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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賢非易聚,莊重達神州” ——1949年中共何以贏得對知識分子的爭奪戰
2020年10月09日 11:05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楊紅運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11:05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楊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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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中共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的轉移,中共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同樣,如何爭取長期生活在都市里的知識分子的支持,對于中共來說也是一件“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的事情。經過中共不懈的爭取,像葉圣陶那樣的大知識分子發出了“招待我人如此隆重”的感慨,普通知識分子發出了“這么好的軍隊和政府,到哪兒去找”的感慨。大致來看,1949年中共爭取知識分子支持新政權,贏得對知識分子的爭奪戰的做法有以下四種。

  軍紀嚴明和民主寬容的政權形象影響了知識分子

  人民解放軍軍紀嚴明,攻城時盡量避免使用重型武器,進城后寧愿露宿街頭也不住居民家,竭力不讓老百姓生活受到影響,這些細節無疑給城市居民(包括知識分子)上了生動的一課。有人表示:“瞬間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覺,覺得這軍隊與以往的軍隊大不相同。”北平解放時,浦江清從一個小學生口中得知:“共軍紀律極好,不擾民。見老百姓稱呼老大爺、老大娘。吃自己帶著的小米干糧,喝冷水。肉菜皆有錢買,不強取。”上海解放時,對中共了解不多的竺可楨在日記中也有類似的評價:“解放軍在路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門之站崗者倦則臥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故“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

  不僅如此,中共沒有以打天下者自居,也沒有依靠軍事力量將其主張強加給別人,而是積極尋求與知識分子集中的民主黨派進行平等協商,籌建民主聯合政府,共享新政權。早在1948年,中共提出的“五一口號”可謂“一呼而天下應”,民主黨派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還認為“現在的中國,還是靠共產黨把舵”,因為“新中國在東方噴薄欲出了”。在理論層面,中共也強調要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在這個社會中,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資本家都有一席之地。對于新政權的包容性,浦江清在日記中寫道:“謂共方企圖組織人民共和國,并非蘇維埃制度。說話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象共產黨員口吻。共方政策已改變,適合國情,所要打倒者惟蔣政權及四大豪門。保護文化機關,公教人員,工農商各界。”1949年3月,葉圣陶等人北上解放區參觀國民黨被俘高級軍官收容所時,感受到了新政權的“寬大政策之道”,他們見到被俘的王耀武稱“在此學習,讀書討論,大有興味。又謂此間待遇甚優,頗為感激”,被俘的杜聿明“顏色紅潤,服裝整潔,殊不類階下囚”。

  中共領導人禮賢下士,爭取知識分子參政

  在傳統時代,“在天下大亂‘人心思治’時,任何打天下的集團只要會‘做人’、禮賢下士、籠絡父老、訪問民間疾苦,就可以使‘人心歸向’,而得天下。”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人,更懂得禮賢下士和爭取知識分子參政的重要性,他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尊重給知識分子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例如上海解放時,83歲的張元濟作為唯一一個見過光緒帝、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等中國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他的心情極為復雜,本不愿參政,還寫了五條“難于應召”的理由。為了爭取張元濟,陳毅、陳云等親自上門拜訪,張元濟才決定參加政協會議。到了北平后,中共領袖毛澤東約他同游天壇,還在祈年殿外等候他,與他握手寒暄,并對他說,這次革命實際上是人民革命。會議結束時,毛澤東還親自將其“送于門內”。不僅如此,朱德上門拜訪過張,周恩來邀請政協代表們聚餐時,將張推為“首座”。張也向毛澤東當面進言,期望中共能下情上達,發展經濟,解決民生疾苦。又如上海解放時,周恩來囑咐負責上海文教工作的夏衍須親自拜訪梅蘭芳、周信芳和袁雪芬等人,不可發通知讓他們到機關來談話。夏衍回憶說陳毅說過,與知識分子打交道一定要“禮賢下士”,做統戰工作,特別是對知識分子,先要交朋友,談心,讓他們敢講真心話,不入耳之言也要聽,罵娘也不要緊,可怕的是他們有話不講,放在心里。陳毅的儒雅和真誠使上海文藝界一些人成了“陳毅迷”。武漢解放時,武大教授朱君允收到了第四野戰軍司令員的請柬,她給女兒講了與解放軍將領共餐的印象:“吃的是西餐,長條桌,接待人員全是解放軍,飯桌上的氣氛極為輕松。”歷史學家劉緒貽對軍代表朱凡的登門拜訪印象深刻:“他始終面帶笑容,態度謙虛,向我請教了很多武漢大學的具體問題。”劉覺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尊重。

