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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挺與中國現代史學
2020年10月09日 09:44 來源:《南開史學》2020年第5期 作者:周文玖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09:44
來源:《南開史學》2020年第5期 作者:周文玖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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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摘要:從史學史的視角看,鄭天挺屬于中國現代史學創立后的第三代史學家。他20世紀30年代初即擔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直至去世,都在中國史學界居于重要位置。他一生為兩所著名大學及其歷史學科建設恪盡職守,被譽為“舵手”和“旗幟”;晚年學術威望更為史學界所公推。他經歷了從新歷史考據學向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轉變,既精于微觀研究又有宏通視野,既有豐富的研究實踐又有完備而成熟的理論和方法,是20世紀后期少有的宗師級史學家。他的學術精神具有久遠的生命力,是繁榮、發展當代中國歷史學不可忽視的珍貴財富。

  關鍵詞:鄭天挺;第三代史家;史學宗師;學術精神

  作者簡介:周文玖,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為史學理論及史學史。

  中國現代史學的開端應該從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算起。1840年至1901年是中國史學從古代向現代的過渡時期,可謂中國近代史學。如果以十年算作史學家的一代的話,章太炎、梁啟超是中國現代史學的第一代史學家,他們既是政治人物,又是學者,在日本接受、宣傳和運用進化史觀,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的開拓者。比他們稍晚的朱希祖、何炳松、胡適、李大釗是第二代史學家,他們是比較早的留學生,成為留學人員歸國后第一批在中國現代大學任教的學者。而他們在國立大學培養的最早的一批學生,自然就是中國現代史學的第三代史學家了。鄭天挺字毅生,生于1899年,1917年入北京大學國文門,1920年畢業,1921年又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接受研究生訓練。無論從年齡還是從接受高等教育的時代來看,鄭天挺都可歸入中國現代史學的第三代史家行列。像范文瀾、傅斯年、顧頡剛、朱謙之等,都是與他前后屆的同學。顯而易見,第三代史家對中國現代史學的貢獻是巨大的。鄭天挺在第三代史學家中,就史學思想而言,雖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但他對中國現代史學建設所發揮的作用卻是相當突出的。他是中國現代史學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史學家。

  一、史學界的“當家”人物

  鄭天挺性情溫和,謙虛謹慎,無論是在民國時期,還是在新中國以后,他在史學界均口碑極佳,受人敬重。他的一生看似普通,實則普通之中有傳奇。他幼失怙恃,卻出身名門。他的父親鄭叔忱與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是至交。陳三立曾為鄭天挺書寫“史宦”橫幅,予以勉勵。著名人士梁漱溟、鄭振鐸都是他的親戚。梁漱溟是他的表兄,鄭振鐸是他的遠房侄子。他很早就獨立生活,擔負起撫養幼弟之責。北大畢業后,他先在北大預科任講師3年,教授人文地理及國文。1927年后到廣州、杭州任職。1930年跟隨蔣夢麟回到北京大學,繼續在預科講授國文,任校長室秘書。1933年底擔任北京大學秘書長。抗戰期間,他在西南聯大擔任總務長。在最著名的大學,他雖然擔任行政要職,但從沒有放棄教學和研究工作。1937年12月,他在長沙臨時大學轉至歷史系,任教授。此后一直以史學為業。1939年5月,北京大學恢復文科研究所(前身是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傅斯年任所長,鄭天挺任副所長。傅氏事務多,研究所實際是鄭天挺主持。西南聯大解散后,胡適任北大校長,鄭天挺仍然擔任秘書長。他在北大的作用,從北大學生會送給他的錦旗即可說明。1948年底,北平被解放軍包圍,胡適等人終日倉皇,無暇顧及學校事務,后又離校南逃,鄭天挺負責學校的日常運轉。此時,北大全體師生舉行五十周年校慶紀念,學生會以全體學生名義將一面錦旗贈與他,上面寫著“北大舵手”。

