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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規范性的理論進路和張力
2020年09月24日 10: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杜博玉 字號
2020年09月24日 10: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杜博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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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義規范性(semantic normativity)問題自20世紀“語言學轉向”以來,逐漸成為哲學領域的一個核心論題。英美分析哲學家們竭力試圖實現語言、思想與實在的統一,從而將語義規范問題與語言、心靈、實在等概念關聯起來加以詮釋與討論。傳統哲學將語言視為一種交流的手段,強調其工具性特征,如洛克就認為語言是“偉大的工具和社會的共性”。語言強大的表達和創造能力使得人類的交流更靈活,語言不僅幫助我們獲取、存儲和傳遞信息,它還能夠讓我們從事復雜的認知和社交活動,如推理、審議、論證和辯護,這使得人能夠接受思想和抽象觀念,并識別它們之間的推理關系。但是,為了實現不同的交際目的,人們必須對語義規范做出回應。語義規范不僅規定了語言使用的正確方式,而且在語義成為約定俗成的概念過程中起著因果作用,并賦予主體以特定方式行動的理由。可以說,人們在社會互動中基于規范的相關責任原則最終是通過語義上的規范來實現的。

  意義的使用構成說蘊含規則悖論

  語義規范是維特根斯坦后期思想關注的重要問題。在他看來,一個詞和語句的意義并不取決于它實際上是如何被理解的,而是取決于在一個語言社區內如何被理解。他主張“在很多情況下(雖然不是所有情況),我們使用‘意義’這個詞可以這樣解釋:一個詞的意義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與詞語語義相關的既不是使用詞語的因果關系,也不是說話者的意圖,而是詞語的正確用法。因此,詞語的意義取決于一般規則,這些規則為正確使用詞語提供了標準。或者說,這種語言游戲的規則規定了詞和語句的用法,從而規定了詞和語句的意義。

  為了更徹底地顯示出意義在使用中構成的思想,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指出,任何行為或思想內容都無法成為對任何規則的統一解釋;一個人遵循規則的方式取決于他對該規則的解釋;甚至對于任何規則人們都可以對其進行無限的解釋。克里普克(Kripke)認為,維特根斯坦在此實際上設計了一個關于意義的“懷疑性悖論”(a skeptical paradox about meaning):“沒有事實可以決定說話者S(Speaker)在使用詞語e(expression)時遵循的規則是R(Rule),以及e的含義是什么。因為S在時間t(time)之前使用e的所有事實不僅與R兼容,還與一個可選的R'兼容,這就要求R到t之前使S采取相同的行動,但在t之后采取不同的行動。”根據他的解讀,由于在個人身上不存在任何“事實”可以確保我們用某詞來意指某物,這就導致我們不能用語詞來意指任何東西的結論。

  意義的規范性限定表達式的使用方式

  為了避免這種極端懷疑主義的結論,許多哲學家嘗試從不同角度給出懷疑性悖論的解決方案。傾向主義者認為:其一,“S通過e意指的是特定的東西,因為即使在t之后,S也會以某種方式使用e”;其二,“S的意謂是由S在理想條件下如何傾向于使用e決定的”。傾向主義者將意義還原為傾向,認為可以通過說話者在相同情境中多次使用某一表達式的傾向性行為,把握這一表達式的意義。然而,克里普克認為,傾向性理論的基本缺陷在于沒有考慮到意義的規范性。說話者的表達傾向性只能夠說明他在某些情況下將會做什么,而不是應該做什么。意義的規范性意味著: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對說話者如何正確運用某一表達式具有約束性作用,即說話者只應該以符合這一表達式意義的方式使用它。正是由于表達式意義所具有的規范性維度,我們才能知道把它用于某些對象是正確的,把它用于其他對象則是錯誤的。按照克里普克的觀點,任何未能考慮到意義的規范性的理論都應該被摒棄。因此,所有關于語言意義的“純粹使用”理論(“pure use”theories),即根據說話者過去做了什么或傾向于做什么來解釋意義,而不是根據應該做什么來解釋意義的理論都應該被摒棄。

  博格西安(Paul Boghossian)認為意義是規范性的立場,體現出一種辯護的內在主義特征。要想通過詞語來表達某種意義,我們必須認識到自己所使用的語句處于受到辯護的地位。就意義的規范性而言,它蘊含了應該如何使用詞語的重要事實。作為語言的使用者,我們必須承擔起恰切地使用詞語的責任。如果“綠色”的意思是綠色,那么我們只應把“綠色”一詞適用于綠色的對象,而不將其適用于其他不是綠色的事物。詞語表達某物這一事實,意味著使用這一詞語需要一整套規范性真理。也就是說,語義的規范性確保了詞語能夠被真正地(truly)、正當地(warrantedly)使用。總之,意義的規范性意味著“通過詞語來表達某物需要內化了的指令進行指導,因此根據這些指令使用詞語才可以被認為是恰當的”。

