推動了新的世界觀念和歷史研究問題意識的發展。

  前述的《萬國公報》,首創者為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初名《中國教會新報》,后來更名為《教會新報》,1874年再更名為《萬國公報》,其英文名直譯為《全球雜志》(Globe Magazine,《萬國公報》于1883年停刊,1889年復刊,英文名稱改為The Review of the Time)。《萬國公報》及其復刊后所屬的廣學會(前身為同文書會,由在華的英、美、德國人士創辦),匯集了一批傳教士撰稿人,例如,林樂知、慕維廉、李提摩太、李佳白,等等,他們積極在中國傳播西學尤其是史學作品以便進行學術傳教。林樂知編譯的《中東戰紀本末》,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中東戰紀本末》是關于中日甲午戰爭的原始文獻和評論的匯編,林樂知與其中國合作者蔡爾康在書中言道:“身居局外,心系行間,博采見聞,詳加紀載,幾如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19)該書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描繪出甲午戰爭的社會歷史背景、戰爭過程、國際形勢、西方列強的對華政策,尤其是對中國戰敗原因的分析,頗見史學研究的深度。《中東戰紀本末》《泰西新史攬要》這兩部作品分別由林樂知和李提摩太口譯,由蔡爾康(1852-1920)筆錄完成。蔡爾康國學功底深厚,他的世界史書譯撰活動,在這一時期的跨文化史學互動中很有代表性。他為《中東戰紀本末》作序時寫道:該書“事必求其真實,文無取乎浮華”,“當痛深創鉅之時,重籌長治久安之策。”(20)這表達了當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面對甲午戰爭慘敗仍然持有的一種堅韌的文化心態,以及從事國別史和世界史研究中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原則。

  圍繞《萬國公報》展開的跨文化史學交流在這一時期頗為引人矚目。例如,企德原著、李提摩太和蔡爾康編譯的《大同學》(選錄)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在《萬國公報》上刊登,此文已經提到了馬克思和他的“安民新學”:“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實過于君相之范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曼延日廣,誠恐總地球之財幣,必將盡入其手……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無復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權,用以安民而救世。……迄無講安民新學者,以遍拯此垂盡之貧傭耳。”(21)而且,“全地球”的史學這時也進入了學界的視野。廣學會署名所撰《速興新學條例》刊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萬國公報》第115冊,甚至聲稱“今泰西各大國之士人,無不究心于學問。而其所究之輿地,遍地球之輿地也。所究之教化,遍地球之教化也。所究之史學,遍地球之史學也……中國自古迄今,但究心于本國之學。……總之,人不囿于古,而共知新學之大有關系,國勢必淳然而興……今將泰西要書總目附開于后”,在這份要書總目之中,在第六項史學所列的九支類當中,第一類就是“全地球史學”。(22)這似可視為全球史學史意識的萌芽。我們從中可以管窺中西文化之間的跨文化史學互動現象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19世紀末,大量的外國史學作品被翻譯引進,世界史研究的編譯渠道從歐美擴展及于日本。這使國人更加了解外國的歷史知識,關于世界的基礎知識的擴展,為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繼續積累條件。《萬國史記》是這一時期受到中國學界重視的一本世界通史性作品。該書是日本學者岡本監輔在博采日本國內翻譯的西方世界史著作的基礎上用中文撰寫而成,目的是為日本學校提供世界歷史教科書,1879年以20卷刊印于世。《萬國史記》進一步突破了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和華夷觀念。該書顯然參稽了魏源的《海國圖志》,不過,重野安繹為《萬國史記》作序,批評魏源《海國圖志》“以五洲諸邦為海國”,“漢土亦一海國而已”,魏源“以達識著稱,猶局于素習而不自察”。(23)《萬國史記》按照西方的上古、中古、近古的歷史分期,將日本歷史列于卷一開篇的“萬國總說”和“亞細亞總說”之后,然后分述亞洲、非洲、歐洲、美洲等地區各個國家的歷史。這種編撰方法表現出來的關于歷史不斷進步的觀念和總體觀念受到重野安繹、岡千仞等日本學者的稱道。(24)該書隨后在中國廣為翻刻,黃遵憲、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對其有所關注并受到程度不同的影響。

  二、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建設的探索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界史編譯活動中,弱國的亡國史和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史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視,其意則在于使中國擺脫被列強瓜分亡國之危機。此類作品包括《埃及近世史》(1902)、《印度滅亡戰史》(上海群宜譯社)、《亞細亞西部衰亡史卷》(《譯書匯編》本)、《波蘭衰亡史》(1901),以及《西力東侵史》(1903)、《五洲三十年戰史》(京師大學堂所藏譯書)、《俄國蠶食亞洲史》(1902)、《世界殖民史》(1905),等等。對外國立憲史和革命史作品的編譯活動也非常突出。《英民史記》(1907)、《法蘭西革命史》(1903)、《美國獨立史》(1903)、《美國立國原理》(1915)等都是此類作品。(25)救亡、反侵略、自強、進化論、變法、立憲、革命、建國等都是這一時期世界史話語中的核心概念,這些核心概念通過世界通史、文化史、國別史、斷代史、地區史、普及讀物甚至外國人物傳記等作品得到關注和討論。

  到20世紀初,中國學者對世界史的發展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總結,其中也包括對西方史學中明顯的“歐洲中心論”各種表現的反思。1901年,梁啟超發表了《中國史敘論》,1902年,他又發表了《新民說》《新史學》《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文,積極倡導進化史觀、新史學和史界革命,并在其中總結提煉了與世界史研究密切相關的三個問題。一是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系:“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國為中心點……蓋以過去現在之間,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實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與爭也……而自今以往,實為泰西文明與泰東文明即中國之文明相會合之時代,而今日乃其初交點也。故中國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當占一強有力之位置也。雖然,此乃將來所必至,而非過去所已經。故今日中國史之范圍,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26)二是對“歐洲中心論”的警惕和對愛國精神的強調:“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27)三是參照西人之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分期,將中國史劃分為三個時代:第一為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爭競、自團結之時代;第二為中世史,自秦一統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烈之時代;第三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28)這三個問題反映出梁啟超對世界史研究核心問題的敏感性,也是中國學者對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史研究的適時理論總結。