  北平解放后,北大為北平文管會接收。鄭天挺被任命為北大校委員會委員、秘書長、史學系主任。1950年后,鄭天挺辭去北大秘書長,但仍擔任史學系主任。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對鄭天挺來說,是其人生的一個轉折點。這位“老北大”被調出了北大,讓他到天津南開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一向性情寬厚、心胸豁達的鄭天挺也陷入了痛苦之中。多年以后,他在《自傳》中仍然寫道:“一九五二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我奉調來南開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中國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這一決定在我思想上頗有波動。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在北京生活,熱愛北京;第二,我中年喪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們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樣,過孤單的生活;第三,我多年從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學,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單位的清史資料浩如煙海,絕非其他地方所及。”盡管心里有許多委屈和失望,但他還是以大局為重,服從國家安排,只身來到南開大學任教,領導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工作。1953年鄭天挺當選為天津市人民代表,天津市歷史學會會長,出席全國綜合性大學會議,任歷史組負責人。1954年至北京參加全國高等文科教學研究座談會,任歷史組負責人。1956年至北京出席全國高校教材會議,任歷史組負責人。這年他被評為一級教授。1961年3月,參加全國文科教材會議,任歷史組副組長(組長為翦伯贊)。1963年3月任南開大學副校長。1979年冬,重任南開大學副校長。1980年3月,在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上,他以最高票當選為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當選為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81年參加教育部學位評定委員會議,為歷史組組長;參加國務院學位評定委員會,與夏鼐同任組長。

  從上述履歷看,新中國成立后,除了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他被作為重點檢查對象,1958年“左”傾盛行時其學術思想遭到批判、“文革”期間遭受迫害之外,其他時間他都屬于史學界中身居高位的學者。由鄭天挺于新中國成立前在教育界的顯赫地位,他在新中國成立后遇到上述挫折,毫不奇怪。這樣說,決不是為各色“左”傾錯誤開脫,而是設身處地把鄭氏置于他生活的時代來看待他的遭遇。他能一次次地化險為夷、平安度過,與他的處事謹慎、為人誠懇謙和很有關系。他從北京大學出來,很快融入另一大學——南開大學,并成為南開大學的一面旗幟。他不僅沒有與取代他在北京大學位置的翦伯贊產生芥蒂,而且還與之建立了深厚友誼。兩人在領導全國歷史教材建設方面配合默契,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他1956年被評為一級教授,這是新中國的最高專業級別,當年全國史學界被評為一級教授者不過十數人而已。最能說明他在史學界崇高地位者莫過于1980年他以最高票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的執行主席。鄧銳齡作為這次會議的參加者,這樣寫道:“據我的記錄,理事61人,前11名及得票數如下:鄭天挺125,周谷城124,白壽彝124,鄧廣銘123,黎澍123,劉大年123,韓儒林122,夏鼐121,唐長孺120,翁獨健120,譚其驤119。復由這61名理事中選出15名常務理事,再由常務理事中選出5名組成主席團,此即鄭天挺、周谷城(執行主席)、白壽彝、劉大年、鄧廣銘。鄭先生仍居首位。”可見,無論是理事、常務理事,還是進入主席團,鄭天挺在選舉中都贏得了最高票,反映了他在史學界的威望。楊翼驤先生對鄭天挺在這次史學界最高專業學會的高票當選這樣評論:“鄭天挺品德高尚,一生善良寬厚,提攜下屬,幫助同事,呵護學生,不爭名利,接濟別人等等,各種各樣的好事大都做過。1979年中國史學會選舉時得票最多,表明德望上最高。品德好是會得到人們尊敬的。”按,對這次選舉的時間,楊先生的敘述有誤,應是1980年。楊先生這里主要強調的是鄭天挺的高尚品德,教導學生向鄭天挺學習,注意品德修養。這是很對的。現在我們看上述名單,這些人確實是“文革”結束后中國史學界中德高望重的一班學者。年齡最大的是周谷城,1898年生;鄭天挺的年齡排在第二位。白壽彝以下的大概比他們小十歲以上,屬于中國現代史學史上的第四代學者了。因此,從學術資望看,鄭天挺也是最高的。他是1980年當之無愧的史學“祭酒”。

  實在說來,即使在20世紀前半期,第三代史學家以下的學者中,能夠超過鄭天挺在學術界地位的,除了傅斯年,也是寥寥無幾。20世紀后半期,擔任綜合大學校長、副校長者,除了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鄭天挺也是屈指可數者之一。所以,綜觀他生活的時代,他是少有的長期擔任行政職務的史學家,是史學界中實實在在的“當家”人物。

