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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風險社會中的“去中心化”
2020年09月25日 10:51 來源:《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05期 作者:張康之 字號
2020年09月25日 10:51
來源:《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05期 作者:張康之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近代以來,在自我意識覺醒過程中生成的人際關系表現為以自我為中心,在這種關系的基礎上開展的社會建構也都有著中心—邊緣結構。所以,我們把近代以來的工業社會發展歷程也看作中心化過程,自我與他人的關系、社會以及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無非是中心化的結果。民主政治是擁有中心—邊緣結構的政治,不僅經典的代議制民主,而且作為民主理論的最新成果的協商民主和作為民主實踐的最新表現形式的參與式民主,都包含著中心—邊緣結構。工業社會的中心化把人類領進了風險社會,同時也開啟了去中心化的進程。風險社會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都促使中心化進程發生了逆轉,也已經顯現為一種歷史趨勢。這也意味著風險社會中的一切有積極性的社會建構都必須基于去中心化的現實去尋找思路和開展行動。

  關鍵詞:風險社會; 去中心化; 自我中心主義; 中心—邊緣結構; 民主政治;

  作者簡介:張康之,男,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首席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哲學與文化研究。

  基金: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重大基礎研究計劃——通過服務型政府建設完善社會治理體系(12XNL003)資助研究

 

  當我們說地球在運動時,是相對于我們自己作為地球人所站立在地球上的某個位置還是相對于地球外緣以及地球之外的參照系?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那樣的容易,因為,這個問題立馬就把我們引向了我的身體以及立足點之外,想到某個參照物或參照系。然而,在社會生活中,在社會觀和歷史觀中,人們卻不愿意承認類似于“地球在運動”的基本事實,而是把“我”的欲望、要求、意志、觀念等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甚至以自我為參照系、為標準,這就是近代文化、哲學等形塑出來的怪胎。在某種意義上,近代以來的思想、文化因為突出了自我中心主義而成了托勒密宇宙觀的合理注釋。雖然康德宣稱自己實現了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變革,實際上,這場變革也許要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的啟蒙后工業社會的運動中才能完成。

  正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我們陷入了風險社會,無處不在的風險表達了對任何中心的蔑視,即不考慮中心與邊緣的區別。特別是風險以危機事件的形式出現的時候,并不刻意選擇地點,不因為我們觀念中以及現實中的中心而給予特別照拂。風險社會所展現出來的是去中心化,意味著人們在有著中心—邊緣結構的工業社會中所做出的各種各樣的安排以及行動策略都不再有效。風險社會是出現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的,也表現為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這是一場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的運動,不僅不會沿著工業社會的中心化方向前行,反而會使中心化的進程出現逆轉,即走上去中心化的道路。事實上,從人類進入21世紀的社會變革看,去中心化已經構成了一個歷史趨勢。今天,當我們面對著去中心化現實,需要根據這一趨勢去思考社會重構的問題,即打破一切中心性的觀念和物化設置的束縛,建構起無中心的社會運行機制和開展無中心支配的行動模式。

  一、中心化:自我中心及其社會結構

  誠如貝爾所說,“現代西方社會的發展方向,與盧梭曾經尋找過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在經濟上追求個人利益,滿足個人貪欲;在文化上增進自我,擴展自我……從而在市場上去追逐個人經濟利益的積累。為了個人奮斗‘成功’,人們從世界文化的儲藏中自由地選擇一種個人的生活方式,將形形色色的文化產品融成一體,仿佛它們是文化方面的獨立成分,與過去的延續性和過去的傳統毫無瓜葛。在經濟和文化這兩個方面,人們都在追求奢望的滿足,而奢望是沒有止境的。”1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所表現出來的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生活方式,自我的利益追求、欲望的滿足和不可實現的無盡貪婪,都是與工業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相一致的。在社會的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條件下,雖然這些都是時常招致批評的非倫理性的社會污點,但在得到法律規范的情況下,并不對人類的存在及發展構成威脅,也就得到了人以及社會的容許。然而,當社會進入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狀態時,情況就不同了,這些以自我為中心的追求和行動,對整個人類構成了威脅。如果說我們現在所面對的風險社會現實是工業社會幾個世紀發展的結果,那么,工業社會中的自我中心主義以及社會的中心化歷程,都可以看作風險社會生成的原因。而且,在我們陷入了風險社會中的時候,自我中心主義以及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都仍然在源源不斷地生產著風險,致使我們在風險社會中陷得越來越深。

