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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詮釋的社會功能與帶有批判維度的主體際交往方式
2020年10月07日 11:53 來源:《學術月刊》 作者:張慶熊 字號
2020年10月07日 11:53
來源:《學術月刊》 作者:張慶熊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and Its 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 Mode with Critical Dimension

  作者簡介:張慶熊,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上海 200433

  原發信息:《學術月刊》年第201911期

  內容提要:公共詮釋是一種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的話語交往方式,具有社會功能。詮釋學起源于對文化經典的詮釋,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已有豐富的實踐。對文化經典和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詮釋能夠起到凝聚社會共識和維系社會團結的作用。公共詮釋與生活形式、倫常規范乃至政治權力相關聯。這里存在共同體與個體、客觀與主觀、傳承與革新之間的辯證關系。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等著作中闡明,與壓迫階級的統治權力結合在一起的意識形態具有虛假性和欺騙作用。這意味著公共詮釋能起到正反兩方面的作用。只有把握好這里的辯證關系才能充分發揮公共詮釋的積極意義。

  Public interpretation is a way of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mbers of the social community and has social functions.Hermeneutics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lassics,which has been widely practic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lassics and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can play a role in rallying social consensu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olidarity.Public interpre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life forms,norms and even political power.There is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objective and subjective,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In his works such as German Ideology and Critique of Hegel’s Legal Philosophy,Marx clarified that the ideology combined with the ruling power of the oppressive class has falsehood and deception.This means that public interpretation can play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Only by grasping it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can we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interpretation.

  關鍵詞:詮釋/公共性/主體際性/理解/interpretation/publicity/intersubjectivity/critical dimension

  標題注釋:本文為2017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當代國外社會科學方法論新形態及中國化研究”(17JZD041)的階段性成果。

 

  公共詮釋是一種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的話語交往方式,具有社會功能。社會是一個結構功能體。社會要組織勞動生產和分配,要通過法律和倫常來維持社會秩序和協調社會關系。社會由人組成,人的行為受到價值觀念的指導。對生活意義和社會正義的詮釋起到凝聚社會共識和維系社會團結的作用。意義的理解是一種主體際的交往活動,在此一方面要通過語言把共同體生活及其意義以公共的方式表達出來,另一方面又要內化為每一個人自己的理解。公共的詮釋不能取代每一個人自己的理解。要不然不會產生這樣的句子:你給我解釋了好多遍,但我還是沒有懂。拿對真理的理解來說也是如此,對真理的認識及其傳布是一個主體際的交往過程。真理有時候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例如,當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開始在歐洲徘徊的時候,那時大部分歐洲人還沒有理解《共產黨宣言》的意義。公共詮釋具有社會功能,必然與政治權力的使用聯系在一起。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等著作中揭示,公共詮釋并非總是為公共利益服務,與統治權力結合在一起的意識形態能起到欺騙的作用,是剝削階級的一種壓迫勞苦大眾的方式。由此可見,在公共領域中的詮釋可以起到維系社會團結和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但也可以起到為統治階級和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進行辯護以及維持舊傳統和舊習俗的作用。只有把握好詮釋中涉及的共同體與個體、真理與謬誤、傳承與革新之間的辯證關系,保持詮釋中的反思和批判的意識,才能充分發揮詮釋公共性的積極作用。

  一、公共詮釋的社會功能

  詮釋學①是一門古老的學問。東西方的詮釋學都起源于釋經學。西方的詮釋學起源于對古希臘的史詩和哲學等經典著作的詮釋,以及對希伯來《圣經》的詮釋。中國的詮釋學起源于對中國上古流傳下來的《易經》《詩經》《尚書》等經典的詮釋。但是為什么要把歷史上形成的某些文化作品樹立為經典并對它們加以詮釋呢?這就與公共詮釋的社會功能有關。一定類型的文化經典塑造一定類型的文明的基本特征,詮釋經典能起到傳承文化傳統和維持文明類型的作用。社會需要團結,需要靠公共的價值觀念把人民維系在一起。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分工合作導致社會的形成。社會要把其成員聯結在一起,就要在該社會成員中營造一種共同的歸屬感,分享共同的是非感,使得社會成員感覺到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去按照共同體的要求行事。當社會中出現某些違背社會正義和危及社會團結的情況時,其社會成員就會按照經典賦予他們的教導來指責這樣的不良現象,設法采取措施加以抵制和糾正。