  1901年清末學制改革,這對世界史教育的普及和學科發展具有直接的促進意義,對于話語名詞也是一種梳理。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大階段都開設了歷史課程,其中就包括世界史。例如,1904年1月13日《奏定中學堂章程》指出:“蓋中學教育,以人人知國家、知世界為主”,歷史課程先講中國史,“次講亞洲各國史”,“示以今日西方東侵東方諸國之危局”,“次講歐洲、美洲史”,“凡教歷史者,注意在發明實事之關系,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29)癸卯學制不僅在中學堂以上各個階段明確設定了世界史的各項課程,而且對中學和西學的關系進行了闡述。《奏定學務綱要》指出:“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中國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學失其本則無學,政失其本則無政。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改易矣。安有富強之望乎?……在學堂時,經書必宜誦讀講解;各學堂所讀有多少,所講有淺深,并非強歸一致”,(30)“經學課程簡要,并不妨礙西學”,(31)“敘事述理,中國自有通用名詞,何必拾人牙慧”,“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勤習洋文。今日時勢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歷、游學,無不窒礙”。(32)鑒于當時教科書急缺,《奏定學務綱要》還指出:“教科書應頒發目錄,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編輯”,官編教科書未經出版以前,“采用各學堂講義及私家所纂教科書”,“選外國教科書實無流弊者暫應急用”。(33)實際上,對于世界史研究而言,教科書是話語體系的基本載體。

  王桐齡在1922年初版的《新著東洋史·序論》中開篇就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我中國今日競言變法,談政治則效法西洋,談法律則效法西洋”,但是為何“西洋行之而日富以強”,“中國效之而日貧以弱”?他認為“凡事必有基礎,基礎不固,則全體動搖,效法人國者,不探討其精神,徒規規于形式……懦夫舉鼎,只以取絕臏之禍而已”,“歷史者,合道德宗教法律政治文學美術風俗習慣等組織而成,各種學術之基礎也,故欲研究其國之學術者,不可不知其國之歷史”。(34)該書作為一本中等學校用教科書,對什么是世界史給出了明確的定義:“世界史者,研究地球上各民族自古迄今互相競爭互相融合演成今日之社會狀態,所經過之階級者也”;世界史又分為東洋史和西洋史二部,西洋史學家“謂西洋史為世界史,其說非也”,“亞東民族,在歷史上,綽有價值,歐人一筆抹殺之,大不可也”;世界史研究“全世界國與國之關系”,但是目前“東洋各國,孤立東亞,與西洋各國關系絕少……欲合一爐而陶鑄之,恐無水乳交融之望”,所以,王桐齡提出,該書定名為東洋史,以作為“中國史之補助學科,以中國為主,而與中國有關系之國皆附入”,從而使世界史研究者能夠更加了解東方形勢之大略。(35)王桐齡不僅指明了“歐洲中心論”弊端,而且從學科建設角度為如何加強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內在聯系提供了現實思路。

  到20世紀上半期,隨著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展開,西方有影響的歷史哲學著作和史學理論著作被譯介引入中國,中國學者在譯介的同時也進行了相應的研究與回應,這一時期可以視為中國世界史理論研究的積累期,從理論研究的角度為學科形成準備條件。在這一時期,以魯濱遜為代表的美國“新史學派”,對中國新史學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魯濱遜的代表作《新史學》由何炳松譯為中文出版。這部《新史學》認為“歷史是一種研究人類過去事業的廣泛的學問”,“到了現在,我們才知道世界是一個變化的東西,各種制度統是多年進步的結果,歷史的繼續是一個科學的真理”。(36)該書之所以名為《新史學》,“就是特別要使大家知道歷史不是一種停頓不進步的學問,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評、融化新資料,他定能進步的;歷史的觀念同目的,應該跟著社會同社會科學同時變更的;而且歷史這種東西,將來一定能夠在我們知識生活里面,占一個比從前還要重要的位置”。(37)何炳松認為魯濱遜的新史學思想雖然是就歐洲史而言,但也可以對中國歷史研究形成借鑒。他與郭斌佳合譯了中國最早的西方史學史譯著即美國學者肖特維爾(James T.Shotwell)的《西洋史學史》,他還翻譯了美國學者亨利·約翰生的《歷史教學法》,尤其是編撰了《通史新義》。何炳松在《通史新義》中不僅對中國傳統史學中的通史編撰進行了總結,還借鑒了西方史學提出對新式通史的看法:所謂通史者,其特性在于描寫具體之真相,敘述社會人群之行為與偉業,故通史之為物無異一切專史之連鎖,通史中之事實無異專史中事實之配景。(38)這就要求通史家對于各類事實之關系必須具有明白公正之觀念,然后方能權其輕重而綜合之,既不可失其相對之重要,亦不引入主觀臆測于事實之因果關系中。(39)這些闡述對于通史的理論研究具有承前啟后的積極意義。

  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唯物史觀在中國知識界廣泛傳播。李大釗敏銳地意識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從1918-1923年,他陸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史學與哲學》《研究歷史的任務》等文。1924年5月,他的《史學要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署名李守常),這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李大釗對唯物史觀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釋,并從唯物史觀出發對歷史學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初步概括,建立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話語體系。

