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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新市民”,離融入城市還有多遠 ——新生代農民工生活與心態調查
2020年10月09日 09:01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09:01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

內容摘要:農民工正在參觀工地攝影展。新華社發湖南衡陽市白沙工業園區的工人們正在工作。曹正平攝/光明圖片北京市某工地的工人通過手機掃碼了解《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的相關情況。新華社發工人們在位于廣東汕頭市某公司裝配車間組裝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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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關注一線職工、農民工、困難職工等群體,努力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全面發展。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9億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所占比重為50.6%。作為城市流動的“新市民”,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狀態、社會心態及訴求需要引起更多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與我的打工網合作,聚焦江蘇昆山和長三角等地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于2020年1月7日至1月23日,依托我的打工網,通過問卷、訪談等方式,就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及其特征、工作和生活情況、社會心態等進行了調查,并就如何為他們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社會公共服務提出建議。

 

  以90后為主,會網購、愛刷短視頻、用網絡借貸……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生活似乎更加適應。而找工作對他們來說也不再困難,他們更輕易地從一個工廠換到另一個工廠。在這些大眾印象之下,新生代農民工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群體?他們的真實生活和工作狀態是怎樣的?對于“新市民”的身份,他們如何看待,又面臨哪些困擾?

  1、新生代農民工什么樣

  昆山南站和不遠處的昆山客運中心,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外來務工人員。28歲的張偉(化名)來自甘肅省西和縣,2009年來到昆山,希望在城市里掙得一方天地。張偉一家四口人,爸爸媽媽以前是農民工,姐姐“沒什么文憑”,小學畢業就出來打工,現在也已成家,張偉的兩個小外甥在老家,如今也成了留守兒童。20歲的王慧(化名)老家在陜西渭南,之前在蘇州一家電子廠打工,這個月剛來昆山找工作。“我們姐弟三人都是由爺爺奶奶帶大,現在父母和姐姐依然在外地打工供弟弟上學。”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深入,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他們是活躍在你我身邊的快遞員或外賣小哥,是供不應求的家政服務人員,也是在現代化生產車間里操控數字機床的產業工人……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呈現出什么樣的精神面貌,又有哪些基本特征?

   以年輕、學歷較低的男性為主要群體。5918名受訪者,主要就職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包括制造業、服務業和建筑業等,其中以制造行業的藍領工人為主。從年齡來看,大部分受訪者出生在1990年之后,平均年齡為27歲。其中,90后(26~30歲)和95后(21~25歲)的受訪者總占比為65%。從受教育程度來看,絕大部分受訪者的學歷集中在初、高中學歷。問及年紀較小的受訪者為什么這么早出來打工時,“不喜歡學習”“沒打算賺錢,出來玩”“因為周圍很多同齡人都出來打工了”。這個群體中,2000年之后出生的比例在不斷增加。

  父母大多有打工經歷,并存在留守兒童的代際傳遞現象。從成長的生活環境來看,大部分受訪者父母都有打工經歷,其中受訪者父親有打工經歷的比重最大,占比為78%,受訪者母親有打工經歷的占比60.1%。從留守經歷來看,39.5%的受訪者小時候有過留守的經歷,其中有5年以上留守兒童經歷的占14.6%。從留守年齡來看,受訪者開始留守的年齡主要集中在7~12歲,占21.3%,其次是在4~6歲(17.8%)和0~3歲(12.6%)。

  從受訪者子女的留守情況來看,子女是留守兒童的占39.8%,夫妻一起帶孩子的比重僅為6.4%。調查發現,從留守經歷的代際傳遞來看,在有留守經歷的受訪者中,其孩子是留守兒童的占比為41.4%,高于總體樣本的比例(39.8%)。受訪者普遍反映“老家那邊留守兒童現象很普遍”。可見,父輩的職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職業選擇。

   單身與已婚群體面臨問題大不同。從婚戀狀況來看,65.3%的受訪者屬于單身,已婚的受訪者占比13.4%,另有13.8%的受訪者未婚但有交往對象。單身無配偶的受訪者目前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婚戀問題,占比66.3%,其次是住房問題(14.7%)和父母贍養問題(6.8%)。而有配偶的受訪者目前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子女教育問題,占比40.9%,其次是住房問題(24.4%)和父母贍養問題(12.2%)。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婚農民工群體中,大部分與其配偶和子女生活分離,這對其下一代的教育與成長將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

  2、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生活和工作難題

  30歲的李明(化名)家在山東梁山,2019年來到江蘇蘇州打工,負責一家公司的設備維修,每天工作12小時,月收入七八千元。李明對目前工資比較滿意,但覺得公司住宿條件一般。不久前在老家買了房子,每月還房貸三四千元,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在老家,自己閑暇時間主要是看網絡小說,玩抖音、快手。24歲的鄭紅(化名)老家在湖南懷化,20歲中專畢業后分配到一家電子類工廠工作,旺季月收入4500元左右,平時買買衣服,給家里補貼一兩千元,“攢不下錢,每個月都月光”。