  其實,鄭天挺并不是一個有權力欲的人,甚至可以說他對行政工作并沒有多少興趣。西南聯大期間,他數次力辭總務長即可說明這一點。他最鐘情的工作還是教書和做學問。無論行政工作多忙,他都擠時間讀書,做學術卡片。民國時期,他的行政能力,他的負責精神和為人,使他很受上司和教員的信賴。是時勢將他推到北大秘書長、西南聯大總務長的位置。那時的北大、西南聯大,不設副校長,秘書長、總務長相當于現在高校的副校長。新中國成立后,他到南開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與他在民國時期相比,地位顯然降低,但西南聯大的經歷使這位老北大與南開大學早就建立了聯系。將他調離北大而任職南開,亦是淵源有自。

  鄭天挺對南開大學史學建設的貢獻有目共睹。南炳文、劉澤華是20世紀50年代的南開大學歷史系學生,畢業后任教南開大學,以后成為著名的明史專家和中國政治思想史專家,親歷了南開大學歷史學科的發展壯大。他們關于鄭天挺對南開大學史學建設貢獻的評述,很有說服力。南炳文說:“南開大學歷史系雖然創建甚早(1923年),但直至1951年11月,僅有教師10人,學生20人,規模小,影響不大。鄭天挺教授到來后,在上級的支持下,與全系師生一起,積極對之進行了建設與發展工作。”劉澤華說:“先生對自己的文字看得很輕,但對于一篇無文的‘文章’,卻看得格外重,這就是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建設和發展。先生于一九五二年來南開,任歷史系主任。直到他逝世,在這塊園地里他整整勤奮地耕耘了三十年。先生來南開之前,南開歷史系雖已初具規模,但終因建系時間不長,力量還比較單薄,先生的到來,使南開歷史系頓時生色。先生不只一次地對我講述過他來南開之后的心情,他當時即下定決心,定要使南開歷史系步入強勁之林,與國內素享厚望的幾間大學的歷史系并駕齊驅。”鄭天挺在南開大學,一是加強師資建設,擴大招生規模。在院系調整時期從北大調整出去的老師,他都盡力延攬。如楊翼驤1953年來到南開大學就屬于這種情況。此外,王玉哲、楊志玖等,都是他任教北大時期的老學生。他除了創建以他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外,還建立了以吳廷璆、楊生茂、梁卓生為首的日本史、美國史、拉丁美洲史研究室。二是他很重視學術交流,經常請國內的著名史學家來校做學術講座。一段時間,“先后應邀來系作報告的有吳晗、吳于廑、何干之、陳翰笙、裴文中、胡厚宣、白壽彝、胡華等多位著名史學家”。三是在他的領導下,南開大學歷史系迅速產出了一批優秀成果。“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系內教師出版了《中國上古史綱》(王玉哲)、《秦漢史綱要》(楊翼驤)、《隋唐五代史綱要》(楊志玖)、《印度尼西亞簡史》(黎國彬)等多部專著”。四是在他的影響下,南開大學史學系形成了良好的學術風氣。湯綱從復旦大學畢業分配至南開大學,對此感觸很深。他說:“我第一次見到鄭老,是在一九六〇年的秋天。我從復旦畢業分配到南開大學歷史系,鄭老當時任系主任……鄭老知道我是從復旦分配來的,就說:‘希望你能把復旦的優良學風帶到南開來。’可見鄭老是積極主張高校之間互相交流,絲毫沒有門戶之見的。我到南開后,感到教師之間沒有‘文人相輕’的習氣。當時已蜚聲學術界的教授們,也都平易近人,全系洋溢著嚴謹的學術空氣,這使我在其中生活得十分融洽,雖是剛從外校分配來的,卻沒有孤獨之感。以后與同志們交談,才知道這種氣氛的形成,與鄭老身教言教,積極提倡有關。”五是他本人積極參加國家層面的教學規劃和教材編纂,體現了南開大學在國內的重要影響。特別是1961年的全國文科教材會議,他被任命為歷史組副組長,協助翦伯贊從事高校歷史系教材和教參建設。為此,他數年常住北京,傾注巨大精力,使這一工作成就斐然。20世紀60年代初的教材建設對中國史學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魏宏運說:“鄭老有一堅強的信念,就是要辦好南開歷史系。他認為這是他的事業,是組織賦予他的使命,他因此花費了很多精力和時間,經營這塊園地。”鄭天挺的愿望實現了,至20世紀末,南開大學歷史系的規模、師資力量,位居國內前茅,是全國擁有三個國家重點學科的兩個歷史系之一。另一個是北京大學歷史系。 