  李大釗分析唯物史觀指出:“馬克思述他的歷史觀,常把歷史和社會關聯在一起;縱著看人間的變遷,便是歷史;橫著看人間的現在,便是社會”;李大釗將歷史定義為:“歷史就是人類的生活并為其產物的文化……亦可以說歷史就是社會的變革。”(40)他分析歷史和歷史學的關系,指出“以歷史為中心,史學可分二部:記述歷史;歷史理論”,記述歷史的目的是確定各個零碎的歷史事實并描寫出來,歷史理論的目的是將歷史事實合而觀之以研究其間的因果關系。(41)李大釗強調歷史理論的重要性,指出歷史理論說明歷史現象的一般性質、形式和理法,實為構成廣義的史學的最要部分。(42)他進一步說明歷史學的科學地位和發展現狀:“史學不但就特殊事例為推理的考察,并當關于一般為理論的研究……史學之當為一種科學,在今日已無疑義,不過其發達尚在幼稚罷了……史學方在幼稚的時期,剛剛達到就各個事實而為解釋說明的地步,自與其他已經達到概括的為理論的研究的科學不同。但此之不同,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質上的不同。”(43)李大釗將記述歷史分為六個部分:個人史(傳記)、氏族史、社團史、國民史、民族史和人類史,提出“人類史以把人類的經歷看作全體,考究敘述,以明人生的真相為目的”。(44)在此基礎上,他分析了世界史發展的現狀,指出“現在有所謂世界史者,其內容與此處所云的人類史不同。這種世界史,不是并敘各國史,即是敘說列國關系的發達;其內容仍為研究國家經歷的事實,在學問的性質上,這不過是國民史的一種,決非吾人所說的人類史”。(45)這一判斷指明了世界史研究重史實而輕理論分析的要害所在。有學者指出,“李守常先生在中國近五十年思想史上貢獻,非他人所可比及;其貢獻不只破壞傳統中國舊的思想,同時對于西洋思想亦加以攻擊,而建立一種系統的、深刻的、新的思想”,“李先生是研究歷史最有成績的人,也是唯物史觀最徹底最先倡導的人。今日中國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的思潮這樣澎湃,可說都是先生立其基,導其先河”。(46)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在傳播闡發唯物史觀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作品也大量地譯為中文出版,這對于中國世界史的話語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20世紀20年代有兩部世界史作品頗有特點。一是1924年出版的張仲和的《西史綱要》,這本教科書在編撰上具有明顯的特色。張仲和在該書的《編輯大意》中指出,“舊日教科學為體裁所拘束、務求言簡意賅,于歷史上重要之點均不能顯出,本書編制則純用提綱挈領之法,擷取西史重要材料,依次論列,原因,事實,結果,均朗若利眉,能養成讀者對于學科之系統觀念”。(47)張仲和還強調該書“特別注意中西之關系”,所以在上古史部分專章列出“東西接觸時代”和“東西融合時代”。(48)二是1929年王純一編譯的《西洋史要》出版,其突出特點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撰寫西洋史。在第11章“1848年德國革命”中,該書專門介紹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馬克斯及恩格斯創造了唯物史觀”,“他們認為由生產力的發展而決定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就是歷史進程的基礎”,“一切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斯主義主要原則的第一次有系統的敘說,也就是第一個共產黨的黨綱”。(49)在《西洋史要》中,封建社會、商業資本、工業生產、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英國憲章運動、工業革命、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空想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1848年革命、民族解放運動、巴黎公社、帝國主義、資本輸出、軍國主義、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國際聯盟等概念及術語都得到了運用,支撐了全書18章的總體結構。這不僅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與影響,而且代表著世界史新的話語概念的規范化進展。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圍繞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問題的討論,唯物史觀關于世界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的學說影響日益擴大。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的侵華戰爭,和中國人民萬眾一心、抵抗侵略的浴血奮戰,成為中國歷史學研究關注的重點,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分析中國歷史和中國抗戰的定位,批判帝國主義的侵華謬論,堅定國人的抗戰勝利信念,總結歷史經驗提振民族自信心。例如,韓啟農指出:“從鴉片戰爭(1840年)到現在,已經整整一個世紀了。這一百年的歷史,是用淚和血寫成的,一方面,中華民族被奴隸的鎖鏈緊緊束縛著,做著帝國主義的牛馬;一方面,民族斗爭一次又一次的掀起……就是為了自由,為了解放……我們得把每一次的經驗教訓,應用在今天的抗日戰爭上。”(50)這反映出當時愛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共識。

  翦伯贊1938年8月出版了《歷史哲學教程》,明確提出:“我們的民族抗戰,已經把中國歷史推到嶄新的時代,中華民族已經站在世界史的前鋒,充任了世界史轉化的動力。”(51)他分析了世界歷史進程中各民族的交互作用,指出:世界是整體的,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都不斷要受到其他民族的歷史影響,同時也影響其他民族,這樣就嚴密地構成世界史的交互作用,把握歷史發展中之空間的關聯性是不容忽視的;我們不僅要從世界史發展的一般途徑中去分別考察個別民族的歷史,還要從個別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去考察其與其他民族相互之間的影響作用。(52)呂振羽在1942年初版的《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中嚴格批判了日本秋澤修二的法西斯主義侵略史觀。(53)他還分析世界史的研究現狀指出:“在吸收世界文化進步成果這一課題下,從洋務運動以來,就有兩種主要的偏向:一是文化販運主義的偏向,一是文化閉關主義的偏向”,文化販運主義的偏向表現為對資本主義文化的無條件販運,已經翻譯的多種“西洋科學”的書籍多系販運式的介紹,沒有通過其時中國民族的具體環境加以批判、改造和消化;“所謂世界史,實際上只是歐美史,并沒有中國史和亞洲及非洲等各民族歷史的地位”。(54)他進一步指出:數十年來,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中國教育事業的不死不活,癥結就在于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性的文化販運主義,“我們新文化工作者對‘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特別對‘民族化’也是‘中國化’的工作還作得很不夠”。(55)這些闡述體現出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者對世界史發展的理論反思。

  1943年,繆鳳林在《中國通史要略》中不僅駁斥了“漢族西來說”,(56)而且運用世界視野將“中國民性”概括為六點特征,分別是家族主義、中庸主義、世界主義、和平主義、政治上之不干涉主義和實用主義,認為“吾民族得失之林,大略在是”;他認為中國國民性中的世界主義優點在于“以平天下為理想,而以國治為過程,化育外族,施不責報”,弊端則在于“有世界思想,而乏國家觀念”。(57)周谷城1949年9月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被一些學者視作專業歷史學家書寫的第一部綜合性世界史。周谷城明確提出:世界通史并非國別史之總和,該書力避分國敘述的傾向,而特別著重世界各地相互之關聯;歐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斷不能忽視亞洲及歐亞之間的活動;世界各地歷史的演進,無不有階段可尋;概括的敘述不能轉為抽象的空談。(58)他提出,世界通史之所謂世界,系以整個地球上的人類為范圍,該書力求突出世界史在發展中各部分的“日趨聯系”,從而得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有機統一體”,所以該書第一篇講遠古文化之發展,第二篇講亞歐勢力之往還,第三篇講世界范圍之擴大。(59)周谷城在“遠古文化區”上下兩章中講述尼羅河流域、西亞文化區、愛琴文化區、中國文化區、印度河流域和中美文化區,將中國史納入世界史的書寫。繆鳳林的《中國通史要略》則努力在世界史背景下書寫中國通史,力求“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60)這兩部作品正表明了中國學者對世界逐漸一體化的認識,同時也說明通史理論研究始終是通史編撰中的核心問題,這些理論話語構成了世界史話語體系探索的重要內容。

