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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論現象學的方法論問題 ——胡塞爾與芬克及其《第六笛卡爾式沉思》
2020年10月07日 17:15 來源: 作者:倪梁康 字號
2020年10月07日 17:15
來源: 作者:倪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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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作者簡介: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哲學系。

  原發信息:哲學研究》(京)2019年第20198期

  內容提要:隨著現象學的發展,現象學方法論的獨特性問題成為了一個日趨突出并亟待解答的問題。胡塞爾本人曾對此做出過斷斷續續的思考與論述,并提出過“現象學的現象學”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進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現象學綱領。在其撰寫德文版《笛卡爾式沉思》的過程中,胡塞爾委托芬克撰寫了一個全新的第六沉思,專門論述“超越論的方法論的觀念”。由芬克所撰寫的《第六笛卡爾式沉思》是對超越論現象學的方法論及其局限性的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法國的現象學運動。《第六笛卡爾式沉思》事實上構成了整個現象學運動的一個轉折點,至少成為了一個里程碑。

  關鍵詞:現象學的方法論/第六笛卡爾式沉思/現象學的現象學/反思和還原的局限性

 

  一、現象學的方法論問題與芬克的《第六笛卡爾式沉思》

  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學說或理論。胡塞爾雖然曾將現象學定義為認識批判、認識啟蒙以及描述心理學、本質學,也曾將現象學方法定位為范疇直觀、范疇代現、觀念化抽象,但他并不認為它們可以代表現象學獨有的方法,而是將它們視為所有本質科學共同運用的方法,例如是純粹邏輯學、純粹數學、純粹物理學、純粹心理學等的共同方法。

  總體說來,胡塞爾是在1905年之后才開始提出現象學的特有方法,即超越論現象學的還原方法的。在1905年的西菲爾德研究手稿中,胡塞爾第一次提出“現象學還原”的概念和方法。(cf.Chronik,S.91f.)在1907年的“現象學的觀念”五次講座中,他第一次公開地闡述超越論現象學轉向。在該講座的第一講,他便提出現象學的定義:“現象學:它標志著一門科學,一種諸科學學科之間的聯系;但現象學同時并且首先標志著一種方法和思維態度:特殊的哲學思維態度和特殊的哲學方法。”(Hua Ⅱ,S.23)自此刻起,現象學的方法論問題日趨突出了。在1913年公開發表的《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一卷中,他對超越論現象學的方法做出系統的闡釋,包括了懸擱、還原、排除、加括號、判為無效等等。

  但所有這些都仍然屬于關于現象學方法的表述,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現象學方法論的反思。胡塞爾后來曾將其當作“更高的素樸性階段”加以批判。但需要留意,這種自我批判并非出于胡塞爾在方法論方面的偶發奇想,而是起源于他對現象學做系統表達的思考,而這必定是與對現象學的最終論證結合在一起的。還在1916年到弗賴堡任教后不久,胡塞爾便開始萌生了進行現象學系統研究的想法。他在1920年10月為《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撰寫的“前言”中曾說明:“我在弗萊堡的新教學工作也要求我將我的興趣朝向主導的普遍性和體系。”(LU Ⅱ/2,B Ⅲ)而在徹底的認識批判與系統闡述的嘗試之間存在著一個內在的聯系:對現象學的系統闡述意味著對認識批判的徹底論證,當然也包含現象學的自身批判。①

  在1922/23年冬季學期題為“哲學引論”的講座中,胡塞爾第一次在“絕然的還原”或“對超越論還原的絕然批判”(Hua ⅩⅩⅩⅤ,S.349)的標題下進行了超越論現象學的自身批判,從而正式拉開了超越論現象學的自身批判的序幕。這個“哲學引論”實際上是兩卷本《第一哲學》的前身。在1923/24年冬季學期的“第一哲學”講座的第二部分“現象學還原的理論”中,胡塞爾再次嘗試通過“絕然批判”完成對“現象學還原的現象學”的闡釋和對一門“具有絕然基礎的哲學”的論證。(cf.Hua Ⅷ,S.69ff.)在1926-1935年就現象學還原問題寫下的大量手稿中——也即《論現象學還原》的全集第三十四卷——胡塞爾談到了“現象學的現象學”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進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現象學綱領,這個綱領在這里——如路福特所說——“雖然沒有得到更寬泛的實施,但一些簡短的暗示卻讓人預感到:胡塞爾至少是如何預先實施這個綱領的,以及這個綱領看起來是如何不同于芬克的實施”。(cf.Luft,2002b,S.ⅩⅩⅩⅨ;Hua ⅩⅩⅩⅣ,Beilage Ⅻ;Luft,2002a,S.9f.)

