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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羨余”現象的本質及其修辭功能
2020年09月30日 17:27 來源:《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吳禮權 字號
2020年09月30日 17:27
來源:《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吳禮權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羨余”作為一種語言現象,并非是現代漢語中才有的,而是淵源有自,在上古漢語中就存在了。這種現象古今學者都注意到,而且有所論及。但都沒有看到其本質所在,這是非常可惜的。對古今漢語中“羨余”現象的考察,可以發現無一不是因為修辭的需要而產生。“羨余”現象本質上是一種修辭現象,是表達者為了聽覺韻律效果或是為了視覺均衡效果而在特定的語境下通過臨時配字的結果。正因為是基于這兩個目的,因而漢語中的“羨余”表達都具有一定的修辭功能,這就是營造一種韻律上的和諧感或是視覺上的均衡感。從動機看,是為了視聽覺的美感,從心理上看,是趨同附眾心理,是語言習慣。

  關鍵詞:羨余;語言現象;本質;修辭功能

  作者簡介:吳禮權,男,安徽安慶人,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日本京都外國語大學客員教授,中國臺灣東吳大學客座教授,湖北省政府特聘“楚天學者”講座教授,中國修辭學會會長。

  一、何謂“羨余”

  所謂“羨余”,是指語言活動中語言的表達形式超出語言實表內容需要的現象。換言之,就是表達者的語言表達形式跟其實際所要表達的語義內容存在不匹配的現象,表達形式大于或超出語義內容,形成了信息冗余。

  為了清楚地說明“羨余”的概念內涵,我們先來看兩個例子:

  (1)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唐·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2)陳永年對一名拉家帶口妻子兒女一大幫,年約四旬開外,腳蹬露了腳趾頭的黑布鞋,身穿打著補丁的粗布麻衫,發髻散亂,滿臉憔悴病容的中年漢子,抱拳拱手,問道:“請問這位兄弟,剛才聽口音你好像是從官州來的吧?”(網絡小說《命案》:http://m.bookdown.net/read/21723_96.html)

  例(1)是古代漢語的例子,詩句中的“妻子”,從結構上看是“妻+子”,是一個名詞短語;從語義上看是指“妻與子”(古漢語“子”意指“兒”或“女”),是“妻”與“子”語義的加合。例(2)是現代漢語的例子,文中的“妻子”,從結構上看,也是“妻+子”,似乎也是一個名詞短語。其實,并不然。因為從語義上看,這里的“妻子”只指“妻”,“子”并不表義,只是虛化的成分,并不表示“兒”或“女”。因此,這里的“子”實際上是冗余的,它跟現代漢語中的“事兒”、“蓋子”、“石頭”等詞之后附著的“兒”、“子”、“頭”一樣,都只是為了湊足音節而滿足現代漢語表達上雙音節化要求的產物,屬于本文我們所說的“羨余”現象。

  下面再來看兩個例子:

  (3)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云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云梯,必取宋。”(《墨子·公輸》)

  (4)雖然如此,但是作為人的自尊心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人即使不比偉大的拿破侖更偉大,也決不比他渺小,而歷史的研究則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俄·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漢語譯文)

  例(3)與例(4)都有“雖然”二字,但情況卻完全不同。例(3)的“雖然”二字,每個字都有實指的語義,“雖”譯成現代漢語,就是“盡管”的意思;“然”譯成現代漢語則是“如此”、“這樣”的意思。而例(4)的“雖然”,其中的“雖”仍然可以當“盡管”之義理解,但“然”的語義(“如此”、“這樣”)則已不存在,因為它的語義被它后面的“如此”二字取代了。也就是說,例(4)的“雖然如此”,實際上表達的只是“雖如此”三個字的意思,“然”的語義就隱然不見了。可見,例(4)的“然”是本文我們所說的“羨余”成分。

  通過上面兩組古今漢語例句的比較分析,本文所說的漢語“羨余”現象的概念內涵應該比較容易理解了。需要指出的是,羨余的成分可以是實詞,也可以是虛詞或語法標記。

  二、“羨余”現象的前世今生

  “羨余”作為一種語言現象,在很多語言中都是存在的。就漢語而言,“羨余”現象的存在更是具有悠久的歷史。如果是對上古漢語比較熟悉的學者,他一定會看到“羨余”現象早在先秦時代的文獻中就已存在的事實。