  三、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建設的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贏得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中國社會的發展進入了嶄新階段。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成為中國世界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對世界史研究的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各項事業的開展,世界史研究也相應地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廣大史學工作者自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世界史。1954年,郭沫若在《歷史研究》創刊號撰文指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對全世界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因而世界人民特別是追求解放的人民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便感到莫大的憧憬,他們想從這里求得解決他們本身問題的鑰匙,然而在世界史中關于中國方面的研究卻差不多還是一片白頁,這責任是落在我們的肩頭上的,我們須得從歷史研究這一角度來推進文化建設,促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61)這顯然是新的時代形勢對世界史研究的客觀要求。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蘇聯世界史研究成果的引入,對于中國學界清除舊社會的資產階級史學和封建主義史學的消極影響具有重要作用。三聯書店1959年出版了蘇聯科學院主編的《世界通史》。該書分析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與各色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派別具有根本區別,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甚至在其最為興盛的時代,也只限于把各種事實加以證實和系統化,它雖然有許多深刻的觀察和可靠的思想,仍然不能夠揭露出那決定全部非常復雜而矛盾的歷史過程和決定各種政治制度、國家、思想體系和文化的更替的客觀社會發展規律性;唯物史觀給歷史科學奠定了基礎,這種歷史科學是把人類歷史當作合乎規律的、被內在矛盾所推進的社會發展過程來研究。(62)該書進一步指出:統一的和合乎規律的歷史過程的基礎就是社會經濟形態的前后相承的更替,即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都是人類前進運動中的主要階段,是人類進向更高一級即共產主義制度去的大路上的各個歷史階段,共產主義制度第一個階段是社會主義;世界史過程的主導線索如此,它絲毫也不排除每個社會形態和世界史各個時期界限以內極其參差不齊的具體社會發展方式和途徑。(63)該書明確提出:階級斗爭貫穿于對抗性社會的全部生活中,在各個歷史時期有各式各樣的表現方式,全部歷史經驗證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理,只有通過社會革命道路,摧毀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把政權轉移到勞動者手里,才能消滅剝削者的統治。(64)這部《世界通史》共十卷:前兩卷專講原始公社和古代世界史(到公元4、5世紀);三、四兩卷專講中世紀史(由5世紀到17世紀中葉);五、六、七三卷專講近代史(由17世紀英國革命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最后三卷即現代史一直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5)該書的世界史分期框架被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者長期采用,其闡述方式成為世界史話語體系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對于唯物史觀在世界史研究中理論指導地位的確立具有重要作用。

  這一時期還有耶·馬·茹科夫主編的《遠東國際關系史(1840-1949)》。該書指出其編寫目的是要書寫從19世紀中葉起直到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世界歷史性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時期的遠東國際關系史,遠東國際關系反映帝國主義時代各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極端不平衡性和沖突性,表明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為重新瓜分世界而進行的斗爭日益尖銳化,同時也證明亞洲各國人民和全人類的進步力量在不斷增長,這種力量積極地反對帝國主義,卓有成效地抵抗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并使資本主義剝削和殖民壓迫的范圍不斷縮小,中國由帝國主義政策的對象變為國際舞臺上的一支積極力量,說明帝國主義陣地的削弱;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反動派的聯合力量的勝利,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后現代史上最偉大的事件,它標志著帝國主義的一次最慘重的失敗,并在亞洲各國人民歷史上寫下新的光輝一章。(66)這部著作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世界歷史意義給予充分肯定。這一時期的蘇聯史學家來華講學和中國留學生到蘇聯學習世界史,對中國世界史學科的人才隊伍建設具有重要促進作用。

  20世紀60年代,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急需加強對世界歷史的研究。黎澍在《毛澤東同志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和中國歷史科學》一文中提出:中國歷史科學的最根本的方向是以中國歷史為依據,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和它們在中國歷史中反映出來的特點;西方侵略者在中國橫沖直撞一百年之久,始終沒有能夠使中國淪為他們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到底也還是因為我們民族是有偉大革命傳統和優秀文化遺產的民族,能夠很快地領會世界最先進的文化成果;必須加強對世界歷史的研究,資產階級創造了世界市場,加強了世界各個部分的聯系,這是對于人類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貢獻,但是資產階級創造世界市場的手段是殖民主義最殘暴的掠奪,資產階級學者的“歐洲中心論”,極力貶低中國和其他非歐洲國家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從世界歷史中排除這些國家的地位;因此,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應當把重新研究世界歷史并給以正確的說明當作中國歷史科學的迫切任務。(67)這些基本理論判斷直到今天來看,仍有現實意義。這也表明,新中國成立后的世界史學科建設和話語體系建設,從一開始就努力在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基礎上通過具體的研究實踐來進行。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世界通史性作品是1962年周一良和吳于廑主編的《世界通史》,當時多所高校的教師都參與了編寫工作。這部《世界通史》從原始社會寫到1917年十月革命,對世界上古、中古、近代各時期的歷史,包括社會經濟發展、階級斗爭、政治制度、重大事件、歷史人物以及文化等內容,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敘述。(68)這套四卷本《世界通史》“未脫蘇聯教材窠臼,但多少有所改進,如采取一般公認的論點,注重史料的具體與確切,加強亞非拉各國歷史,增加中外交流的章節等。各大學歷史系教師多目為比較合用的教材”。(69)周一良提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十分重視歷史分期問題,依照社會發展階段的學說研究歷史,需要明確不同時代的不同社會性質,掌握時代的特征,了解哪個階級是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和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只有明確了某一時代社會發展的階段,才能明辨當時什么是先進,什么是落后。(70)這是中國學者從世界史的編撰實踐中得出的切實體會。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國別性通史著作是黃紹湘1953年的《美國簡明史》。該書意在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斗爭的展開作為貫穿全書的線索,來寫美國資產階級的上升和沒落,以及勞動人民必然獲得最后勝利,該書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和方法來進行分析,并以美國的新史學家對于美國歷史的分析材料作為主要參考,敘述了從“北美發現”以來的美國各個時期的經濟情況、經濟政策及其后果,對外的擴張和侵略以及人民的斗爭。(71)這一時期在法國史、英國史、亞洲國家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方面也都出現了一定數量的研究作品或譯作。呂振羽還分析了世界歷史發展中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指出歷史唯物論只規定人類社會在客觀規律性的下面采取著一般的共同過程,但并不規定相同的歷史階段一定要經過相同長短的時間,更不否認世界史各部分都有其獨自的特殊性,忽略這種特殊性就不能了解具體的歷史,會墮落到公式主義或原理論,把這種特殊性夸大到否認共同性的程度就不能把握歷史的規律性,會墮落到唯心史觀或多元論。(72)