  時間來到1929年。2月23日與25日,胡塞爾應邀在巴黎索邦大學做了關于“超越論現象學引論”的兩次講演。“巴黎講演”是以超越論哲學方法的主張結束的,胡塞爾自覺地將自己納入歐洲哲學從笛卡爾到康德的超越論發展脈絡之中,成為它的現代環節。之后,胡塞爾計劃以《笛卡爾式沉思》為題發表加工并擴展他的巴黎講演。初稿由五項笛卡爾式沉思組成,首先翻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當時作為胡塞爾私人助手的芬克參與了對《沉思》的加工,他從第六節開始加入各節的小標題,同時還做了大量潤色,所有這些都得到胡塞爾的贊同和認可。

  1929年5月17日,芬克將胡塞爾的“笛卡爾式沉思”文稿寄到法國。之后,尤其是在發現1931年出版的法文本翻譯并不盡如人意之后,胡塞爾開始考慮發表該書的更為系統的德文版。他計劃與芬克合作進行擴展,并增加兩個沉思。(cf.Hua Brief.Ⅲ,S.274)②芬克對前五個沉思的加工進展較為順利,而且在1932年8月至10月期間,芬克也完成了他自己的“第六沉思”的撰寫,分四次將他的總共123頁文稿交給胡塞爾審閱。(cf.Chronik,S.415-419)根據施特拉塞爾所依據的芬克的說法:“胡塞爾當時想把新的《笛卡爾式沉思》,連同芬克的第六沉思一起,以共同作者的名義發表。”(Strasser,1991,S.ⅩⅩⅧ)③然而,由于1933年納粹攫取政權,胡塞爾在德國國內的發表已經變得不再可能,加之胡塞爾此后開始專注于1935年的維也納和布拉格的講演以及此后開始的“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現象學”論文組的撰寫,《沉思》的修改完善與出版被暫時擱置。1937年,胡塞爾意外摔倒患病,隨后于1938年去世。他與芬克合作修改和幾近完成的六個《沉思》最終也未能在他身前出版。

  直到二戰結束,芬克才以《第六笛卡爾式沉思》(以下簡稱《第六沉思》)的文稿在弗賴堡大學哲學系申請任教資格考試并隨即獲得通過。然而這部書稿在其1945年完成任教資格考試后便被芬克存放起來,始終沒有列入發表計劃,甚至在胡塞爾的德文版“前五個沉思”于1950年作為全集第一卷出版之后,他也沒有在最初的應允之后最終滿足施特拉塞爾的希望,即:“在我們的文本發表出來之后,歐根·芬克將由他修改并補充的新《笛卡爾式沉思》——如果可能,連同胡塞爾那些常常是如此富有啟發的眉批一起——提交給讀者。事實上,這樣一種發表將會是尤其令人感興趣的,而且會讓胡塞爾研究者的一些疑惑得到更好的解決。”(Strasser,1991,S.ⅩⅩⅧ)實際情況是,直至1975年去世芬克也未決定將其正式發表。

  這部由芬克撰寫、加有胡塞爾批注的書稿最終是在芬克去世后才經他的遺孀允許而收入《胡塞爾全集·文獻》系列,作為其中的第三卷,分上、下冊公開出版(cf.Ⅵ.CM Ⅰ;Ⅵ.CM Ⅱ),從而為世人所知。施特拉塞爾在1950年表達的希望在近四十年后才終于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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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倪梁康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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