  目前我國農民工的數量依然巨大,就業面臨的情況多而復雜,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不容忽視。

  工作時間長,流動性大。從在職時的工作時間來看,絕大多數受訪者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在10~12小時之間,每周工作時間在6天左右。受訪者在談及工作時長時,“以前打工不知道累,經常連續36小時、72小時加班”,“指著加班賺錢,不加班賺不到錢”。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環境有所改善,但仍然依靠超時工作提高個人收入。

  “像我們外地工人,回一趟家得一星期到半個月之間,工廠不給那么長時間的假,就辭職算了”“哪個廠工資高就去哪里”。對于在職的受訪者,他們從事當前工作的時間大多數在兩個月內,其中工作了10天以下的占比30.8%。有41.6%的受訪者換工作的次數在3~5次之間,有35.4%的受訪者換工作的次數在6~10次之間,工作流動性大。面對新業態層出不窮,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一直對外部環境保持新鮮感,工作崗位和地點變動也更頻繁;另外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穩定性差,收入和工作條件是影響其頻繁更換工作的主要因素。

   收入較低,社會保障參與度不高。有近一半(46.3%)的受訪者平均月收入在4001~5000元之間,有31.3%的受訪者平均月收入3001~4000元之間。從社保繳納的情況看,不繳納社保的受訪者占比51.3%,15%的受訪者不知道自己是否繳納了社保,該群體的社會保障一直是其市民化過程中的短板。

  業余生活較為單調,玩手機成為主要休閑方式。在休閑活動方面,受訪者的休閑活動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玩手機(64.9%)、睡覺(54.4%),以及和朋友或家人聊天(36.9%)。有的受訪者表示“工作認識的朋友不太多”。調查顯示,農民工群體的業余生活主要集中在玩手機,文化活動涉及較少。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群體大多從事體力勞動,工作時間長,對業余生活的時間造成擠壓;另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群體的人際交往主要是基于親緣和業緣關系,使得社交網絡內卷化。

   經濟基本獨立,但存款較少,理財觀念淡薄,使用網絡借貸比例高。從經濟自立情況來看,大多數(76.9%)受訪者靠工資能夠養活自己。從2019年計劃存款情況來看,有近一半(45.7%)的受訪者有計劃過存款,但沒存下,因此抗風險能力較低。受訪者反映“在廠里三四千元一個月根本攢不到錢”“隨賺隨花,家里需要就給”。

  同時從借貸情況來看,有近一半(46.6%)的受訪者目前沒有外債,有外債的受訪者平均外債金額是13595元,主要集中在10001~50000元(15.5%);從用過的借貸方式來看,用花唄借錢是受訪者最主要的借貸方式(60.2%),其次是向朋友借錢(42.8%)和用借唄借錢(27%)。“在老家買了房子,每月還房貸三四千元”“平時有用花唄,會按時還”。調查數據顯示,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經濟能夠基本自立,但存款少,缺乏理財觀念,并且部分農民工是現金貸的主要使用群體,這使得其抵御風險能力較弱,為生活增加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3、想融入城市,也想要更好的生活

  21歲的王麗(化名)來自河南信陽,和男朋友一起在昆山務工。王麗說:“之前在廣東做過工,那里物價比較低,工資也低一些,但是壓力沒有這里大。在這沒有家的感覺,以后也不想留在這。”29歲的李林(化名)來自安徽,十六歲初中畢業后出來打工,去過南京、杭州、無錫等地,在紡織廠、服裝廠、電器廠都工作過,“反正在哪個地方都待不久,待久了感覺有點厭煩。我以后成家后想在老家的市區生活。”作為城市流動的“新市民”,新生代農民工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們對未來又有哪些期待?

   社會融入難,城市歸屬感較低。受訪農民工普遍表示以后不會留在打工城市。有受訪者表示“暫時先待著,明年就不出來了”“在家里找點事做”。有15.7%的受訪者表示不能夠很好地適應城市生活,有15.9%的表示不確定能否適應城市生活,有41.5%的認為自己不是打工城市的人。這均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情況較差。

  新生代農民工難以真正融入城市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為“身份標簽”的戶籍限制是一個重要因素。由于享受不了與戶籍相聯系的各種城市公共服務和福利,不僅限制了他們的物質消費和文化生活,也使得他們在市民化的路徑中遭遇子女上學、醫療保險、住房等方面的限制。

  工作意義認知模糊,工作、生活滿意度不高。有37.2%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工作沒有意義,有24.2%的受訪者對自己的工作意義表示不確定;有32.8%的受訪者對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滿意,僅有15.9%的受訪者對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況表示滿意。

  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并不確定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意義,工作和生活滿意度較低。這跟一線工人的工作性質和工廠的管理制度密切相關。這些工廠管理制度比較嚴苛、工作內容枯燥、工作強度大,“上六休一”、每天加班兩三個小時是常態。這導致他們對工作缺乏新鮮感和積極性。