  “文革”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受到嚴重摧殘,但一些有責任感的世界史研究者,在逆境中仍然堅持學術探索,雖然此時問世的作品帶有“文革”特定時期的痕跡,但客觀上為在中國傳播世界史知識起到促進作用。(73)其中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對美國學者海斯等人所撰《世界史》內含的“歐洲中心論”的批判。這部世界史是1932年美國出版的一本有代表性的教科書,該書認為,從伯利克里和愷撒的時代直到現在,歷史的偉大戲劇中的主角都是由歐洲白種人擔任的,從15世紀以來,歐洲各國就一點一點地把它們的文明傳播到全世界,而要引導千百萬的陌生人(黃色、棕色和黑色皮膚的民族)走上歐洲文明和進步的道路,是一個負擔,而且是一個沉重的負擔。(74)該書1975年的中譯本“出版說明”明確指出:這部世界史深深地打上了資產階級“歐洲中心論”的印記,其作者懷著種族主義的偏見,標榜歐洲白種人自古希臘羅馬時代以來一直擔任歷史的“主角”,誣蔑非白種人是“落后種族”、“白種人的負擔”,在書中多方貶低和抹殺亞、非、拉人民在世界歷史上的偉大貢獻。(75)這個判斷點明了“歐洲中心論”的種族主義實質。“歐洲中心論”在西方傳統世界史研究中的具體表現就是把西歐地區的進步視作整個世界歷史發展的主題,其他地區則被排除在世界歷史之外,而歐洲的自我中心、歐洲白種人肩負領導世界責任的種族優越論和帝國主義理論充斥其間。“歐洲中心論”不只體現西方狹隘的地域主義,而且體現西方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它把不同于歐洲和西方的歷史和文化視野排除在世界歷史的闡釋體系之外,嚴重歪曲了對人類歷史的整體考察。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踏上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重新確立,改革開放事業急需對外國情況和外國歷史的深度了解,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時代發展機遇,其研究領域的廣度和深度極大擴展,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極大提高,尤其是形成了自身的世界歷史理論體系,這就為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奠定了基本的理論框架和闡述方式。

  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世界史學者對通史研究、編撰及教學的探討迎來了熱潮。例如,羅榮渠在1984年撰文指出:把世界歷史作為全球性的歷史活動與經驗來進行研究,是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后才逐步開展起來的,因為人類活動的范圍是逐步擴大及于整個地球的,而把全球視為一個整體的新的世界觀,也只能在資本主義沖破一切舊的區域性藩籬并把世界逐步連成一體的條件下才可能產生。(76)羅榮渠認為:作為全球性世界史(不是指作為國別史的外國史),研究對象是整個世界,上下五千年,縱橫數萬里,內容無限豐富,不能沒有一定的限界和主要的研究任務;要寫出作為人類整體發展過程的世界史,并不是要把沒有內在聯系的歷史條件和過程隨便納入一個統一的世界史結構,而是要寫出人類歷史如何隨著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踐的發展,形成內在的有機聯系,逐步匯合成為全世界的歷史進程;他進而指出就世界史這門學科來論,世界愈是卷入統一的歷史進程,對這種統一進程的整體研究,對世界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所展現的共同歷史規律的共性與特殊性的相關研究,以及全球性相互關系的研究,必然會日益加強。(77)這些闡述表明中國學者對世界史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的判定日益清晰。

  作為中國第一部大型綜合性百科全書,1990年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世界史研究取得的進展。本卷由總論、亞洲史、歐洲史、非洲史、拉美史、北美大洋洲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國際關系史八個部分組成。吳于廑在其中《世界歷史》的專文中,系統闡明了世界史的學科性質、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系,梳理了古今歷史學家對世界歷史的不同認識,分析了世界歷史的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并對世界歷史進程做出全局性概覽。這篇文本標志著中國世界歷史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確立。

  吳于廑指出:世界歷史是歷史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內容為對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系整體的過程進行系統探討和闡述;世界歷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以世界全局的觀點,綜合考察各地區、各國、各民族的歷史,運用相關學科如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成果,研究和闡明人類歷史的演變,揭示演變的規律和趨向;世界歷史絕非把中國歷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國歷史也和所有其他國家歷史一樣,是人類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全過程的組成部分。(78)他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觀指出:人類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兩個方面;縱向發展是指人類物質生產史上不同生產方式的演變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會形態的更迭,人類歷史由原始的無階級社會到直接生產者遭受不同形式奴役和剝削的階級社會,又由階級社會到未來共產主義沒有奴役和剝削的無階級社會,這個縱向發展的總過程具有普遍的、規律性的意義,馬克思主義史學在闡明人類歷史的縱向發展方面已經做出了不少可貴的成績。(79)“所謂世界歷史的橫向發展,是指歷史由各地區間的相互閉塞到逐步開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聯系密切,終于發展成為整體的世界歷史這一客觀過程而言的”,“推動歷史從原始人類分散生活的各個點到最后聯結為世界一體的這一橫向發展過程的決定力量,同樣是物質生產的不斷發展……歷史的橫向發展過程仍然具有理論上的普遍規律性的意義”,“物質生活資料生產的發展,是決定歷史縱向和橫向發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歷史的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個統一的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之中”。(80)吳于廑的這些論述成為中國世界歷史學的主流理論話語,對于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具有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1990年,西方的《世界史雜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創刊,中西方學界對新的時代條件下世界史的探討可謂同步進行,以吳于廑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在理論研究上的前瞻性尤其突出,他不僅分析了世界歷史橫向發展過程的內涵,而且指明了橫向發展與縱向發展之間的基本關系,為此后中國世界歷史學的理論體系探討提供了基本框架。

  1992-1994年,吳于廑和齊世榮主編的《世界史》六卷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套六卷本分為古代史編、近代史編、現代史編各兩卷,注重史論結合,構筑新的編撰體系,力求體現吳于廑關于世界從分散走向一體的學術思想,對世界各地區的經濟、文化交往有所加強,并將中國史納入世界史體系。六卷本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分期是從人類起源至1500年;從1500-1900年;從20世紀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齊世榮不僅是這套六卷本《世界史》的主編之一,他還于2006年主編了四卷本《世界史》,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四卷本《世界史》明確指出是在六卷本《世界史》的基礎上,吸取近年學術成果,從宏觀與微觀的結合上,從歷史縱向發展即社會形態的演進與各國各地區的橫向聯系上把握世界歷史進程的基本脈絡及其發展規律。四卷本增加了思想史和社會生活方面的內容,著力揭示宗教的演變及其對歷史的影響;著重考察近代世界橫向聯系的加強及其對各地區各文明各民族的影響,探究現代化在世界各地的不同進程及其復雜影響;闡述了20世紀初帝國主義形成以來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歷史,對國際關系演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的認識和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的不同類型及其特色研究等均有所深化。四卷本在六卷本的古代、近代、現代的分期基礎上突出了“當代”(從二戰結束以來至21世紀初),把當代史單獨列為一卷。《世界史·當代卷》在六卷本《世界史·現代史編》(下卷)的基礎上,增補了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有關史實和聯合國維和行動及其改革的近況,戰后科技和文化所占的比重亦有所增加,力求為讀者勾勒出當代世界歷史的全貌。《世界史·當代卷》明確指出:二戰結束以后,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起,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出現了;政治上世界殖民主義體系瓦解,一系列發展中國家興起,它們成為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新因素;1991年蘇聯的解體震驚了世界,但是蘇聯的劇變和解體只是社會主義一種已經僵化而未及時改革的模式的失敗,并非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證明了社會主義這種新生制度富有生命力。(81)六卷本《世界史》和四卷本《世界史》都是國家級規劃教材,集中體現了吳于廑的整體世界史觀,這就意味著中國世界歷史學主流的基本話語闡釋框架已經搭建起來了。