  上古漢語中存在“羨余”現象,事實上古代學者就已發現了。根據臺灣學者黃永武先生的考證,就現有史料來看,最早提及這一現象的,應該是魏晉時代著名的經學家王肅1。《左傳·昭公十三年》有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王肅在這段文字之下,作了這樣一條注疏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王肅的意思是說,鄭國在周王朝的分封體系中是屬于伯爵,而不是男爵。《左傳》說到鄭國而稱之為“伯男”,是連帶而及,就像說到公爵連帶而及侯爵一樣。對這種現象,王肅專門給了它一個術語,叫做“足句辭”。時至唐代,孔穎達在《毛詩鄭箋》疏、《禮記鄭注》疏、《左傳正義杜注》疏中對這一語言現象也有所論及。之后,再次提及這一語言現象的,是南宋時代的學者陳骙。他著有中國第一部修辭學專著,名曰《文則》。在《文則》卷上乙第四條,陳骙專門論述到這一特殊的語言現象。不過,他用的術語不叫“足句辭”,而是叫“病辭”。《文則》卷上乙第四條有曰:“夫文有病辭,有疑辭。病辭者,讀其辭則病,究其意則安。如《曲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系辭》曰:‘潤之以風雨。’蓋‘禽’字于‘猩猩’為病,‘潤’字于‘風’為病也。”再到后來,南宋學者王楙的筆記小說《野客叢書》、明代學者徐火勃)學綜四部的雜考著作《筆精》,對此語言現象都有所提及。到了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炎武再次提及這一語言現象時,說得就更為詳細了。其所著《日知錄》卷二十七“通鑒注”條有曰:“愚謂愛憎,憎也。言憎而并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顧炎武之后,另一位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閻若璩在所著《尚書古文疏證》中,也論及這一語言現象。馴至清末,學者俞樾也發現了這一語言現象。為此,他在所著《古書疑義舉例》卷二專列“因此以及彼例”一條,曰:“此皆因此及彼之辭,古書往往有之。《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幼于東序’,因老而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相比于魏晉時代的王肅,南宋的陳骙,明清的顧炎武和俞樾對上古漢語中存在的這一語言現象看得更清楚。這從他們能舉出一系列的例證,就能看出來。他們不像訓詁家王肅那樣,只在古書注疏時將這一現象作為個案“隨文釋義”式地指出來就算了結,而是將其視為一種語言現象予以觀照,并試圖從學理上進行闡釋,只是他們最終都沒能解釋清楚,只以“讀其辭則病,究其意則安”、“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古書往往有之”之類的含混之辭一筆帶過而已2。當然,他們更不可能給這種語言現象一個科學的術語。

  時至20世紀30年代,學者黃侃對這一語言現象給出了一個術語,名曰:“配字”,并舉例曰:“古人文多用配字,如《出師表》:‘危急存亡之秋’,‘存’字系配字;《游俠傳·序》‘緩急人所時有’,‘緩’字系配字。”(《制言》第5期,章氏國學講習所,1935年)3楊樹達在所著《中國修辭學》(1933年由世界書局出版,1955年更名為《漢文文言修辭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中則將這一語言現象名之曰“連及”(見于第十四章),并將之分為四類:“一、私名連及”,“二、公名連及”,“三、事名連及”,“四、物名連及”。“私名連及”,如《左傳·昭公三年》:“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楊樹達按曰:“孔疏云:襄是文公子,能繼父業,故連之。其命朝聘之故,吊葬之使,皆文公令之,非襄公也。”4“公名連及”,如《左傳·昭公十三年》:“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楊樹達按曰:“杜注云: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孔疏云:王肅注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5“事名連及”,如:《史記》卷百六《吳王濞傳》曰:“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楊樹達按曰:“利害,害也。”6“物名連及”,如:《易·系辭》曰:“潤之以風雨”,楊樹達按曰:“風不能潤物”7。應該指出的是,黃侃與楊樹達雖然給出了與王肅、陳骙、顧炎武等古代學者不同的術語,但所舉之例以及所作的解釋都是因襲其舊,并沒有自己的創見,良可惜也。

  20世紀30年代,除了黃侃與楊樹達二位學者對王肅等古代學者提及的上古漢語“羨余”語言現象進一步予以討論并提出新的學術術語外,還有一位重要學者黎錦熙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并從詞匯學的角度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學術術語:“復詞偏義”。今日我們很多《現代漢語》教材與很多有關漢語詞匯學的論著中所運用的“偏義復詞”概念,就是源于黎錦熙的說法。黎錦熙的說法見于他1930年發表于《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的論文《國語中復合詞的歧義和偏義———古書疑義舉例的理董和擴張》中。其文有云:“復合詞中之并行詞,有偏用其一字之義,而他字則連舉而不為義者”8,并首次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復詞偏義”。之后,漢語語法學界與詞匯學界討論古代漢語中“復詞偏義”或“偏義復詞”的論文開始多了起來。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末,這方面的論文不多,只有劉盼遂《中國文法復詞中偏義例續舉》(《燕京學報》1932年第12期)、《中國文法復詞中偏義例》(《文字音韻學論叢》,1935年),余冠英《漢魏詩里的偏義復詞》(載《漢魏六朝詩論叢》,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祝鴻熹《偏義對舉詞的使用———讀〈水滸傳〉札記》(《語文知識》,1957年第3期),徐明《多義詞反義詞偏義詞》(香港進修出版社,1974年),吳三立《古漢語復合詞中的偏義》(《學術研究》1978年第3期),宋朝暉《略談偏義復詞》(《遼寧師院學院》1979年第5期)等不多的幾篇3。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系統研究這一課題的論文大量涌現。到21世紀初,則延及現代漢語中的偏義復詞研究,論文數量也很多。其中,包括很多學位論文。