  受訪者大部分住在工廠宿舍(66.4%),“一般是六人間或八人間”,幾乎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居住滿意度均不高。由于吃住一般都在工廠里,農民工的生活成為工廠管理的延伸,每天的吃飯、休息也像流水線一樣被安排。“電子廠各種規矩非常多,比如吃飯一般是半小時到40分鐘,但要排隊安檢,還要穿脫防塵服,真正吃飯的時間只有15分鐘,特別緊張”。

   期待穩定社會保障,提高工作收入。“以前廠子少,找工作很不容易,現在廠子多,看到有其他工廠工資高,又開始動搖了”。在問及找工作看重的因素時,工資高不高、工廠是否正規、能否按時發工資、住宿條件、食堂伙食、有沒有加班費等都是新生代農民工比較看重的因素。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新生代農民工會頻繁地進出于各個工廠,這就導致他們工作很不穩定。

  在社保繳納方面,有48.8%的受訪者表示希望繳納社保,有62.6%的希望繳納公積金。新生代農民工越來越認識到社會保障的重要性。課題組在疫情暴發后的調查顯示,77.4%的表示在疫情過后想要找長期的工作,有43%的表示今后找工作會關注“正式工”。新生代農民工從單純地追求高工資、高返費轉向尋求一份長期、穩定、正式的工作。

  對未來持樂觀態度,但缺少清晰、可操作的規劃。在被問及“你覺得你未來的生活會有什么變化”時,有75.6%的受訪農民工表示“會比現在好”,有66.7%的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命運。在具體的未來規劃方面,68.1%的表示不打算在工作的城市買房,有47.6%的打算未來回家鄉就業。

  盡管大部分受訪的新生代農民工對未來持有樂觀態度和長遠規劃,但這更多屬于對于未來的模糊而美好的期待,缺乏具體、明確、可操作的發展路徑。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雖然清楚地認識到“打工賺不到太多錢”“不可能一輩子在外面打工”,但就目前來看,他們仍會選擇繼續打工。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們來說,雖然認識到打工不是長久之計,但依然會走下去,這看似矛盾,但更多屬于無奈之舉。他們大多數受教育水平偏低,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4、完善公共服務讓“新市民”更好融入城市

   提高農民工待遇,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調查發現,受訂單的影響,工廠的招聘需求和薪資待遇是實時變化的,呈現出“潮汐式”用工:當工廠的訂單比較多時,用工需求比較大,此時薪資待遇比較高,還會有返費。而當訂單比較少時,用工需求就減少,此時薪資待遇就會比較低。這就使得農民工為追求更高的收入而頻繁地換工作。要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狀況,首先要改變企業“潮汐式”用工需求帶來的收入差距,為他們提高正式、穩定工作的待遇。企業可以提高工價,并使工價在全年保持穩定;以年終獎、升職加薪等形式為長期工作的農民工提供獎勵。

  此外,企業應切實落實社會責任,實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提供和諧、舒適的就業和生活環境。比如可以增加工廠內的休閑娛樂設施,定時組織一些娛樂和聚會活動,如同鄉會、相親會等,做好團建工作;同時可以實行崗位輪換制度,允許農民工在企業內部申請不同的工作崗位,降低他們長期在一個固定崗位的職業厭倦。

   規范職業中介市場,提供有針對性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新生代農民工主要通過職業中介或勞務派遣公司的代理招聘進入工廠。在昆山遍布著各種職業中介公司和勞務派遣公司,勞務中介通過廣告、街頭宣傳、網絡招聘等向農民工推薦工廠和崗位。這些勞務中介公司往往良莠不齊,不少農民工都有過被“黑中介”欺騙的經歷。政府應進一步規范職業中介市場,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為農民工維權開設特定渠道,及時處理農民工與職業中介和工廠的勞動糾紛,使這些職介公司切實發揮好助力農民工就業的積極作用。

  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社保參保率低的情況,需要結合他們的現實情況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社會保障,比如解決“15年”年限限制的問題和頻繁換工作帶來的斷繳問題,加大補貼力度、降低農民工自身參與社保的成本等。此外,政府應為這一群體提供有針對性的公共服務,如為他們提供特定的醫療服務、提供買房落戶方面的政策優惠、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教育問題等,讓他們看到留下來的希望,切實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同時,在農民工個人發展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比如提供職業技能培訓、提供創業補貼和貸款等。

  以更包容的心態,營造和諧、友好的社會環境。新生代農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和邊緣人,對城市生活和文化的參與度較低。基層社區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如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和聯誼活動,如鄰里節、社區運動會、社區“跳蚤市場”、鄰里聚餐會等,加深農民工與當地居民的接觸和交流,在社區內形成農民工與當地居民相互理解、尊重、包容的良好氛圍。同時,社區文體活動設施和各種文體組織向農民工開放,吸引農民工參與社區文體活動,豐富他們的文化生活。另外,基層社區還可以舉辦一些公益性活動,如慈善救助、鄰里互助、志愿服務等,引導農民工和當地居民互幫互助、和諧相處,使他們能夠盡快融入社區和城市之中。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課題組,課題組成員:王俊秀、周迎楠、崔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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