  這一時期現代化研究成為中國世界史的重要研究領域。這一研究的開創者羅榮渠把現代化視為一個世界歷史范疇和歷史過程,把現代化作為一個全球性大轉變的過程即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來進行整體性研究;他在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基礎上,提出了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主張“把歷史當做一個十分復雜并充滿矛盾但畢竟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的途徑”。(82)羅榮渠從歷史學的角度分析了現代化進程的內涵,提出以生產力作為社會發展中軸的理論框架,勾畫了近兩個世紀以來現代化的全球發展趨勢的總輪廓和總線索,并把近代中國的社會巨變放在世界大變革的總進程中加以考察。他認為1955年以后的25年間,是歷史研究發生急劇變化和重新估價的新時期,變化的原因則是由于歷史學家的工作環境較之20世紀上半葉發生了急劇變化,世界各部分的密切相互關聯與影響加強,歷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到處造成新的社會模式和知識模式;歐洲重要性降低,蘇美崛起形成壓倒優勢,亞洲和非洲的興起;傳統的自由民主體制解體,以及與19世紀迥然不同的政治形勢的出現;在這一形勢下,西方歷史學出現許多新趨向,其中就包括從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擴大到以亞、非、拉美以及整個第三世界作為研究對象、把世界視為整體從全球角度研究“世界社會”的宏觀史學。(83)錢乘旦則進一步提出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現代史新的學科體系,倘若以現代化為主線,世界近現代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首尾相接,組成了完整的世界現代化的過程。(84)現代化研究構成了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0年,武寅主持的百余位中國世界史學者合作完成的8卷38冊1500余萬字的《世界歷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發行面世。這是中國第一部將專題研究與編年敘事結合起來的大型世界通史著作。這套多卷本由理論與方法、經濟發展、政治制度、民族與宗教、戰爭與和平、國際關系、思想文化、中國與世界各卷組成,體現出當代中國世界史學者對人類歷史的獨立理解和對當代社會發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及現實問題的認識體系。(85)這套多卷本的第一冊就是于沛的《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產生和發展》,他在書中明確指出:1949年之后中國的世界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主要表現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得到廣泛傳播,成為世界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通過中國世界史學的學科建設、史料建設和史學理論方法論建設,完成了中國世界史研究從譯介到研究的轉變。(86)這個基本判斷指明了中國世界歷史學理論化和時代化的內在途徑與發展歷程。

  經過幾代世界史研究者的努力推進,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中國的世界歷史學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如于沛指出:世界歷史學已經完全具備了任何一門科學學科所具有的科學形態,以及不可或缺的理論和方法。(87)2011年,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公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世界史正式成為一級學科。世界史的發展誠為不易,翦伯贊早在1938年5月曾經指出:當時在中國歷史科學研究的領域內,還存在著許多荒原區域,需要繼起的歷史家從事于歷史科學之拓荒運動。(88)此后的幾十年中,世界史研究在通史、外國史學理論研究、文明史、斷代史、地區史、國別史、國際關系史、一戰二戰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門史、中外歷史比較研究、外國史學譯著等諸多領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因此,世界史成為一級學科是對幾代學人的辛勤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時也意味著世界史話語體系建設將面臨時代提出的更高要求。

  四、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建設的特點和新的時代要求

  從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遭受了帝國主義列強殘酷的殖民侵略,中國人民被迫付出了沉重的歷史代價,歷經御侮自強、艱難自新,終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贏得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探索出一條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之路,并通過改革開放為世界整體和平與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一》,195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僅為679億元,2018年達到900309億元,比1952年增長175倍,年均增長8.1%;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18%左右,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相應地,在這大約180年的時間里,中國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從初興到不斷探索發展,以1949年為界,大致可以分為兩個相繼相接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世紀中期到1949年,在這大約11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者篳路藍縷,從無到有,開創了世界史的一些研究領域,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摸索和實踐過程。在“救亡圖存”時代主題的呼喚下,這個階段的世界史在不斷擴展對世界的認識和編譯外國史學作品的基礎上,形成了當代人研究當代史的突出特點。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者努力為國家民族提供世界史的專業知識,能夠迅速對世界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比較專業的學術反應,而且努力對世界大勢做出科學的學術判斷。其中有些判斷的精準,實令后人感嘆。例如,王韜在《普法戰紀》后序中分析歐洲和世界的走勢,“歐洲列國轍跡幾遍天下……夫彼既割據日多,則爭競迭出……舟車、槍炮之技盡人皆同,遂不得不更出新法,思駕其上。顧彼能然,此亦能然,日后必至斗智斗力之俱困然后已。……未有物極而不反者也。嗚呼!不以大德宰之,元氣安能久長也哉?”(89)這已經指出了歐洲國家將面臨的困局。黃遵憲在成書于1887年的《日本國志·學術志一》中指出:“吾觀歐羅巴諸國,不百年必大亂。當其亂則視君如弈棋,視親如贅旒。而每一交鋒,蔓延數十年,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更有視人命如草菅者,豈人性殊哉?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90)這種學術判斷的前瞻性已經被后世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世界歷史進程所證實,同時也充分說明了世界史學術話語和思想的歷史穿透性。當代人研究當代史的鮮明主體意識,促使這一階段的話語體系建設努力在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和史學研究的世界性之間確立一種適當的內在平衡,這種努力也推動了中華文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不斷自新。