  文學界有一句很經典的話,叫作:“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就學術界而言,我們也可以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還可以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術語。就我們本文所論及的漢語“羨余”語言現象而言,也是這樣。魏晉時代的王肅將漢語中“表達形式大于或超出語義內容”的語言現象名之曰“足句辭”,到了南宋的陳骙則名之曰“病辭”,到了清末俞樾又換了新術語,名曰“因此及彼”;時至20世紀30年代,黃侃、楊樹達、黎錦熙又各有其專門術語,黃侃稱之為“配字”,楊樹達名之曰“連及”,黎錦熙稱之為“復詞偏義”,劉盼遂則將黎錦熙的術語予以顛倒,名之曰“偏義復詞”。由于劉盼遂以“偏義復詞”為術語在20世紀30年代連發了兩篇學術論文,影響較大,由此“偏義復詞”這一術語從20世紀30年代直至80年代就成了漢語語言學界的主流術語,直到今日仍有學者在使用。不過,就在“偏義復詞”這一術語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學術的繁榮而大行其道之時,西方語言學的一個新術語“羨余”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而進入到漢語語言學之中,并逐漸取代“偏義復詞”而成為漢語語言學特別是語法學術語的新寵。

  “羨余”一詞,其實原本并不是語言學的術語,而是通訊工程學科的專業術語,源于信息論的創始人,美國數學家、電子工程師和密碼學家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香農于1948年10月發表于《貝爾系統技術學報》上的論文《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通信的數學理論)一文,被認為是現代信息論研究的開端。在這篇論文中,香農首次提出了“羨余信息”的概念。所謂“羨余信息”,是指“在信息傳遞中超出最少需要量的那部分信息”9。按照信息論的觀點,“人們的日常言語交際活動是一種信息發送與接收的過程,發話人可以看作是‘信源’,聽話人可以看做‘信宿’,‘信源’通過‘信道’發出信息,最后‘信宿’接收到信息,這個過程構成了一個通訊系統”10。信息論還認為,“羨余信息在信息傳遞過程中是必需的,因為在信息傳遞中,會受到噪聲等因素的干擾,信息會有損耗,如果僅傳遞最少需要量的信息,信息接收者在進行信息解碼時就會遇到困難,甚至完全不能理解,這樣就影響了信息反饋”11。香農的“信息羨余”術語,20世紀70年代開始首先被西方語言學家所借用。如哈特曼·斯托克定義語言中的“羨余”概念是:“指超過傳遞最少需要量的信息量……因為在正常情況下,為了保證理解,總是給出比實際需要多得多的信息……這種方法包括詞匯項的重復,或語法特征的重復。”12到了80年代初,西方語言學的“羨余”術語輸入中國語言學界,從此中國語言學界以“羨余”為新術語的研究論文不斷涌現,甚至還出現了如潘先軍《現代漢語羨余現象研究》這樣的學術專著。與此同時,美籍華裔語言學家趙元任50年代對漢語“羨余”現象的研究成果也被譯介到國內。根據潘先軍的研究,認為“趙元任先生是提出漢語羨余現象并對其進行研究的第一人”13,認為其1956年以英文發表的論文《漢語結構各層次間形態與意義的脫節現象》(刊于臺灣《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28本,英文題名曰:Formal and Semantic Discrepancies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Structure)是最早的研究成果。只是因為這篇論文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由田砥譯出并發表于大陸《國外語言學》1981年第1期,故被漢語學界了解較晚。潘先軍還指出,趙元任1968年出版的: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出版),再次提到了漢語的羨余現象,如“雖然如此”,“沒有……以前”,“已經……以后”14。可見,中國語言學界對于漢語中“表達形式大于或超出語義內容”的語言現象以新術語“羨余”展開的研究與討論,事實上是受到了西方語言學家與美籍華裔學者趙元任兩個方面的影響。