  在與古代社會的比較中,人們也把工業社會稱為現代社會,或者說,人們是把走出中世紀之后的整個歷史階段都定義為現代社會的,認為這個歷史階段中包含著現代主義、現代性等。關于現代主義的實質,貝爾的看法是,由現代主義馴化和形塑出來的現代人追求無限和超越自身,“在現代人的千年盛世說的背后,隱藏著自我無限精神的狂妄自大。因此,現代人的傲慢就表現在拒不承認有限性,堅持不斷地擴張;現代世界也就為自己規定了一種永遠超越命運——超越道德,超越悲劇,超越文化。”1自我是立足點和出發點,對自我的超越恰恰是要證明自我的存在和無所不能。應當說,現代主義的躊躇滿志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理性和科學的發展給予人以力量。使人變得志得意滿,似乎世上沒有不可征服的存在。在陶醉于一切都可以征服的想象中的時候,人們把傳自于先輩、歷史上的一切也都不當一回事兒,甚至把自身的肉體和思想也看得不是那么重要,無非都是隨時準備超越的存在,所有外在于人的存在(包括自己的身體)都無非是自我超越和自我實現的手段。這是因為,當人們有了自我中心的觀念和意識時,就會傲然屹立于一切之上,無論是傳統還是當下的一切,都被看作圍繞著自我和可以為自我選擇、利用的。可以認為,大致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類已經達到了傲慢、狂妄的頂點。然而,人們也很快就發現,全球風險社會卻在不遠處冷冷地發出譏笑。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起,社會逐步地將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呈現在人們面前,那些原先以為面對著一個靜止不變、等待著人類征服的世界的人,在根本沒有來得及考慮自己的尊嚴是否受到侵害的情況下就陷入了恐慌之中。正是從那一刻起,人的精神世界也遭遇了行進過程的轉折點。或者說,陷入了類似于原始人敬畏自然的那種不自信狀態之中。在形式上,毋寧說這是人類——至少是精神——歷史的一個輪回的起點。現代主義終結了,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投射到了人的精神世界,無論是以恐慌、不自信還是隱忍、回應危機事件的意志和意向,都意味著人類精神史的新開端,在人的精神深處,包含著對風險社會的恐懼。

  站在風險社會中回望工業社會的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所形塑出來的是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的文化,處處突出自我,把自我置于同他人對立之中,同時又把他人當作圍繞著自我的而且不可缺少的工具和手段。人們總是在把我與他對立起來的立場上去觀察人的行為和思考人的觀念、品性等,從而形成自私與無私、利我與利他的認識。與之相反,如果我們看到的人不是你我對立的存在,而是一種共生共在形態,就肯定會形成對人的完全不同的認識,即把人類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歷史已然表明,在工業社會這個自我中心主義的社會中,人被形塑為自私的動物,以至于無法理解人的共生共在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不愿意把你我都包容到命運共同體之中。不僅如此,個人主義、自我中心主義派生了“首位意識”和“唯一感”,使得人們努力去發現自己在哪個方面或所做的哪件事是世界第一的或唯一的,并于此中而找到自慰的優越感和自豪感。比如,足球、風箏都有地方去爭發祥地,西門慶、潘金蓮這類虛構人物也會出現歸屬地之爭,甚至考古工作有了“青年曹操墓”和“孫悟空墓”的發現。個人主義的爭奪往往制造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的“世界第一”或“唯一”,以求證明自己天然地應當成為競爭中的勝者。顯然,當自我是目的時,他人就成了手段,是圍繞著自我這個中心并接受中心的支配和安排的。在利用他人而實現自我的利益需求時,也可能制造出了風險。因為利用他人是理性的,是建立在籌劃和計算的基礎上的,所以,在自我收獲了利益的時候是把風險加予他人的,讓作為手段的他人承擔風險。但是,在將風險賜予他人時,卻使整個社會的風險度持續提升,直到把整個人類都引入了風險社會。與之相反,如果目的是合作行動,是人的共生共在,那么,任何“中心主義”的取向都將不會發生。所以,當我們被置于風險社會中的時候,當我們的社會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時候,就會發現人類已經被動地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必須在對人的共生共在的理解和追求中去獲得生存之道。