  結合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對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會有更深刻的體會。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列強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群眾的矛盾,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社會矛盾已經空前尖銳。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攫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它們不會允許中國發展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成為它們的競爭對手。1919年巴黎和會將德國一戰前在山東的特權轉交給日本從而嚴重損害了中國利益,就是帝國主義對華關系實質的明顯表現。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政權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在中國實行頑固的軍事獨裁統治,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是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政權殘酷統治的具體表現。中國近代的社會現實已經驗證了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行不通,而要打破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枷鎖。革命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人民的唯一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使得中華民族擺脫了被侵略被奴役狀態,四億中國人民掙脫了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枷鎖,極大地鼓舞了亞非拉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這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艱苦奮斗贏得的真正歷史性進步。同時,這也表明,中華文化已經從封建文化發展到新民主主義文化,即大眾的、民主的新文化。史學作為文化中的文化,這一個多世紀的時代巨變,對其而言既是發展動力,也成為其研究的對象。中國的世界歷史學實際上正是這種時代巨變的產物,世界史話語體系建設所反映的正是對這一歷史進程的理論總結。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世界史研究的結合,使得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國社會的現實基礎之上,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自新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階段是從1949年以來,在這70年當中,世界歷史學的學科建設獲得長足進步,成為與中國史并列的一級學科。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獲得極大發展,可以看出,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內含于世界歷史學的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之中。這一階段的突出特點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在世界史話語體系建設中發揮了核心作用,無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還是改革開放之初,或者世紀之交,在重要歷史時刻,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對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構成了堅實的學理支撐,發揮了思想引領作用。例如,蘇聯東歐劇變以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國際國內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實事求是地總結馬克思主義史學在20世紀的經驗得失就是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陳啟能、于沛等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新探》一書,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史學若干重要問題進行了思考,主要包括歷史規律,社會形態,歷史必然性、偶然性和選擇性,歷史思維,歷史認識中的主體和客體等問題;另一方面具體考察了中國、英國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對這三個最具代表性的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進行了反思。該書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20世紀的發展,既有成功發展的時候,也有失敗和受挫折的時候,這本是符合事物的一般發展規律,并不奇怪;由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總是密切聯系現實,特別是與各國的革命實踐或進步運動相聯系,因而蘇東劇變自然會給它帶來較大的影響;關鍵是要善于從發展特別是從挫折中認真進行反思,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這樣就可能使今后的發展更順利些。(91)70年來,正是在世界史的具體研究實踐中,中國學者對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人類歷史的性質、闡明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基本方式等世界史話語體系建設的核心問題,做出了明確的判斷和闡發,這意味著中國學者已經探索了一條將世界歷史理論化的基本途徑,即在唯物史觀指引下,從物質生活資料生產的發展這個最根本因素出發,從世界歷史的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兩個方面入手,說明人類社會結合為統一的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

  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現實要求,對世界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實際上,我國是哲學社會科學大國,研究隊伍、論文數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當代世界的突出特點是世界一體化的加速發展,即人與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組成世界的各個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程度不斷提高,而且各個部分之間形成各種交流網絡和不同層次的互動空間,具體表現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認同多樣化等各個方面。國際社會的結構和世界力量的平衡正在發生根本變化,世界正在大陸性和全球性的規模上重新調整,各種歷史和現實問題相互糾葛,使各國各地區都面臨著一個劇變的全球化時代。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研究的成果已經成為中國在世界一體化進程中努力傳承民族文化、構建國家認同的重要資源與載體。在具體實踐中可以看出,這個話語體系側重于分析世界歷史的縱向發展過程。新時代對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建設的新要求,就是加強對世界歷史橫向發展過程的研究,進而更加充分地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說明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辯證統一,在復雜的國際政治現實中說明世界歷史的整體性和多樣性的辯證統一。

  從學理角度而言,中國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既包括作為指導思想的唯物史觀的基礎理論研究,也包括世界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而言自身的理論方法論研究,批判吸收外國史學理論的學術成果,就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在此意義上,西方學界的世界史研究對我們有可資借鑒之處。二戰后西方傳統世界史研究因其濃重的“歐洲中心論”色彩而廣遭批評,西方學界也在進行相應的反思和重構,其成果就是二戰后西方的全球史的不斷發展,并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種史學傳統日益發生互動。全球史就是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史。西方全球史以研究不同人群接觸后發生的多種交往(跨文化互動)為切入點,構建出跨國、跨地區、跨大陸、跨半球、跨海洋直至全球的多重地理空間,以及貿易、移民、技術、文化等多種社會性交流網絡,全球史便具體化為在這些空間和網絡內的各種人類活動,這樣就可以研究空間和網絡內的某個地方、不同空間和網絡之間的交流、多個空間和網絡的交叉互動,從而在同一個分析框架內兼顧地方和全球。(92)西方全球史實際上意味著西方世界史研究的新一套話語體系。這套體系的核心概念是人類不同群體之間的“跨文化互動”,也就是對世界歷史各種橫向發展現象的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全球史在世界歷史橫向的實證研究上取得了豐碩成果,不過也顯露出新的問題,即如何界定發生跨文化互動的雙方主體或多方主體的歷史作用。這個問題的實質在于,脫離生產和交往的相互關系而單純強調交往的歷史作用,無法說明不同時期世界基本結構上的變化,無法說明不同時期各種交往現象的區別和聯系。相應地,這就凸顯出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對于世界史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學術價值。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核心觀點是:世界歷史是人類創造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和在此基礎上人類交往不斷密切的產物,是人類整體的歷史。其中兩個核心概念就是生產和交往,生產的發展促進交往的擴大,交往的擴大有利于生產的保持,這兩個相輔相成的要素構成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而言的兩種基本發展動力。西方全球史的話語體系在具體實踐中回避了對生產及生產基礎上的社會形態更迭的分析,這是中國學界在對西方全球史的研究和判斷中應當充分注意的問題。這也提示我們,可以考慮從生產和交往兩個基本概念入手,從歷史發展動力的角度來探討世界歷史的縱向發展與橫向發展的關系,我們以往比較欠缺的對世界歷史橫向發展過程的研究,急需得到改善和提高。

  具體而言,由生產和交往兩條基本主線組成的縱橫時空軸線,既包含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也涵蓋了人類不同群體發展的關聯性和多樣性。生產和交往的每一階段的總和,都構成了人類能動的生活過程的一種形態,都意味著世界歷史演進中的一個特定階段。世界歷史作為人的生活過程的集合體,也將隨之繼續演化并不斷臻至新階段。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國家和各個文明或地區的歷史,顯然構成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各種支點,這體現了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統一性。生產和交往在各個支點達到的水平和程度,表現為各種地方社會的具體化情境,這些具體化情境成為各種社會關系網絡與交流空間范疇得以存在的現實基礎。在這個現實基礎上,才能充分理解各種地方網絡之間的互動,以及地方網絡和全球網絡之間的互動,而這些不同層次的網絡和范疇共同構成了世界歷史的整體性和多樣性的辯證統一。通過生產和交往兩條主線構建的這個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僅是中國歷史連續性的自然體現,而且也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具體表現。

  綜上所述,從19世紀中期開始,中國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走過了一個不平凡的發展歷程,凝聚了幾代學人的心血和熱忱,體現出中國知識分子對如何把握文化主體性與研究視野全球性之間關系的不斷探索,已經形成了自身闡述世界歷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這是世界歷史學未來發展的重要理論資產。當代中國正處在新的發展節點上,復雜的社會生活實踐向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便充分理解和應對當代這個由多種社會關系網絡與不同交流空間層次組成的復雜世界,闡明中國人對全球一體的演變和走向的基本判斷。這實際上也就是世界歷史學能夠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的歷史智慧和學術支持。從生產和交往兩個基本概念進一步分析世界歷史演化的內在動力,顯然是其中一種可行的研究思路。