  一生中在兩所最著名的大學擔任要職:在北大被譽為“舵手”,在南開史學系被奉為“旗幟”,這不是任何著名史學家都能獲得的榮譽。因緣際會,使鄭天挺這位并無“官癮”的學者長期擔任了兩所著名學校的領導職務。而他對兩所大學史學專業建設之貢獻,足以使他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占據重要位置。

  二、史學造詣與治學路徑

  就學術造詣而言,鄭天挺在20世紀后期也是少有的宗師級人物。若以作者生前學術著述出版的數量,鄭天挺并不是很突出。他生前出版的著作有《列國對華領事裁判權志要》(1923年版)、《清史探微》(1946年版)、《探微集》(1980年版)、《清史簡述》(1980年版)。《清史探微》《探微集》均屬于論文集,輯錄了他的重要論文。《清史簡述》是比較系統的著作,系1962年應邀在中央高級黨校授課的講稿。不過,他們那一代學者,特別是史學家,生前出版的著作數量都不算多。即使名滿學界的顧頡剛,生前出版的個人專著也較少。再往前追溯,明清之際的大師如顧炎武、王夫之等,生前也沒有出版多少著作。這樣的情況與他們所處的時代有很大關系,但誰能因此否定他們的學術大師地位?所以,生前出版學術著作之多寡,并不能成為衡量一個學者學術成就和學術造詣的標尺。鄭天挺逝世后,其著述經過學者的整理,陸續出版,如《及時學人談叢》《鄭天挺歷史地理學講義》《鄭天挺元史講義》《鄭天挺明史講義》《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等。其他如《魏晉南北朝史講義》《隋唐史講義》以及未刊的日記,尚在整理中。這表明鄭天挺一生勤奮治學,留下的文字也非常可觀。此外,他還做了大量的學術組織工作,在史料編輯、古籍整理等方面,成就卓著。如主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宋景詩起義史料》《中國通史參考資料》(7冊)、《史學名著選讀》(5冊)、《明清史資料》《中國歷史大辭典》,標點了清朝官修的《明史》。

  鄭天挺是教授出身的史學家。他認為教授的第一要務是教書,而不是寫著作。他曾說:“對于教師來說,研究一定要為教學服務,我不贊成不愿教書光想搞研究的做法。”“我辭去了行政職務,但我還沒有辭去教授職務。只要我還當教授,我還要繼續進行教學;如果我不能教書了,我就一定再辭去教授職務。”也就是說,他把“教授”當作一個職務,職責首先是教好書,如劉澤華評論的:“先生把教師視為圣職,把教書視為圣事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研究和教學是互相促進的。“沒有研究,教學是提不高的,只能起傳聲筒的作用。他說在教學中只要付出巨大的勞動,就會結出豐碩的果實”。他把這一思想貫穿于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建設中,很快顯現成效。“五十年代歷史系幾位教師出版了幾部頗受好評的書,就是在講稿的基礎上寫成的”。他本人身體力行,在準備講課方面下功夫很大。他上課不帶講稿,只帶一些卡片。不帶講稿上課,這對大學教師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因為教師必須對教學內容非常嫻熟方不致在課堂出現尷尬。鄭天挺數以萬計的教學卡片,是他教學和研究融而合一的載體,內有他的讀書心得,以及論證問題的史料。他運用卡片進行教學,既向學生傳授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識,又講出他的獨到思考和見解。《鄭天挺元史講義》等系列講義,就是根據他的卡片整理而成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以《鄭天挺明史講義》為例,就可說明他在教學中不乏回應學術界的學術爭論,他的教學工作與學術研究息息相關。明成祖生母問題曾在20世紀30年代引起過很大的爭論:傅斯年、吳晗、李晉華、王崇武等人認為明成祖生于碽妃,養于高后。碽妃是誰?是賤妾,蒙古人、高麗人?也沒有定論。朱希祖對此表示懷疑,他寫文章《明成祖生母記疑辯》《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說》進行辯駁,還是維持《明史》的主張。傅斯年等人的觀點運用了野史、筆記等新發現之材料,在當時看來是具有創新的觀點,影響很大。但觀點新穎,不一定正確。鄭天挺在講課中很顯然是關注這個問題的。《鄭天挺明史講義》有一個條目“明成祖之母”。在此條目下,他羅列了支持傅斯年等人觀點的材料,如《蒙古源流》《廣陽雜志》《南京太常寺志跋》《蒙古世系譜》的記述。同時,他又做了按語:“案:成祖崩于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年六十五,應生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年,其時太祖方與陳友諒角逐未至大都也。太祖于洪武九年十月命秦、晉、燕、吳、楚諸王治兵鳳陽(《明史》二),如依《蒙古源流》說則燕王僅九歲,烏能治兵哉?”也就是說,對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是懷疑的。鄭天挺另有一個按語:“朱希祖有文登《東方雜志》,待查。”朱氏發表在《東方雜志》上的論文是《再駁明成祖生母為碽妃說》。此按語說明他當時并沒有看到朱希祖的文章。

