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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中的不平衡發展問題及其邏輯進路初探 ——以《資本論》及其手稿為中心
2020年10月07日 11:54 來源:《天津社會科學》 作者:林密 字號
2020年10月07日 11:54
來源:《天津社會科學》 作者: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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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The Logic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Marx's Das Kapital and His Manuscripts on Economics

  作者簡介:林密,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原發信息:《天津社會科學》2019年第20195期

  內容提要:不平衡發展問題并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空白,而是內在于馬克思政治經濟批判的重要議題。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研究為基礎,分別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源、“時間消滅空間”的空間生產矛盾運動、不平衡的工農業國際分工等視角,推進不平衡發展問題的歷史科學建構,并呈現為以下的邏輯進路:從不平衡發展的自然規定性深入到以生產方式研究為內核的社會歷史規定性,并從一般生產方式歷史運動的廣義不平衡發展問題深入到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狹義不平衡發展問題研究,進而也從物性地理空間的不平衡考察深入到社會關系空間及其再生產的不平衡機制問題研究。

  關鍵詞:不平衡發展/《資本論》及其手稿/生產方式/資本積累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中的城鄉不平衡發展問題研究”(項目號:19BZX018)的階段性成果。

 

  近年來伴隨西方社會理論“空間轉向”問題的大量譯介與研究,國內學術界對于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研究已蔚然成風,且在理論廣度與深度上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作為“空間轉向”重要議題的不平衡發展問題研究,不僅構成了我們立足新時代深入反思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發展道路的重要視角,也是深入考察新中國70年來社會主義空間生產道路及其世界歷史意義的理論基礎,進而從人類文明發展道路的高度上重新審視近代中國現代性生成、發展的歷史必然性與路徑獨特性的重要維度。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科學闡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歷史機制及其超越路徑,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研究須進一步深入探討的重要議題。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已揭示的那樣,不平衡發展問題并非馬克思的理論空場,而是深深地內嵌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之中。鑒于此,以《資本論》及其手稿為中心,回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中梳理不平衡發展問題及其邏輯進路,應是這項研究返本開新的有益探索。

  一、作為前提與結果的“自然的生產”與不平衡發展的自然規定性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導言中強調,“自然規定性”總是表現為歷史研究與敘事的出發點①。因此,就生產方式研究而言,自然的生產與地理的差異是毋庸置疑的前提和基礎。這也是哈維、尼爾·史密斯等人將不平衡發展問題加以理論化的起點。在《不平衡發展》這一當代不平衡發展問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尼爾·史密斯旗幟鮮明地將“自然的生產”作為其空間生產與不平衡發展理論建構的基礎與起點②。薩義德高度評價了尼爾·史密斯的這項研究,認為其深入剖析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自然與空間生產如何形塑了貧富分化、城鄉對立、工業化與農業衰退等并置的不平衡發展地景③。確實,尼爾·史密斯及其導師哈維等人的重要學術貢獻在于,他們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為基礎建構了一種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學,并指證了其根本的特質就是一種不平衡的、內在矛盾的空間生產構型。

  當然,不平衡發展問題并非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研究的空白。事實上,從方法論到理論議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對于不平衡發展問題始終保持著充分的理論自覺。在《大綱》導言這一極為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討的文本中,馬克思不僅在一般意義上指認了物質生產與精神藝術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在深層邏輯上將“生產關系作為法的關系怎樣進入不平衡的發展”視為一個有待深入拓展的研究議題和難點凸顯了出來④。沿著這一邏輯,探討作為自然規定性意義上的不平衡發展之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運動的意義,是深入耙梳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中的不平衡發展問題的首要起點與研究入口。就此而言,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源及其在差異的地理文化空間中的同質化運動,是考察這一問題的主要問題域。

  首先,自然的生產與歷史的基礎。眾所周知,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一直貫穿于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全程,并始終被馬克思視為人類自由解放理論的重要基礎。這一主題亦構成了不平衡發展問題理論化的起點,即表現為“自然的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系問題。在《不平衡發展》一書中,史密斯的主導思路是從自然生產的不平衡問題推進到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不平衡問題。不平衡發展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地理前提,也是其歷史后果。這其中實際上蘊含著兩個層次的不平衡發展問題,即作為一般人類物質生活生產活動的自然空間不平衡發展問題與特定的歷史生產形式中的不平衡發展問題。但不論哪種意義上的“自然的生產”,首先都必須基于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實踐中介。這也解釋了以《馬克思的自然概念》聞名并主張自然與社會雙向中介的施密特,何以必然構成了史密斯伸張“自然的生產”與不平衡發展理論的借鑒與對話對象⑤。從施密特到史密斯,他們的一個理論共識在于:馬克思的自然觀,從來都不是一種邏輯的預設或先驗的給定性,而是一種經由人類實踐活動中介的自然。對于施密特而言,這是一種自然與社會的雙向中介過程,對于史密斯而言,可以稱之為一種以人類實踐活動為基礎的“自然的生產”。