  三、漢語“羨余”現象的本質

  漢語中的“羨余”現象,盡管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近現代學者也有所涉及,但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西方語言學家有關印歐語系諸語言“羨余”現象研究的成果,以及趙元任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對漢語“羨余”現象研究的論文陸續譯介進來后,中國語言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才真正清晰起來,并開始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正因為在此之前漢語語言學界的絕大多數學者對漢語“羨余”現象的認識都處于模糊狀態,加上黃侃、楊樹達、黎錦熙對此問題的論述尚不完善,其觀點的傳播又極其微弱,以致漢語“羨余”現象的本質并不被多少人了解,結果黃侃、楊樹達、黎錦熙等語言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配字”“連及”“復詞偏義”的觀點,同時代的大學者、大文學家魯迅與梁實秋都完全不了解,而且就在20世紀30年代二人還在這個問題上鬧出了笑話。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也是中國語言學的尷尬,實在是發人深省。有關魯迅與梁實秋的笑話,源起于對“褒貶”一詞使用的爭論。臺灣《中國時報》1981年8月9日《人間》副刊,曾刊載臺灣學者陳之藩《褒貶與恩仇》一文,記其事曰:

  五十年前吧,文化界有一很著名的官司。就是現在還在臺灣已八十歲的梁實秋先生與左派自封自命的大宗師魯迅打筆仗。在筆仗中,梁先生說了一句:“把某一件事褒貶得一文也不值。”魯迅抓住辮子不放,用像匕首一樣鋒利的詞句閃電式的向梁先生劈過來:

  “你梁實秋,究竟是在說‘褒’,還是說‘貶’?褒是褒,貶是貶,什么叫做褒貶得一文也不值?”

  梁先生竟然無詞以對,只解釋說,北京城里大家所說的褒貶,都是貶的意思,并沒有褒的意味。12

  據臺灣學者沈謙的說法,陳之藩之所以要寫這篇文章,翻出半個世紀前兩位文學大師的舊案,是因為他偶然看到魯迅詩中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一句。于是,想起當年梁實秋與魯迅因“褒貶”一詞而引起爭執的往事。而今,他見魯迅詩中“泯恩仇”的用法跟梁實秋的“褒貶”一樣,也是只取其中一義,犯的正是同樣的“錯誤”。于是,不禁“哈哈大笑,特別申明是替梁先生笑的。”對此,臺灣學者沈謙認為,“陳之藩的一笑不但替梁先生報了一箭之仇,而且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非常有趣。”13然而,陳之藩笑歸笑,畢竟他是科學家與文學家,并不懂語言學與修辭學,因此他也沒有弄清“為何‘褒貶’只有‘貶’的意思,‘恩仇’就沒有‘恩’的意味呢?”15其實,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從梁實秋、魯迅到替梁實秋“哈哈大笑”的陳之藩,都鬧了笑話,遭遇了尷尬,究其原因是他們都不懂修辭學,不知道這是漢語中一種淵源有自的常用修辭手法16。如果魯迅與梁實秋二位對中國古代學者如王肅的“足句辭”說、陳骙的“病辭”說、顧炎武的“寬緩不迫”說、俞樾的“因此及彼”說等略知一二,或是對跟他們同時代的現代學者黃侃的“配字”說、楊樹達的“連及”說、黎錦熙的“復詞偏義”說、劉盼遂的“偏義復詞”說等稍有了解,即使不能弄明白漢語“羨余”現象存在的學理依據,至少也會了解這種語言現象在漢語中淵源有自的歷史事實,從而認同其存在具有社會“約定俗成”的合理性,不至于相互爭執不下,最后鬧成文壇笑話,貽笑后世。