  《鄭天挺明史講義》還有一個條目“孝慈馬皇后”。鄭天挺根據《明太祖實錄》和《明史》,詳細排列了馬皇后生五個皇子時的年齡。懿文太子出生時,馬皇后是24歲;成祖朱棣出生時,馬皇后年齡是29歲,太祖年33歲;第五皇子出生時,馬皇后年齡是30歲。也就是說,這五個皇子都是在馬皇后生育年齡最佳期內出生的,他們為馬皇后所生至少在年齡上沒有疑義。由此可見,鄭天挺對于帶有翻案特點的新說法,并不輕易相信和接受。關于明成祖生母的問題,鄭天挺沒有傾向新觀點。他對《明史》中的記述,看來還是維護的。他在教學卡片中摘錄有關該問題的材料如此豐富,并作按語,表明他在教學中時刻向學生講授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這種教學講義是其學術研究活動的體現,絕非僅敘述普遍認可的知識的教學講義或教科書所能同日而語。

  鄭天挺淡泊名利,對著述寫書,似乎不太重視,許多文章都是在友人的催促下發表的。他的子女在回憶他時說:“鄭天挺不喜寫文章,或寫后不愿發表,每次都是在羅常培鼓勵及催促下方才發表的。”然他的研究能力和寫作能力卻是令人敬佩的。傅斯年是一個頗自負的學者,但他對鄭天挺的文章卻很服膺,曾說鄭天挺“不為文則已,為文則他人所不能及”。鄭天挺發表的文章《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補注〉》《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清代包衣制度與宦官》《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關于徐一夔的〈織工對〉》《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清入關前滿族的社會性質續探》《清代的幕府》等,都堪稱世紀名文,解決了重大史學問題。從提出的觀點,發掘的材料,到運用的理論和工具,都顯示出作者的功力和卓識。何茲全評價傅斯年時,在介紹了傅斯年的五篇論文(《夷夏東西說》《周東封與殷遺民》《姜原》《大東小東說》《論所謂五等爵》)之后指出:“就這五篇已發表的篇章來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見——獨到的見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這一本未完成的書之已完成的幾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大師的寶座,享有大師榮譽。”何先生評價傅斯年的這幾句話用在評價鄭天挺,也是非常恰當的,鄭天挺的這十篇論文也具有這樣的特點,也足以使他坐上20世紀史學大師的寶座。《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解決了多爾袞稱“皇父”的原因,并否定了“太后下嫁”傳聞的真實性。《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補注〉》澄清了清朝一個重要的文案,認為二書有關系,但趙書并非抄襲杭書,且學術價值高過杭書。《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解決了滿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問題,以大量的史實為依據,說明滿族同內地經濟文化交往密切,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有力駁斥了滿洲獨立論的所謂“歷史”根據。《清代包衣制度與宦官》揭示了清朝宦官沒有形成危害的制度原因。《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運用音韻學、比較語言學知識考證了西藏的古稱和地理位置,“薄緣夷”就是西藏南界山國不丹。《關于徐一夔的〈織工對〉》確立了《織工對》是元末的作品,對準確認識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時代,意義重大。《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清入關前滿族的社會性質續探》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滿洲入關前的社會形態,認為清入關前努爾哈赤建立的政權是封建政權。《清代的幕府》對認識清朝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具有巨大意義,是研究清代幕府的開山之作。