  當然,經典的文本并非一開始就有的。經典的文本來源于上古時期積累下來的有關世界起源和先祖開基立業的敘事故事,有關宇宙運行和人生歸宿的哲理以及倫理規范,有關朝代更替的歷史記述和治國理政的文稿,有關經久不息地在民間廣為流傳的表達民生希望和抒發人生情懷的詩歌。在上古的宗法社會中,宗教的社會功能作用很大。共同體通過舉行神靈崇拜和祖先祭拜的儀式,通過在神靈和祖宗名義下的布道等方式進行道德教化,通過宗教的敬畏感,再加上法律的懲罰和其他形式的獎懲制度,規范和訓導共同體成員的行為舉止,培養他們的生活習慣,凝聚他們的社會共識,達到維系社會團結的目的。想到把上古流傳下來的有關共同體的文獻編撰起來和樹立為經典的時期,往往是那個共同體的危難時期。猶太教的圣經編撰時期是猶太人的巴比倫流亡時期。孔夫子編撰儒家經典文獻的時期是春秋的亂世,后來在漢代為維持大一統總結上古至秦漢撥亂反正的經驗,把儒家經典樹立為國家的正典,從此確立了以儒家為正統的中華文明的傳統。一個文明的經典集中體現該文明的價值取向和生存方式的基本原型。把這樣的經典樹立為權威,廣而告之,代代相傳,通過詮釋,溝通理解,贏得社會全體成員的認同,使人民團結在一起,擔當各自的社會角色,發揮各自的社會職責,整個社會才會協調運作,正常發展。我們說詮釋具有公共性,這可以從對文化經典的詮釋的社會功能中看出。

  孔夫子編撰《易經》《尚書》《禮記》《詩經》和修《春秋》并非僅僅出于個人喜愛,而是為了吸取夏商周三代之治的經驗,撥亂反正,具有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大意愿。孔夫子為了把這些經典推廣開來和流傳下去,招收學生和講解經文。后來,漢武帝等帝王把儒家經典樹立為國家的正典,設立經學博士,從國家體制的層面展開詮釋文化經典的工作。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始于隋代,考試的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這里包含通過公共詮釋加強對臣民的教化,確保國家意識形態的大一統,具有社會宏觀治理的意圖。

  公共詮釋不僅具有宏觀的社會功能,也具有微觀的社會功能,而且宏觀的社會功能通過微觀的社會功能來落實。對意義的理解畢竟是每個人在自己意識中發生的事情。每個人的處境、個性和志向是不同的。對社會的宏觀的教化要落實到對每一個具體的人的具體的詮釋。在這方面孔夫子做得特別到位。孔夫子詮釋什么是“仁”,就注意對不同處境中的人給予不同的詮釋。在孔子的學生中,顏淵是平民百姓,關注自身道德修養的問題。面對顏淵問仁,孔子回答:“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12.1)在此,“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公共詮釋的宏觀目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落實到顏淵具體的人身上。仲弓身居高位,為季氏宰。面對仲弓問仁,孔子的回答把重點放在施政方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論語》12.2)同樣為了達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宏觀目標,孔子對仲弓分別做了切合其身份和個性的詮釋。

  馬克思主義講,社會分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對經典的詮釋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屬于上層建筑的領域。上層建筑是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的。社會結構和政治體制是否合理合法?在文化的經典中,一般都包含對特定文化中的社會結構和政治體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論證。但是如果社會制度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不合理的情況,又需要吸納新的思想并通過對文化經典的新詮釋提供改革的論證。這時往往會產生這樣的情況,保守派拘泥于對文化經典舊意義的理解,而改革派試圖通過新的詮釋引進新的意義。當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舊有經典的詮釋框架可能容納不下社會變革的需要,這時新的理論會與舊的經典詮釋發生沖突。在歐洲的啟蒙運動時期,啟蒙思想家就起來批判圣經中的某些陳舊觀點,這時就跟教會的守舊勢力產生矛盾。當馬克思闡發共產主義思想的時候,他的理論就與當時流行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發生沖突。那些既成的理論看上去具有普遍性,廣為流傳,有統治階級和權勢人物的扶植,被宣稱為天經地義,但終究抵擋不過真理的力量,因為真理揭示客觀規律和符合客觀規律,越來越多的人會認識真理,接受新的思想。對文化經典的詮釋具有傳承的一面,也包含批判的一面,這也與詮釋的公共性相關。

  二、公共詮釋與主體際的交往方式

  詮釋是一種言語交往的方式,詮釋要使用語言,而語言具有公共性。詮釋的目的是為了溝通理解,溝通理解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至少涉及你—我兩個主體,同時也要涉及語言所指的客體及其語境。你—我兩個主體通過語言進行思想交流,在此的語言就需要有公共的特征,需要有雙方都能識別的外在定向標志,即通過某一個外部存在的東西加以命名和刻畫其特征。舉例來說,對于像“雪”和“白”這樣的語詞,使用的一方要使得另一方明白它的含義,就要使用直指定義和從直接感知到的具體屬性到一般屬性的推導,如指著雪說“這是雪”,指著雪說“這是白的”,然后聯系石灰之類其他白色的東西讓對方理解什么是白。在此,雪、石灰是外部存在的東西,其白的屬性是客觀的存在物的屬性,借此可以作為外在定向的標志。