  其實,不僅是不懂修辭學與語言學的文學大師魯迅與梁實秋對漢語“羨余”現象的本質認識不清,就是當代專門研究修辭學的學者甚至是著名的修辭學者,仍然對此缺乏正確的認知。這里我們只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就是對現代漢語中“凱旋而歸”“凱旋歸來”“勝利凱旋”的認識。眾所周知,“凱旋”一詞是個文言詞,意思是“戰勝而回”。也就是說,“凱旋”一詞的語義既包含了“勝利”,又包含了“歸來”。因此,漢語語言學界幾乎所有學者特別是那些講語言規范化的學者,都眾口一詞地認為“凱旋而歸”“凱旋歸來”“勝利凱旋”是不規范的,意思是說運用錯誤,是語病。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究其原因,是這些認為不規范的學者不僅不懂修辭學,對漢語表達中的“羨余”現象屬于修辭現象的本質缺乏認識,不明白這一修辭現象存在的學理依據,而且因為他們沒有舊學根底,對古漢語特別是古代的訓詁學缺乏最起碼的常識,對晉人王肅的“足句辭”說、宋人陳骙的“病辭”說、明人顧炎武的“寬緩不迫”說、清人俞樾的“因此及彼”說等完全無知,甚至對近現代學者諸如黃侃的“配字”說、楊樹達的“連及”說、黎錦熙的“復詞偏義”說、劉盼遂的“偏義復詞”說等都一無所知。正因為如此,他們才看不到漢語“羨余”現象的本質,而只是囿于表象而武斷地予以否定與反對。面對這些高舉“語言規范化”大旗而群情洶洶的學者的反對聲浪,漢語修辭學界的學者卻很少見到有人站出來從學理上說明諸如“凱旋而歸”“凱旋歸來”“勝利凱旋”之類的“羨余”語言現象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南京大學教授王希杰先生就此寫了一篇題為《為“凱旋歸來”辯護》的短文,發表于《語文建設》2000年第7期。王希杰先生是漢語修辭學界的著名學者,對于他出來為“凱旋歸來”辯護,修辭學界同仁是充滿期待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王希杰先生的這篇辯護論文卻只擺出了許多“當然”的理由,而沒有說出“所以然”的理由。這說明即使像王希杰先生這樣的修辭學者也沒有真正認識到漢語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羨余”現象的本質,沒有看清這種語言現象原本就屬于修辭現象,不是詞匯問題,也不是語法問題。王希杰先生在文中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觀點,指出“凱旋歸來”之類的說法,“是中國的語言學家多少年來一直指責的一個病句,雖然我個人從不把它當做病句。”17那么,他為什么不把這類現象當病句呢?他的理由是:“規范化的對象一般是指的書面語言,口頭語往往不足為憑。”18這個理由不要說高舉“語言規范化”的學者們不會認同,就是修辭學界同仁也不會認同,因為這話說得太武斷,不具學理依據。針對1999年1月新加坡《聯合早報》上有學者發表短評,指出根據明代文獻,“凱旋”就是勝利歸來,“凱旋歸來”“凱旋而歸”和“勝利凱旋”都是不規范的論斷,王希杰先生提出三條反對理由:“一來,語言是歷史地演變著的。用明代的用法來限制現代的運用,這并不科學,也未必行得通。”19“二來,我們應當想一想黑格爾說的話:‘凡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所謂‘合理’就是必定是有原因的。”20“三來,反對的理由往往是語義重復了。在我看來,這其實根本不能成為理由。在語言的世界里,語義重復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各種語言中都普遍地存在著。”21這三條理由盡管也有道理,但并未觸及“凱旋而歸”“凱旋歸來”“勝利凱旋”這種語言現象的本質,即沒有直截明了地指出這種語言現象屬于修辭現象,是為了湊足音節,營造一種聽覺上的和諧感與滿足中國人崇尚對稱均衡的心理,是黃侃所說的“配字”。如果說王希杰先生的這篇短文對讀者有什么啟發的話,倒是他在申述第二條理由時所說的這段話,多少觸及了問題的本質:“在我看來,這是音節在起作用。現代漢語中,單音節,尤其是名詞,很難單獨說得出口。雙音節的氣勢往往不夠味兒。四字格則顯得有勁有氣派。在漢語中,尤其是在口語中,有一種趨勢,把雙音節詞語故意拉長,擴展而為四字格。成語大受歡迎,是因為它是四字格的。而四字格所以大受歡迎,原因就在于它的有勁有味有氣派。‘凱旋’在意義上雖然是完整的,但是就音節而言,人們總感覺似乎還缺少了一點什么,很不滿足。于是,才出現了‘凱旋歸來’‘凱旋而歸’和‘勝利凱旋’的說法。”22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這段話最有價值的地方其實只是“音節在起作用”六個字,它確實觸及到了“配字”修辭現象(亦即本文我們所說的“羨余”語言現象)的本質。而將原因歸于四字格與成語深受歡迎,其實還是偏離了問題的本質,沒有講出修辭學上的學理依據,因而其說服力還是大打了折扣。良可惜也!

  漢語“羨余”現象的研究,在趙元任先生之后,主要是由漢語詞匯學、語法學界同仁在研究。研究的切入點集中于語義、句法結構、認知等方面。修辭學界雖也有人有所觸及,但未能深入下去,只是在討論語言規范化問題時有所提及。

  客觀地說,對漢語“羨余”語言現象的研究,詞匯學界同仁提出的“偏義復詞”說,語法學界同仁從句法結構上的分析,語義研究者的認知解釋,都是有價值的。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現狀看,這些研究都有將簡單問題復雜化的傾向,有化簡為繁之嫌。

  我們認為,漢語“羨余”現象的本質就是一種修辭現象,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借用黃侃先生發明的“配字”一詞作為術語,將之界定為一種修辭手法。