  鄭天挺的論文具有以小見大、探微知著的特點。論題看起來是小問題,實際上對解決重大問題卻有密切關系。他把自己的論文集取名《探微集》,有自謙的意思,但與近些年來史學界出現的“碎片化”研究大異其趣。一是他的“微”與“著”很有關聯。二是他對“微”的探討非常深入,且往往涉及多學科知識,諸如歷史地理、職官、文字音韻學、訓詁學。其為文之所以“他人所不及”,原因即在于此。鄭天挺的學術路徑早期是沿著乾嘉考據學的路線走的,他自稱是出自章太炎學派。他說:“我是由文字入手,而我的先生都是章太炎的學生,比如劉師培、黃侃、朱希祖、錢玄同都是我的先生,所以我的學術淵源是離不開章太炎這條線的。因此,受章太炎學派、考證學派的影響很大,也脫離不了從顧炎武、戴震一直下來的所謂漢學派。”他與胡適的關系雖然密切,但他卻一再否定與胡適的學術關聯。說:“外間人說我受胡適的影響,其實,我的老師是黃侃、劉師培,另外也聽過有關科學方法論的課程。胡適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一個時期內有過廣泛的影響,可以研究一下。不過解放前,我走的并不是這條路子。”“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不對的。胡適是我的先生,我們之間關系很深,但是對這一點我是持不同意見的。凡是按這種方法去做學問的人,往往是‘大膽假設’做不好,而‘小心求證’做不到。因為他先給自己定了一個框框,總是找材料為自己的假設服務,這就必然走入歧途。”鄭天挺這兩處與胡適關系的說法,似乎有矛盾。前者不承認與胡適有師生關系,后者又說“胡適是我的先生”。其實若了解鄭天挺的讀書生涯,就知曉二者并不矛盾。鄭天挺在北大讀的是國文門,而胡適當時是哲學門教授。否認與胡適的師生關系是從專業傳授的意義上說的;“胡適是我的先生”是從廣義上講的。

  新中國成立后,鄭天挺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自覺運用唯物史觀,學術研究的特點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真誠的。魏宏運回憶說:“他很注意理論的修養和學習。我們曾一起上馬列主義夜大學,他從未曠課,有時因事去北京,也要按時趕回來。”“在鄭老的心目中,范文瀾、翦伯贊、吳晗等馬列主義史學家占有崇高的地位。他常去北京向他們請教討論。好幾次也約我陪他同去。”晚年他教導自己的研究生說:“你們要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要認為這些理論都是過時的東西。經典作家的很多理論,仍是我們的指導思想。”當得知有人淡化或懷疑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時,他很驚異。劉澤華在鄭天挺逝世后的紀念文章中說:“我想起了去年冬天一次談話,言談中我講到有些人對馬克思主義靈不靈產生了疑問,先生聽后大為吃驚。先生說,馬列主義我沒有學好,但從我的經歷中我體會到,馬列主義比其他主義要高明得多,不能同日而語,有機會我要講一講。”

  白壽彝也說:“天挺同志對馬列主義的信仰越到晚年越堅定,對于運用馬列主義研究歷史也就越自覺。我們翻開他的論文集可以發現,解放前的著作,題目都比較小,意思是以小見大……解放后的文章,題目變大了,較多地研究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天挺同志在史學思想上的發展過程,反映了老一輩的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前進的道路。”白壽彝對鄭天挺學術路徑的評論是準確的。白壽彝之所以能做出這么精準的評論,是因為他們有大致相同的學術成長背景,在史學思想上能夠產生共鳴。白壽彝比鄭天挺小10歲,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出身,其導師黃子通也是章太炎弟子。研究生期間白壽彝從事宋代哲學和朱熹研究,晚年也非常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1989年,在“史學史研究四十年”座談會上,他說:“我們現在最要注意的,一個就是還要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建國四十年來,我們都在學。現在看起來,還是比較膚淺,不那么深入。”“現在我們要開創史學工作的新局面,應該從頭學起。”20世紀50年代,鄭天挺就邀請白壽彝到南開大學講過學,二人具有一定的學術交誼。對于明清史在中國通史中的地位,他們的觀點也是一致的。鄭天挺認為,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而不是末期:“晚期表示該時代的社會制度的衰敗,即已開始逐步走向崩潰,但在某些方面還有一定發展余地;而末期則揭示那種制度的滅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過程。”白壽彝說,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老時期:“我們說它衰老,不說它是解體,就是說它已經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但生命力還是有的,甚至還相當頑強。”白壽彝總主編大型《中國通史》,曾親赴南開大學邀請鄭天挺擔任清代卷主編,鄭天挺也同意了。很可惜,鄭天挺1981年逝世,合作沒有進行下去。