  意義的規范性與語義學反規范論

  由上文可知,克里普克認為語言表達式的正確運用方式要求符合其內在意義。這意味著說話者在進行語言表述時負有一種“應該”如何的義務。如果說話者沒有將某一表達式應用于它的恰當對象上,那么就違反了表達式意義的規范性要求。這一立場遭到了語義學反規范論者的反對。他們認為,說話者“正確地運用”“綠色”一詞于綠色對象之上,這里并不涉及說話者“應該”如何的義務。沒有理由能夠表明,對正確運用語言表達式的說明,必須建立在意義的規范性基礎上。換句話說,即便說話者以符合某一表達式意義的方式正確地將其應用于恰當對象之上,這也不意味著說話者是在履行語義上的規范性義務,即做了“應該”做的事情。對說話者來說,用“綠色”一詞來意謂綠色的對象,其中內蘊的規范性是語用的而不是語義的。因為其他共同體成員就是以這種方式使用“綠色”一詞的,出于交流和共同生活的便利,有必要與共同體保持一致。

  根據克里普克的觀點,意義的規范作用在于提供了語言表達式正確使用的條件,即真值條件。這意味著可以從某一表達式的外延推論出應該如何使用這一表達式。例如,(1)如果“綠色”意謂綠色,那么“綠色”只對綠色的對象是真的;(2)如果“綠色”只對綠色的對象是真的,那么說話者只應該把“綠色”應用于綠色的對象;(3)如果說話者用“綠色”意謂綠色的對象,那么他只應該把“綠色”應用于綠色的對象。很難說這是一個有效的推理,因為第二條前提中“真”與“應該”的聯系并不是顯見的。雖然將“綠色”應用于綠色的對象上是正確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說話者只應該如此使用“綠色”一詞。說話者在特定語境中出于修辭等方面的原因,完全可以將其應用于其他對象上,而并不違反語義上“應該”如何的義務。總之,從一個表達式的真值條件,并不能直接得出使用它的規范性真理。

  有人認為,如果把說真話設立為一種倫理或認識上的義務,那么上述推理就可以成立。且不說這是一種過高的倫理要求,即便表達式的意義與說真話的意向相結合,確實可以產生出“應該”如何的義務,那么上述推論就變為:“如果說話者希望說真話,且他用‘綠色’意謂綠色的對象,那么說話者就只應該把‘綠色’應用于綠色的對象之上。”顯然,這里的規范性表述是外在的,其中并不包含任何語義規范性方面的內容。只顯示出說話者為了達成某種目的,如讓共同體成員的聆聽者明白自己的意思而采取的一種假言命令式。即便說真話是一種義務,說話者用“綠色”意謂綠色的對象,也不是因為“綠色”一詞本身是規范的。正如福多(Fodor)和霍利奇(Horwich)指出的那樣:“具體來說,或許真信念的規范性要求來自于與有用的真信念和無用的假信念有關的語用原因,而沒有反映出構成信念內容的概念在本質上具有規范性。”

  “意義本質上是規范性的”,這一論題的難點在于規范概念包含很多層次的義涵,倫理學、認識論等不同領域對此有著不同的解讀。筆者認為,語義規范性的爭論是因為哲學家們拔錨起航后忘記了初衷,或迷失了航線。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作為人的社會實踐活動闡明了“說明和理解的公共性”,人們參與“語言游戲”需要遵守相應的規則,游戲規則的公共性預設了遵守規則不可能是私人的行為;在公共的、可理解的“語言游戲”活動中不可能存在直接自明、毋庸置疑的“私人語言”。語義規范性問題的爭辯從某種意義上有悖維特根斯坦理論的精髓。雖然維特根斯坦在社會實踐的視域中對于語義規范加以闡釋,在方法論上啟發了諸如克里普克、普特南、塞拉斯、羅蒂、麥克道威爾和布蘭頓等很多哲學家,但是相關討論確實容易陷入相對主義和還原論的泥沼。

 

  (本文系黑龍江省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黑龍江大學專項資金項目“體裁規范性問題研究”(RWSKCX20181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應用外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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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杜博玉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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