  四、漢語“羨余”的修辭功能

  前文我們說過,漢語“羨余”語言現象,本質上是一種修辭手法,我們可以借用黃侃先生發明的術語“配字”來命名它。作為漢語的一種修辭手法,“配字”修辭手法的運用是基于語言表達中協調韻律或調整音節的需要,可以造就一種視覺上齊整勻稱的美感與聽覺上和諧協調的美感,滿足中國人崇尚偶雙對稱的民族心理。

  因為“配字”修辭手法在客觀上有這種表達功能,因而會反過來促成“配字”修辭手法的廣泛運用。而“配字”修辭手法的廣泛運用,又促成了一種結果,這就是漢語詞匯中大量“偏義復詞”與“羨余構式語”的積累。大量“偏義復詞”與“羨余構式語”的存在,又會提升我們對這種語言現象存在合理性的認同度,進而形成一種心理慣性或心理定勢。例如,我們日常語言表達中說:“萬一有個好歹怎么辦?”其中的“好歹”,實際所指是“歹”,而沒有“好”的意思;又如我們說:“這個人好惹是非”,其中的“是非”,實際要表達的是“非”,而并不涉及“是”。說“歹”而配“好”,說“非”而配“是”,這完全是修辭的需要,是為了湊足音節,追求一種和諧協調的韻律美感效果。正因為“配字”在語言表達中能產生和諧協調的韻律美感效果,這就自然促成“配字”修辭手法的廣泛運用,從而導致漢語詞匯中諸如“忘記”“睡覺”“國家”“窗戶”之類“偏義復詞”的大量累積。漢語詞匯中的“羨余構式語”,諸如“蓋子”“石頭”“畫兒”“既然這樣”“雖然如此”“大聲喝彩”“高聲喧嘩”“反復推敲”“凱旋歸來”“各行各業”“全心全意”“芭蕾舞”“吉普車”“好不容易”“沒來……之前”“小心別摔著”,等等,事實上也是語言表達中為了追求和諧協調的韻律美感效果,通過“配字”修辭手法而創造出來的。

  在日常口語表達中,我們都懂得通過“配字”修辭手法的運用,從而達到“聲轉于吻,玲玲如振玉;辭靡于耳,累累如貫珠”22的協調和諧的美感效果。在文學創作中,作家們更是深諳其中的奧妙。下面我們試舉文學創作中的兩個例子。先看一首詩:

  (5)奔霆飛焰殲人子,敗井殘垣剩餓鳩。

  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

  精禽夢覺仍銜石,斗士誠堅共抗流。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魯迅《題三義塔》)

  例(5)這首詩的創作背景,《魯迅日記》1933年6月21日有記載,曰:“西村博士于上海戰后得喪家之鳩,持歸養之,初亦相安,而終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題詠,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爾”。可見,這首七言律詩乃是魯迅應日本友人西村真琴醫師之請而作的應酬詩,所以在當時并無多少知名度。只是詩的最后二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后來因為被人延伸引用,帶有某種政治因素的色彩,并時常被用在海峽兩岸關系上面,由此一躍而成為大眾傳誦的名句。不過,我們應該承認,魯迅先生“這二句之所以能成為大眾傳誦的名句,仔細分析,也是有其道理的。撇開其可以延伸的政治意涵不說,還有一個修辭上的高妙之處,這就是最后一句‘相逢一笑泯恩仇’,是一個典型的‘配字’修辭文本。這一文本的真實語義是:‘相逢一笑,前嫌盡釋’。也就是說,動詞‘泯’的賓語應該只有‘仇’,而無‘恩’。既然如此,那詩人就理應寫成:‘相逢一笑泯仇恨’,或是為了與詩的第二、四、六句的韻腳字‘鳩’、‘洲’、‘流’押韻,而寫成‘相逢一笑泯恨仇’。然而,詩人并沒有這樣寫。這就說明詩人是有意而為之,將‘泯’與‘恩’、‘仇’鏈接,是一種修辭行為,是修辭上的‘配字’修辭法的運用。‘恩’字在這里雖然并不表義,但卻有湊足音節的作用,而且還使‘泯恩仇’(仄平平)跟前句對應的‘兄弟在’(平仄仄)在平仄上構成了交錯,同時在韻腳上跟第二、四、六句保持一致(韻母都是ou),從而達到了詩歌特別是律詩對于押韻、平仄的韻律要求,別具一種韻律和諧的的修辭效果”23。