  這里之所以將鄭天挺與白壽彝作一簡單的對比,是因為對20世紀前、后期治學路徑的認知,不同代際學者之間存在差異。20世紀80年代以后成長起來的相當一部分學者對民國時期的學術評價很高,認為那時學者學術功力扎實,學風質樸;對新中國以來一直倡導的科學理論反而缺乏熱情。而民國時期接受傳統學術訓練的老先生,盡管在文革時期遭受不少磨難,但到了晚年在堅持唯物史觀方面卻更加堅定,像鄭天挺、白壽彝、何茲全晚年都有許多更加堅信唯物史觀重要性的論述;對自己的舊學訓練反而覺得不足道,甚至自我貶低。特別是鄭天挺,多次說到自己學得雜,吃了虧。如他在接受留美華裔學者魯諍的采訪時說:“我的年紀比較大,受教育的時代與后來不大一樣。我們那個時候,實際上文史不分,所以學的也雜。”“我們是利用舊的治學方法以及舊的治學修養,再重頭學馬列主義這樣的新東西,當然就比別人慢多了、吃虧多了。”認為自己比傅斯年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傅斯年跟我們是一樣的。他比我早一年,范文瀾又比他早一年,我們的學術淵源都是一樣的……要不是解放以后接受了新的方法,接觸了馬列主義,對過去的東西根本沒法整理……若是沒有解放以后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那也就和傅斯年一樣了嘛!”之所以出現這種認知的反差,是因為他們面對同樣的參照系,各自的訴求不同。胡適、傅斯年們的舊學,老一代學者們也具備,要超越他們,就是要掌握他們沒有的東西。所以,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看得更加重要。年青學者們懂得一些胡適、傅斯年們沒掌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在學術根基方面覺得與他們相差甚遠,看重的是怎樣在學術基礎上追趕他們。這樣就出現老先生重理論、青年學者重根基的不同旨趣。有的年輕學者對老先生強調理論甚為不解甚至產生逆反心理,實乃這種旨趣差異所使然。

  其實,鄭天挺在人才培養中還是非常強調學術功力的。據說他在很多場合都闡述“博”與“專”的關系。他認為“專”必須建立在“博”的基礎上,不博就去專,根基就不厚。他以自己曾擔任過語文、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史、明清史、近代史諸課程來說明這對他專攻明史很有好處。他講他曾研究過歷史地理學、史料學、校勘學、音韻學,而不是只攻明史,這對他后來標點《明史》,是不可缺少的。他還有一個看法,就是治史的人應該懂得一點音韻學和古典文學,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文史是不分的,現在科學進步了,學科分得細了,但要治古史,就要從古史所具有的特點上去下功夫。可見,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對自己所受傳統學問的扎實訓練還是引以為傲的。鄭天挺的學術造詣在現代史學中是一流的。民國時期所接受的新歷史考據學訓練,長期從事多門學科的教學和研究,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懈學習,使他在治學上嫻熟地將傳統與現代、新與舊融合起來,做到了求真、求用、求新的高度統一。他晚年的學識可以說達到了大師級的境界,對中國歷史既精于微觀研究又有宏通的視野,既有豐富的研究實踐又有完備成熟的理論和方法。而深厚的史學功力和精湛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則是他達此境界之兩翼。

  三、學術精神的當代價值

  鄭天挺身歷晚清、民國和新中國。在八十二年的人生中,他有五十年的時間身居中國史學界高位,為中國現代史學辛勤耕耘和勞作。他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重要建設者。他留下的學術遺產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其學術精神對中國史學發展具有久遠的生命力。

  1.他的謹嚴篤實是新時期學風建設的楷模。謹嚴篤實是鄭天挺的治學態度。他提出的治史五字訣,可謂這種治史態度的體現。他說研究歷史,應做到深、廣、新、嚴、通五個字。“深:包括事實,多問幾個為什么,深入追下去。廣:要求詳細占有材料,還要廣泛聯系。新:要求不斷提出新資料、新問題、新見解,核實新材料,解決新問題,證明新見解。嚴:要嚴格,不虛構,不附會,要事事有來歷,處處有交代,要說清楚,不回避問題。通:找出規律,前后一貫”。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是實事求是。鄭天挺論述的這五個字,可以說,非常深刻而具體地詮釋了“實事求是”在歷史研究上的要求。鄭天挺治史厚積薄發,對自己的論著嚴格要求,體現了謹嚴篤實的優良學風。學風建設是學術繁榮發達的重要保證。在當今各種量化評比弊端叢生、學風浮躁的學術生態下,鄭天挺謹嚴篤實的治學態度尤其需要大力弘揚。