  詮釋總是在一定的語境下進行的,是發生在具體語境下的語言互動。詮釋與生活形式結合在一起,生活形式是活生生的理解的源頭。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通過許多例子說明這一點。師傅帶徒弟勞動過程中的理解語詞的用法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師傅對徒弟說:“遞一把螺絲刀給我。”徒弟不知道“螺絲刀”的含義,遞了一把錘子給師傅。師傅說:“這不是螺絲刀,那才是螺絲刀。”師傅為了讓徒弟明白螺絲刀的用處,讓徒弟試一下自己擰螺絲。在這一具體的生活形式中,師傅有師傅的社會角色,徒弟有徒弟的社會角色,師傅告訴徒弟各種勞動工具的名稱,并向徒弟傳授勞動技能。對語詞意義的理解,既要有客觀的關涉,又要內化為自己的理解,而這一過程是在像師傅帶徒弟勞動那樣的具體語境中實現的。

  有關道德詮釋的問題也是這樣。《三字經》云:“融四歲,能讓梨。”這不是抽象的倫理說教,而是通過具體情景生動詮釋應如何處理兄弟之間的關系。父親拿了一籃梨放在桌子上,兄弟多人分這一籃子梨。如果先挑揀者挑揀大的,兄弟之間就形成爭利的格局。孔融為自己挑揀最小的一個梨子,顯出謙讓的道德品質。父親表揚孔融的行為,彰顯這種品質,兄弟之間就養成其樂融融的氣氛。最直接和最具體的對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的理解,就發生在這種微觀的生活情景中。

  語言不僅是你—我之間的語言,而且通常是一個社會共同體的語言。我們在社會共同體中學習語言和使用語言。我們每個人都會死去,而語言則長期存在。我們從父輩那里繼承了語言,又經由我們把語言傳承到下一代。語言傳承文化的基因,這種傳承文化基因的語言是文化共同體的公共的語言。詮釋不僅是一種溝通你—我之間的理解方式,而且還是一種溝通古今的理解方式。通過詮釋古代作者的文本,使得現代的讀者也能理解。正如每一個生命體處于新陳代謝的過程中一樣,文化的共同體也處于新陳代謝的過程中。詮釋是一種維持文化共同體的生命的新陳代謝的方式。

  語言行為是一種有規則的行為。言說和書寫語言要符合語法規則,推理要符合邏輯規則,判斷一個經驗命題的真假要依據經驗事實,檢驗一個理論的真假要掌握從理論中推導出經驗命題和加以驗證的規則。闡明意義要結合語境原則,由近及遠,由明顯到深奧,從具體到抽象,從切身體驗到一般化和普遍化理論等規則。用通常的習語來說,就是要深入淺出。這些規則是在共同體的生活中習得的,判別是否遵循規則依賴于共同體的監督。語言交往是生活形式的一個組成部分,語言的用法是在生活過程中形成的。維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學研究》中論證,規則的形成和判別是否遵循規則不可能僅僅是私人的事情,以此作為否定私人語言的一個理由。

  有人認為,維特根斯坦盡管否定私人語言,但他主張語言規則依賴于生活形式,而不同的生活形式有不同的語言規則,這樣不同的語言之間就沒有通約性,對語言意義的理解就沒有跨生活形式的確定性可言。維特根斯坦的某些話確實容易讓人造成這樣的印象,以致被后現代主義用來作為主張文化相對主義的理由。但對維特根斯坦的話要結合他書中各處相關的上下文來理解。彼得·溫奇在《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第一版中曾依據維特根斯坦的某些論述,得出對語言的意義理解各具自主性的相對主義的結論,但在第二版中他糾正了這一觀點,承認自己當時讀維特根斯坦的著作“遠遠不夠謹慎”,指出“社會生活的不同模式有重疊的特征……它們還以這樣的一種方式內在地互相關聯,以至于我們甚至不能在理解上把它們設想為互相孤立地存在著”。②這意味著各種生活模式盡管有各自相對的自主性,但由于它們有重疊之處和互相關聯,人們對不同生活模式中的語言意義在理解上依然存在溝通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拿對詩歌的理解來說明這一點。詩歌抒發詩人的切身體驗,有其獨特性,但為什么對于李白的詩句“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王維的詩句“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不同文化區域中的人都容易理解呢?這是因為這里存在生活形式的交互重疊之處。歐洲的鄉鎮與中國的鄉鎮有很大差別,歐洲基督教文化中的節日與中國儒家文化中的節日有很大不同,但是人生中總有離鄉背井的經歷,總有思鄉的情懷,因此能激起共鳴。不同生活模式內在地互相關聯。正因為如此,詮釋能在個人的體驗和生活形式的差異性中找到關聯性和統一性,公共詮釋通過結合生活形式的主體際交往才能發揮作用。

作者簡介

姓名:張慶熊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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