  當中心化以觀念的形式固定在我們的頭腦中的時候,我們看所有的問題都會在空間形態上顯現出中心與邊緣,似乎一切事物的存在只要是一個完整的各級組織系統,就會有中心與邊緣的結構形式。中心性的存在是穩定的,也是整個系統穩定的基礎;邊緣性的存在是靈活多變的,也是整個系統發展運動的動因所在。人們往往把某一系統變革的動因歸結為外部的和內部的兩個方面,其實,所謂內部動因,也是來自邊緣性存在形態的。一個系統變革的外部動因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是因為那是經由系統的邊緣性存在而影響了系統,任何外部因素都不可能對系統中心性存在發揮直接影響。這就是一切系統變革的動因結構圖式。特別是在文化結構中形成的族群林立和在政治經濟結構中形成的階級、階層對立,也都會以中心—邊緣結構的形式出現。或者說,中心—邊緣結構是一切社會系統的另一重屬性,它意味著我們可以以中心—邊緣結構為視角去把握各類社會系統。就組織而言,可以看到,工業社會中的官僚制在結構中不僅是層級化的,而且是具有中心—邊緣形式的。其實,任何組織,只要強化其行政管理方面的內容,只要中心—邊緣結構是穩定的和清晰的,就必然會在文化上表現出官本位的特征。一旦官本位文化生成了,對于組織活力、創新精神等都是致命的“克星”。在國際關系中,由資本主義世界化所造就的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使得“人口的運動的走向與貨幣背道而馳;貨幣是從繁榮的國家流向價格低的地區的;而人則是被較高的薪水、因而被擁有充裕貨幣的國家所吸引。因此,窮國家有居民減少的趨向;窮國家的農業和工業會惡化,貧苦就增加了。相反,在富裕的國家,勞動力的匯聚能開發新的財富,財富的買賣成比例地增加了流通著的金屬貨幣的數量。”2結果,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當然,這只是在靜態的分析視角中所看到的情況,而且排除了這一流動過程的諸多繁雜因素。在現實中,中心國家依據其在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中所確立的優勢地位,還可以進行諸多人為的推動,以實現對邊緣國家財富的掠奪。無論是官僚制組織還是國際社會的運行機制中的中心—邊緣結構都在生產著風險,也正是這些,把人類引入了風險社會。

  在工業社會中,中心化表現在幾乎所有的領域中,甚至在時間計量方面,也存在著中心—邊緣結構。也就是說,在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中,人們也會依據這種中心—邊緣結構引起的思維和實踐中的實際交往需要而在時間上做出某種標準時間安排,讓其他具體時間遵從這一標準時間,或者時時換算成這種標準時間。不過,隨著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的解構,地方性的時間將會得到承認和尊重,人們將會根據地方性時間安排社會事項,又同時會關注差異性的地方性時間之間的洽接。這個時候,差異性的時間之間會有著協調機制,但不會從屬于某個標準時間。工業社會中標準時間的確立造就了時間上的中心—邊緣結構,在宏觀的意義上,時間的中心—邊緣結構與空間上的中心—邊緣結構是一致的,甚至是重合的。不過,在微觀上,時間的結構要比空間上的中心—邊緣結構更為復雜。這是因為,越是微觀的系統就會遭遇越多的偶發事件,從而打破既有的時間上的中心—邊緣結構。在這種情況下,空間意義上的中心—邊緣結構要比時間顯得更具穩定性。比如,官僚制組織的權力結構往往不會受到偶發事件的沖擊,而在時間結構的維度上,官僚制組織的權力結構則有可能因為一項偶發事件而亂套了。只有當偶發事件的影響消除了,才會重新回歸到時間的中心—邊緣結構上來。如果仔細地考察官僚制組織的權力結構的話,可以看到,空間意義上的權力結構是較為抽象的,可以看作是抽象權力生成和存在的基礎;時間意義上的權力結構則要顯得更加具體一些,可以認為,它是以具體權力的形式出現的。

  總之,工業社會在社會所及的一切方面都在中心化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心—邊緣結構,當工業獲得了中心地位后,生活也就遭受了邊緣化。本來,我們是把生活作為目的而把工作作為手段的,即通過工作所得到的收入去支持生活和開展生活,但是,工業社會通過諸如人的自我實現、職業生涯規劃和工作的儀式化等方式,使人的觀念與生活要求相異化,并投射于工作中,從而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建立起了中心—邊緣結構,似乎工作不是為了生活和更好的生活,反而是生活從屬于工作,是為了支持工作和為工作提供保障。當然,在我們將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必將發生的啟蒙運動視為生活的啟蒙時,絕不是要謀求把工作與生活之間顛倒了的關系重新顛倒過來,即以生活為中心,而是要打破這種中心—邊緣結構,實現“去中心化”。具體地說,就是把生活融合于工作之中,讓工作具有生活的屬性,至少構成了人的生活的基本內容。事實上,在風險社會中,我們無以確立中心,也不可能圍繞著某個中心去開展活動。一切被作為中心的存在和事項,都具有不確定性。也許一些事項被我們認為是需要開展行動的中心事項,但在實際上,可能恰恰是沒有意義的事項。所以,在風險社會中,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預先確立的中心都不會賦予行動任何意義,反而會誤導行動、妨礙行動。

作者簡介

姓名:張康之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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