  2.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定信念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是新時期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方向的有力根據。鄭天挺的考據功夫是得到公認的,民國時期他發表的論文大都屬于考證性的。20世紀50年代,他開設《史料學》課程,系統講授研究歷史所需要的古文字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題銘學、印章學、歷代度量衡學、年代學、史諱學、古文書學、古文獻學、譜牒學、古器物學等十多種輔助學科的基本內容,展示出的學問之淵博,為同行所欽佩。但他并不以此為限,在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之后,深感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重要性,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我們研究歷史就一定要努力地去學習。”認為馬列主義是最高明最有系統的理論。鄭天挺的治學道路,也驗證了20世紀40年代初的諸多史學評論之觀點,即馬克思主義史學越來越顯示出優勢和生命力,成為未來史學發展的新趨勢。在新時期存在淡化或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潛流的形勢下,鄭天挺的主張和學術道路無疑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提供了有力根據,傾注了強大信心。

  3.他對史學發展的神圣使命感,仍是新時期史學繁榮的強大動力。早在鄭天挺讀研究生階段,他就有振興中國學術的崇高理想。他說,一次在龍樹院集會上,陳垣先生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這幾句話當時對我影響最深。”他在史學界肩負重要角色,無時無刻不以發展和振興中國史學為己任。他從不把史學作為象牙塔里的學問,認為歷史研究與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團結息息相關。他的滿洲民族研究,西南邊疆、西北邊疆、東北邊疆的歷史地理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更是對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反對外來侵略,發揮了重要作用。晚年,他對自己的弟子說:“我們有這樣一種想法,就是有關我們中國問題的研究,例如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經濟等等關于中國的學問,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走在世界其他國家研究水平的前面。因為我們有語言方面的便利,有資料方面的便利,有社會傳統習俗方面的便利。比如明清史,我們就要樹立起一個研究中心。我們這個地方的意見就能夠指導或者說引導國際研究的前進。我們有責任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努力奮斗。”他的這種想法表述得很質樸,卻是極有氣魄和遠見的壯志宏圖,至今都很有現實意義。中國是一個史學大國,但在國際史學界的聲音還比較小。這也是整個中國史學界當今所要努力改變的狀況。鄭天挺多年前就提出這個問題來,可謂是高瞻遠矚。這種研究中國學問“一定要走在世界其他國家研究水平的前面”的高度使命感,是新時期中國史學走向國際化特別需要的精神動力。

  4.他對史學基礎建設的重視和強調,對完善新時期的歷史學學科體系仍然具有重要意義。鄭天挺說:“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一個單位,一個國家,一個科學領域,基礎的厚薄直接影響未來的建樹。”又說:“古代學問家一般都是通才。近代科學分門別類,劃分出了許多獨立的條條和塊塊,學問家都成了專才。現代科學的發展又使各個學科聯系起來,又要求在專的基礎上的通才。他們既要對主攻學科有精深的研究,有突出專長,又要盡可能廣泛地通曉一些其他學科的知識。”作為一個資深史學家,鄭天挺對現代史學與傳統史學之短長做出了中肯的比較,包含對現代史學建立后學科設置缺陷的認識。這種比較對完善現代歷史學的學科體系是很有價值的。他鼓勵自己的學生努力學好滿文,強調滿文對研究清史的重要性。此做法都非常符合當前國家提出的建立完善的歷史學學科體系的戰略要求。2016年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總的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還處于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狀況,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又希望“培養一批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的確,當今是一個缺少學術大師的時代。為什么不但民眾呼喚學術大師,國家同樣呼喚之?因為這是一個關乎國家文化發展高度的問題,關系著一個民族的榮耀。鄭天挺對史學基礎建設的強調,對博與約、通與專辯證關系的論述,一定意義上都是在解決這個問題,值得學界以及領導層深思和重視。

    注釋從略。

作者簡介

姓名:周文玖 工作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研究中心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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