  詩歌追求韻律和諧,講究平仄、押韻,乃是題中應有之義。散文跟詩歌完全不同,一般不作平仄、押韻的要求,不以韻律和諧為追求的目標。但是,在有些作家筆下,散文中有時也會出現追求韻律和諧效果的情況。通過運用“配字”修辭手法,有時可以助成這種效果的達成。下面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6)海瑞的悲劇,就在于他認為道德的約束力,可以制止住全社會的頹敗風氣。個人一塵不染、兩袖清風的垂范作用,能夠推動整個官吏階層的廉政建設。治亂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剝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嚇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實,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不講道德的冥頑不化者,惡劣成性者,道德又其奈他何?(李國文《從嚴嵩到海瑞》)

  例(6)這段文字,是“作者從歷史的經驗出發,闡發治國應該完善法律制度,而不能指望官員以道德約束自己,從而實現廉政目標的道理”24。其中,末一句“道德又其奈他何”,“從語氣上看,是一個反問句,從否定的角度強化了文章所要宣達的主旨。從文字上看,則是一個典型的配字修辭文本”25。因為我們根據上下文語境考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作者實際要表達的語義是:“強調道德的力量在廉政建設中沒有什么實質性的作用”、“道德約束了不講道德的冥頑不化者與惡劣成性者”。因此,“道德又其奈他何”一句,其正常、理性、非修辭的表達,應該是:“道德奈何不了他”。如果這樣寫,“就是個陳述句,語氣就比較和緩,不能傳達出作者強烈的否定情感。而寫成:‘道德又其奈他何’,則成了個反問句,語氣就明顯激昂多了,不僅可以傳達出作者強烈的否定態度,還因為它是一個配字修辭文本(動詞“奈何”被拆開,加進代詞‘他’,‘奈’前配一虛詞‘其’以助語氣),表達上顯得古雅(‘其奈他何’是文言的表達),接受上則有平仄交錯、音韻和諧的聽覺美感。因為按照現代漢語語音系統,‘其奈他何’正好是‘平仄平仄’模式。可見,這一配字文本的建構,既實現了表情達意效果的最大化,又臻至了審美價值的最大化,可謂達到了‘英辭潤金石’的境界”19。

  五、結語

  通過前文的論述與以上諸例的修辭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漢語中的“羨余”現象,本質上就是修辭現象。因此,將之視為一種修辭手法,并命其名曰“配字”,應該是恰當的。基于此,我們認為,“配字”作為一種修辭手法在漢語表達中的運用,究其本質來說,乃是一種修辭行為。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作家的原稿與修改稿的對比中看得更清楚。例如:

  (7)A.有些人連帶想起全縣的教育費不知究是多少,仿佛就想問一問;又覺這有點不好意思,只得暫且悶在肚里。(《葉圣陶選集·抗爭》原稿)

  B.有些人連帶想起全縣的教育經費不知道究竟是多少,仿佛就想問一問,又覺得這有點不好意思,只得暫且悶在肚里。(《葉圣陶文集·抗爭》修改稿)

  (8)A.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著,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篩下時將繩一拉,便罩住了。(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原稿)

  B.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著,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時候將繩一拉,便罩住了。(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修改稿)

  例(7)、例(8)的A、B兩組文字,分別是葉圣陶小說與魯迅散文的原稿與修改稿26。原稿與修改稿的差別,就是修改稿將原稿中的單音節詞都改成了雙音節詞。我們認為,這種修改就是一種修辭行為。因為作家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讓作品的文字在視聽覺上有一種和諧協調的美感效果。相對于原稿,修改稿文字的變單為雙,其實就是“配字”。這種“配字”行為,從修辭的角度看,它使表達增添了和諧協調的視聽覺美感效果;而從表義的角度看,這種“配字”行為,事實上造成了語言表達的信息羨余,不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葉圣陶與魯迅都是文學家,他們的語言表達著眼的是美的追求,而不是為了契合語言表達的“經濟原則”。

  對于漢語中的“羨余”現象,我們認為,不能狹隘地認為它們是“不規范”,或曰是“病辭”,而應該視之為一種修辭現象。不論是古代漢語,還是現代漢語,表達中(尤其是文學表達中)出現語言信息的羨余,一般來說都是出于修辭的需要。因此,從本質上看,漢語的“羨余”現象之所以會產生,跟漢語詞匯雙音化、語法化、句法結構、表達者的認知等,其實都沒有太多的直接關系。我們認為,漢語詞匯的雙音化,無論是語義并列的聯合結構,還是語義有羨余的偏義結構,都只是修辭上求對稱、求和諧的結果。也就是說,漢語詞匯的雙音化并非是“羨余”現象產生的真正原因。

