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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漢學的三個維度
2020年09月24日 10: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任大援 字號
2020年09月24日 10:1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任大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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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90年代,“漢學”研究在中國大陸興起。自此,相關研究期刊、研究機構、學術會議勃興,并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的一道風景。30余年來,漢學研究熱度不減,體現了這一領域研究工作的重要學術意義。漢學研究往往要打通文史哲,甚至將自然科學納入研究范疇,形成跨學科研究平臺。這是漢學的一個特點,在海外也是如此。但人們也會疑惑,漢學是一門“學科”嗎?它在一般知識體系中的地位如何?從事漢學研究的我們,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學術實踐表明,漢學是一門知識,也是一種方法,還是一種理念。從這三個維度去理解漢學,才能更好地認識和研究它。而要厘清這個問題,必須從學術史角度入手。

  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士完全沒有想到,他們竟成為早期的“漢學家”。事實上,這些受過較好知識訓練的傳教士,一開始只是知識的“搬運工”。他們把自己熟悉的西方“天學”知識帶到中國。而面對中國知識時,他們卻極為震撼:這個民族的文化開端,竟早于耶穌誕生3000年!而且在這片古老而廣袤的土地上,士農工商各安其業,過著歲月靜好的生活。這片奇異的土地激發著他們的想象,他們之中的佼佼者就像吸水的海綿,將中國文化精華源源不斷搬運到歐洲。美國漢學家孟德衛曾說,“歐洲和中國在思想上首次偉大相遇的背景表明,這是一個歐洲人充滿著求知欲,在精神上、學術上走向世界的時代”。這種“雙向”性的知識搬運,一直持續到20世紀,我們將其稱為“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這其中所包含的知識內容,正是漢學研究所要觀照的第一個維度。但直到今天,我們對這個領域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例如,對傳教士首次用拉丁文翻譯的儒家經典“四書”的研究,我們現在還處于起步階段。再如,對“西方早期漢學三大名著”《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華帝國全志》和《中國雜纂》的研究: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文版2005年才全部出版,《中華帝國全志》目前僅有一部介紹性的中文譯著,《中國雜纂》尚無中文版。順便也要指出,傳教士在通過寫作介紹中國情況的同時,還在中國購買各種圖書文獻運送到歐洲。歐洲各大圖書館基本都有這類收藏。其中有不少文獻還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不為外人知曉。對上述知識性內容的研究,是從事漢學研究者的基礎性工作。

  漢學推動著中西文化雙向交流。同時,當在西方學術環境訓練下成長起來的傳教士來到東方,他們必然帶來另一種認識和思維方法。這對于中國人而言,不啻是思想上的一個刺激。由于傳教士帶來的是西方的天文歷算(自然科技)和天主教知識(基督宗教神哲學),因而在中國被稱作“天學”。晚明學者李之藻將西方傳教士的著作裒輯為一部《天學初函》,包括“理編”(神哲學)、“器編”(科技)兩大類,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天學”叢書。加上傳教士用中文刊刻的西學著作,其中除神哲學外,還涉及地理學、機械學、水法、音韻學、美術學、幾何學、教育學等多方面,其中蘊含的理論思維方法,對晚明以來的中國士人影響都很大。同理,中國文化的理論思維對傳教士也產生了思想沖擊。中國哲學經由傳教士傳到歐洲,引發了重大反響。東西方文化在理論思維方法上的對話與爭論,幾百年來綿延不絕,也成為漢學研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

  當傳教士開始刊刻中文書籍,中國明代思想家方以智就注意到西人在理論思維上的特征。他說:“萬歷年間,遠西學入,詳于質測而拙于言通幾。”“質測”指科技,“通幾”大體相當于哲學。方以智是一位具有開放精神的學者,他的思想在當時具有一定代表性,說明中國人開始從思維方法角度思考中西文化特征。清人在這方面沒有大的突破,反而采取回避的態度——《四庫全書》沒有收錄《天學初函》“理編”。由于這代表了官方態度,使得清代刊刻家不敢問津。到民國初年,此類書籍在坊間竟不易尋得。

  至于中國文化的哲學精神在域外之影響,無論是《老子》的有無之思,還是《周易》的陰陽之辨,都有待從漢學研究角度加以關注。最近有美國學者統計,《老子》的譯本,僅英、德、法、意、西班牙五種語言的譯本,就有854種之多。雖然難以置信,然而確有其事。這項研究統計成果的專著,已經由國際漢學雜志社出版,為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

  理解漢學的第三個維度,在于“理念”。所謂理念,涉及對漢學本質的理解。對這個問題,我們仍需從漢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早期傳教士來華,帶著強烈的傳教意識。但當利瑪竇進入中國,他很快就發現,在中國文化中占核心地位的儒家思想與基督宗教觀念有著根本性的不同,而且前者深入人心。于是他采用“調適路線”,試圖用“合儒”“補儒”的方法化解矛盾,并企圖把西方的“上帝”概念安插到中國古代經典文獻之中。這種做法的結果是,最終導致“禮儀之爭”遺憾事件的發生。但這一事件間接帶來了一個積極成果——歐洲的中國文化研究開始進入學術界,促成學院漢學(專門漢學)誕生。對類似這樣的歷史事件和利瑪竇這樣的早期漢學家,我們該作何評價?這就涉及對漢學的理解以及具體歷史事件的理論解讀。

  在漢學研究中,上述例子頗多。如何在理念上理解漢學和漢學家之作為?關于這個問題的理論分析,最典型者莫過于巴勒斯坦裔美籍學者薩義德的“東方學”及其“后殖民主義”理論。其核心觀點是:東方學所塑造的東方形象是西方對東方的想象,東方學是為西方政治服務的學術。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我們不應忽視。而令人信服的做法應該是,在堅持理論問題意識前提下,進行具體研究,還原歷史,讓事實說話。因為“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常青的”。

  漢學大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中曾使用“是西學還是新學”這樣的標題,來分析耶穌會士在華時期的天文學與宗教之關系、傳教士科學家的是非功過。在此之后,相關的討論一直沒有中斷,中國、日本和歐洲的學者都參與進來,斬獲不凡。其方法和態度值得借鑒。

  總之,漢學是多維度的交叉學科,對它的研究,也應該是多學科、多角度的。其中,尊重歷史的態度最為重要。因為只有正確地理解歷史,才更有助于今天的文化建設。漢學研究,大有可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文化域外傳播百年史(1807—1949)》”(17ZDA195)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長青學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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