  為知識分子解決工作和生活的困難

  中國文化強調以“二人”去定義“一人”,強調只有“處處以他人為重”才能換取對方“交心”。只有照顧對方的“身”才能贏得對方的“心”。很多個案都顯示了中共處處以知識分子為重的優秀品質。例如徐鑄成在香港所辦的《文匯報》面臨經濟困境時,負責報館的張稚琴電告,有一批鋼纜準備在解放區出售,利潤將用作《文匯報》的經費。就在鋼纜生意談判陷入僵局時,華北人民政府負責人董必武得知了此事,即吩咐姚依林辦理,并關照:“這批電纜,由我們全部收購下來。不要講價還價,他們要多少,就給多少,他們是為維持香港《文匯報》而籌劃經費啊!”徐鑄成對此很是感激。北平解放時,中共接收清華大學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給教職人員發糧食、現鈔,給教授們送去了900元人民券和30斤小米,為他們解決了部分生活困難。1949年春,宋云彬、葉圣陶和徐鑄成等一批知識分子北行途中,也受到了解放區政府的隆重招待,他們多次在筆下夸贊沿途的解放區干部對自己的照顧很是“周到”和“親切”,甚至對盛情感到“不安”。例如3月5日,煙臺市市長徐中天、軍分區賈參謀長設宴招待他們,請他們盡情享用當地著名的張裕葡萄酒。3月6日,中共華東局秘書長郭子化、宣傳部長匡亞明等從萊陽前來迎接他們,當夜,黨政軍民舉行盛大的歡迎會。3月10日,當地政府為宋云彬等人安排“臥車一節頭等車一節”,青州的黨政軍首長都“在站迎候”。3月13日路過濟南時,山東解放區領導人舒同和許世友等人設宴招待他們。3月15日,路過德州時,當地正副市長“設宴款待”。3月18日,抵達天津時,中共派連貫等人來迎接他們。抵達北平時,北平市長葉劍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及馬敘倫、郭沫若、沈鈞儒等民主人士前來迎接。

  通過地下黨組織、師友關系或學緣關系等爭取知識分子支持新政權

  除了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及其對國民黨感到失望外,中共的極力爭取也是很多知識分子留在大陸的重要原因。曾加入國民黨的歷史學家劉緒貽就是一例。在劉留美期間,中共通過芝加哥大學一位猶太學生告訴了他許多關于延安的傳奇,幫助其了解中共。回國后,地下黨組織安排武漢大學工學院的教師蔡心耜接觸劉緒貽,蔡便經常找劉打橋牌,還利用劉的校友來爭取他。1948年底,蔡動員劉加入地下黨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教師協會”,負責將學校完整保存下來。后來,劉還被委派去爭取校長周鯁生,并負責調查學校財產、設備狀況、組織機構和人員情況。杭州解放前夕,中共地下黨積極爭取浙大校長竺可楨,據時任浙大黨支部書記的許良英回憶:“1949年元旦,我們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義給他和一批開明的教授發賀年信(用地下黨組織名義發信,這在杭州歷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發動學生為他60歲壽辰開展全校祝壽活動。”地下黨領導的學生自治會把2月25日誤認為竺可楨的生日,師生自發舉行慶祝活動,學生準備演戲,教職員紛紛送禮、寫賀詩。盡管這一天距竺可楨的生日還有十來天,他還是在日記中稱:“和我的陽歷和陰歷的生日統如風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親友如此記掛我,我內心總是感激的。”即使對于一直敵視中共的胡適,中共也嘗試通過胡適的學生、地下黨員吳晗等極力爭取,還通過胡適曾經的同事、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公開信,勸胡適棄暗投明、回到新社會。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共還通過北京大學教授周一良和周鯁生等人給海外學者寫信,動員胡適等人回國。盡管對胡適的爭取沒有成功,但它顯示了中共為了爭取知識分子服務于新中國的和平、建設和統一大業的真誠。

  由上可見,1949年中共對知識分子的爭取可謂亮出了“十八般武藝”,組織與個人,公開和私交,關心知識分子的“身”(工作和生活)與“心”(理解與尊重)等因素的交織,讓知識分子感到了新政權的親切與溫暖。

  從1948年底到新中國成立前夕,許多知識分子都有“奔向光明”的感覺,無論是馬敘倫所寫的“群賢非易聚,莊重達神州”,還是薩鎮冰所寫的“群英建國共乘時,此日功成舉世知”,抑或是費孝通的感慨:“我踏進會場,就看見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長袍的,還有一位戴瓜帽的——這許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們會在一個會場里一起討論問題,在我說是生平第一次。”上述都指向了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各界人士的“天下歸心”,此無疑顯示了中共爭取知識分子的成效。

 

  (作者為天津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影響力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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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楊紅運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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