  漢語的“羨余”現象,客觀地說,確實與雙音化有密切關系。但是,這只是表象。漢語表達中之所以會出現大量帶有羨余信息的雙音節詞語(包括“偏義復詞”與“羨余構式語”),不僅跟漢民族人有“尚偶求雙”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還跟中國人“陰陽互補”的二元思維方式有關。美國漢學家(Andrew H.Plaks)在討論中國文學的特點時曾明確指出:講求對偶“這一特色自然絕非中國文藝所獨有,在西方文學中,對偶的概念和古典修辭學尤其相關。希臘和拉丁古典作品中,不乏或多或少運用對偶的例子,但都不如中國文學那樣頻繁和嚴格。”27究其原因,他認為“中國傳統陰陽互補的‘二元’思維方式的原型,滲透到文學創作的原理中,很早就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對偶美學’。中國文學最明顯的特色之一,是遲早總不免表現出對偶結構的趨勢;它不僅是閱讀和詮釋古典詩文的關鍵,更是作者架構作品的中心原則。對偶美學雖然以‘詩’為中心,但在結構比較松散的小說和戲曲里,也有某種對偶的傾向。”26除此兩個因素外,朱光潛先生還指出了另一個因素,這就是漢字本身。他在探討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時,曾經指出:“西方藝術也素重對稱,何以他們的詩沒有走上排偶的路呢?這是由于文字的性質不同。……中文字盡單音,詞句易于整齊劃一。‘我去君來’,‘桃紅柳綠’,稍有比較,即成排偶。西文單音字與復音字相錯雜,意象盡管對稱而詞句卻參差不齊,不易對稱。例如‘光’和‘瀑’兩字在中文里音和義都相對稱,而在英文里light和cataract意雖相對而音則多寡不同,不能成對。”28本文我們討論的漢語“羨余現象”,包括“偏義復詞”與“羨余構式語”,雖然跟文學上的對偶不是一個概念,但本質上是一樣的,其產生的原因都與上述三個因素有關。

  由于有上述三個因素的加持,漢語表達中的“配字”修辭行為就不斷發生,由此造就了漢語中大量“羨余”語言現象存在的事實。這一事實的客觀存在,在中國人“尚偶求雙”的文化傳統下形成的心理定勢作用下,又進一步提升了人們對包括“偏義復詞”與“羨余構式語”在內的“羨余”現象存在的合理性之認同程度。

  注釋

  1[1]黃永武:《字句鍛煉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24頁。

  2[2]吳禮權:《現代漢語修辭學》(第四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78-179頁。

  3[1]黃永武:《字句鍛煉法》,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24頁。

  4[2]楊樹達:《漢文文言修辭學》,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2頁。

  5[3]楊樹達:《漢文文言修辭學》,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4頁。

  6[4]楊樹達:《漢文文言修辭學》,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5頁。

  7[5]楊樹達:《漢文文言修辭學》,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7頁。

  8[6]許建礎:《漢語“復詞偏義”現象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版,第7頁。

  9[1]許建礎:《漢語“復詞偏義”現象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版,第49-50頁。

  10[2]潘先軍:《現代漢語羨余現象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11[3]潘先軍:《現代漢語羨余現象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12[4]潘先軍:《現代漢語羨余現象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13[1]潘先軍:《現代漢語羨余現象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14[2]潘先軍:《現代漢語羨余現象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頁。

  15[3]潘先軍:《現代漢語羨余現象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頁。

  16[1]沈謙:《修辭學》,臺灣空中大學印行,1995年版,第417-418頁。

  17[2]沈謙:《修辭學》,臺灣空中大學印行,1995年版,第418頁。

  18[3]沈謙:《修辭學》,臺灣空中大學印行,1995年版,第418頁。

  19[4]吳禮權:《修辭學與漢語史研究》,《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0年第4期。

  20[1]王希杰:《為“凱旋歸來”辯護》,《語文建設》,2000年第7期。

  21[2]王希杰:《為“凱旋歸來”辯護》,《語文建設》,2000年第7期。

  22[3]王希杰:《為“凱旋歸來”辯護》,《語文建設》,2000年第7期。

  23[4]王希杰:《為“凱旋歸來”辯護》,《語文建設》,2000年第7期。

  24[5]王希杰:《為“凱旋歸來”辯護》,《語文建設》,2000年第7期。

  25[1]王希杰:《為“凱旋歸來”辯護》,《語文建設》,2000年第7期。

  26[1](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聲律》。

  27[2]吳禮權:《現代漢語修辭學》(第四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77頁。

  28[1]吳禮權:《現代漢語修辭學》(第四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78頁。

  29[2]吳禮權:《現代漢語修辭學》(第四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78頁。

  30[3]吳禮權:《現代漢語修辭學》(第四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78頁。

  31[1]此二例材料轉引自倪寶元:《修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3頁。

  32[2][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9頁。

  33[1][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9頁。

  34[2]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4-245頁。

作者簡介

姓名:吳禮權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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