  注釋:

  ①《習近平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人民日報》,2019年1月4日,第1版。

  ②(清)魏源著,李巨瀾評注:《海國圖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頁。

  ③(清)魏源著,李巨瀾評注:《海國圖志》,第75-107頁。

  ④(清)容閎著,徐鳳石等譯:《西學東漸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2、27頁。

  ⑤(清)馮桂芬著,馮凱整理,熊明心校對:《校邠廬抗議匯校》,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127頁。

  ⑥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461頁。

  ⑦(清)張之洞著,程方平編校:《勸學篇》,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4-87頁。

  ⑧(清)徐繼畬:《瀛寰志略》一,清道光三十年刊本,華文書局印行,第39頁。

  ⑨(清)徐繼畬:《瀛寰志略》一,第42頁。

  ⑩鍾叔河:《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31頁。

  (11)遼寧省檔案館編:《中日甲午戰爭檔案匯編·序言》,遼寧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12)(清)黃遵憲著,吳振清等點校整理:《日本國志·日本國志敘》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13)(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193頁。

  (14)(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168-169頁。

  (15)(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115頁。

  (16)(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33頁。

  (17)(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245頁。

  (18)(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18-19頁。

  (19)上海廣學會譯著:《中東戰紀本末·例言》卷一,上海圖書集成局1896年鑄版,第1頁b。

  (20)上海廣學會譯著:《中東戰紀本末·蔡序》卷一,第8頁a。

  (21)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第547頁。

  (22)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第542、543頁。

  (23)[日]重野安繹:《萬國史記序》,[日]岡本監輔:《萬國史記》第1冊,上海六先書局1897年鉛印版,第1頁a。

  (24)[日]岡千仞:《萬國史記序》,岡本監輔:《萬國史記》第1冊,第2頁b。

  (25)此處世界史編譯作品的文本信息,參見張曉編著:《近代漢譯西學書目提要明末至1919》,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347-388頁。

  (26)梁啟超著,夏曉虹、陸胤校:《新史學》,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7頁。

  (27)梁啟超著,夏曉虹、陸胤校:《新史學》,第129頁。

  (28)梁啟超著,夏曉虹、陸胤校:《新史學》,第80-81頁。

  (29)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330頁。

  (30)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第498頁。

  (31)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第499頁。

  (32)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第501頁。

  (33)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第508-509頁。

  (34)王桐齡:《新著東洋史·序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23年再版,第1頁。

  (35)王桐齡:《新著東洋史·序論》上冊,第3-4頁。

  (36)[美]J.H.Robinson著,何炳松譯:《新史學》,商務印書館:1924年初版,第1頁,“譯者導言”第6-7頁。

  (37)J.H.Robinson著,何炳松譯:《新史學》,第23頁。

  (38)何炳松:《通史新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頁。

  (39)何炳松:《通史新義》,第135頁。

  (40)李守常:《史學要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83頁。

  (41)李守常:《史學要論》,第65-66頁。

  (42)李守常:《史學要論》,第118-119頁。

  (43)李守常:《史學要論》,第97-98頁。

  (44)李守常:《史學要論》,第108頁。

  (45)李守常:《史學要論》,第109頁。

  (46)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03頁。

  (47)張仲和:《西史綱要·編輯大意》,京華印書局1926年訂正再版,第1頁。

  (48)張仲和:《西史綱要》,“編輯大意”第2頁,第9、23頁。

  (49)王純一編譯:《西洋史要》,上海南強書局1929年印行,第318-320頁。

  (50)韓啟農:《中國近代史講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1947年再版,第77頁。

  (51)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頁。

  (52)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第150頁。

  (53)呂振羽:《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48-56頁。

  (54)呂振羽:《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第155頁。

  (55)呂振羽:《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第156-157、159頁。

  (56)繆鳳林:《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頁。

  (57)繆鳳林:《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第5-6頁。

  (58)周谷城:《世界通史·弁言》第1冊,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4-5頁。

  (59)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冊,第2頁,“原影印本新序”第1-2頁。

  (60)繆鳳林:《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自序》,第2-3頁。

  (61)郭沫若:《開展歷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設高潮——為〈歷史研究〉發刊而作》,《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

  (62)[蘇]蘇聯科學院主編:《世界通史·總編輯部的話》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5頁。

  (63)蘇聯科學院主編:《世界通史·總編輯部的話》第1卷,第7頁。

  (64)蘇聯科學院主編:《世界通史·總編輯部的話》第1卷,第13-15頁。

  (65)蘇聯科學院主編:《世界通史·總編輯部的話》第1卷,第24-25頁。

  (66)[蘇]耶·馬·茹科夫主編:《遠東國際關系史(1840-1949)·前言》,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頁。

  (67)黎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14頁。

  (68)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9)周一良:《周一良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20頁。

  (70)周一良:《周一良學術論著自選集》,第544頁。

  (71)黃紹湘:《美國簡明史·自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3年版,第1頁。

  (72)呂振羽:《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第57頁。

  (73)參見于沛:《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頁。

  (74)[美]海斯等著,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室譯:《世界史》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5年版,第1059-1060頁。

  (75)海斯等著:《世界史·出版說明》下冊,第IV頁。

  (76)羅榮渠:《開創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史學求索》,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94頁。

  (77)羅榮渠:《開創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史學求索》,第96-97、102-103頁。

  (78)吳于廑:《世界歷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79)吳于廑:《世界歷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第5頁。

  (80)吳于廑:《世界歷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第5-7頁。

  (81)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當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Ⅲ頁。

  (82)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序言”第4-5頁,第75頁。

  (83)羅榮渠:《積極推進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史學求索》,第120頁。

  (84)錢乘旦:《以現代化為主題構建世界近現代史新的學科體系》,《世界歷史》,2003年第3期。

  (85)于沛:《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產生和發展》,《世界歷史》第1冊,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總序”第3-4頁。

  (86)于沛:《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產生和發展》,《世界歷史》第1冊,“前言”第2頁。

  (87)于沛:《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09)》,“代序:中國世界史學者的社會責任”,第1頁。

  (88)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序》,第8頁。

  (89)(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第194頁。

  (90)(清)黃遵憲著,吳振清等點校整理:《日本國志》下卷,第779頁。

  (91)陳啟能、于沛等:《馬克思主義史學新探·前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92)董欣潔:《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3頁。

作者簡介

姓名:董欣潔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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