  在最一般意義上,當馬克思強調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展開的時候,這也同時意味著一個無需再強調的隱性前提,即這種總是要在一定社會形式中開展的生產也必須基于一定的自然前提。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將歷史的基礎設定為人類物質生活生產與再生產的總體過程,從而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性原則。且不提人類物質生活生產的一般自然前提,就是作為生產的對象、原料、工具等,都表現為一種“自然的生產”。并且,作為物質生活生產與再生產重要一環的人類生殖與繁衍活動,在漫長的歷史當中都是作為自然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當然,泛泛地肯定這種自然的基礎性存在及其在地理上的差異與不平衡問題,并無助于我們深入理解歷史變遷的主導機制。但這也是必要的方法論原則,即對于自然客觀性與先在性的強調,以及以此為基礎的人類物質生活生產與再生產總體過程,構成了歷史客觀性的基礎。以此為前提,我們還必須進一步肯定,馬克思視域中的自然及其差異不平衡問題,并非直接作為與人無涉的自然前提存在,而是始終表現為人類物質生活生產實踐活動的要素與結果。就此而言,馬克思的理論關注點不在于那種與人無涉的“自在自然”,而是始終表現為人的實踐活動對象化及其效果的對象世界,此即“人化自然”⑥。馬克思直面的“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始終是作為“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產生過程中形成的自然界”⑦。這就意味著,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對自然先在性與客觀性的肯定,而是要深入歷史變遷過程中探尋自然及其差異性對于人類實踐活動的影響,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生產實踐發展過程中的歷史變遷。可見,作為自然的差異與不平衡問題,是基于實踐的“人化自然”或“自然的生產”的基礎與前提,并構成了人類歷史發展或“世界歷史”在全球不平衡展開的客觀基礎。

  其次,作為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運動前提與結果的不平衡發展問題。眾所周知,在哲學方法論與世界層面上確立了“實踐”的基礎性內涵后,馬克思對于歷史及其變遷機制的考察隨即推進到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并以特定的社會形式展開的物質生產方式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及其變遷問題,也具體化為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在自然、文化與歷史發展的差異與不平衡狀況中生成與矛盾運動的問題。更直接而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推進與深化過程中,馬克思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考察,已從早期泛泛的“實踐”視域,具體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源與矛盾運動機制問題。其中,作為一般基礎與前提的人與自然關系問題,其內在的差異與不平衡問題在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歷史運動過程中得到了具體的彰顯,“自然的生產”也隨之走向了差異的、不平衡的歷史發展問題。

  在《大綱》中,馬克思為了深入闡述資本這個概念的社會本質規定性及其歷史生成,以歷史回溯的方式探討了亞細亞、古典古代、日耳曼等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解體過程。馬克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運動機制及其解體過程的研討,并非遵循嚴格意義上的時間線性發展線索,而是一種邏輯的發展線索。其核心的邏輯視點是,各種不同時空差異性中的生產形式,如何走出其共同的自然共同體時代,并在其緩慢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走向內在的瓦解,從而形成新的勞動生產組織形式。換言之,這是一種以自然為基礎的共同體走向一種同質化社會關系為基礎的社會有機體的歷史進程。這其中,共同體成員與共同體的關系、農業與工業的關系以及城市與鄉村的關系是貫穿該部分研討的三個主要視角⑧。并且,自然條件、地理與歷史文化的差異,不僅在一般意義上構成了東方與西方非均衡發展的視域,也構成了各個不同形式與發展階段的共同體走向其自身瓦解過程中的隱蔽條件,并通過生產與交換的發展來呈現。

  這一點最明顯的案例即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討。馬克思注意到,相對于歐洲視域中的共同體逐漸走向瓦解,東方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卻因其獨特的自然生產條件(如大型灌溉工程等)與勞動組織形式,在歷史中長期維持著一種人與自然的生產共同體狀態。這也在世界歷史的全球生成視域中與一般歷史理論層面上彰顯了自然地理的不平衡發展對于特定生產方式生成與發展的重大影響。當然,從更抽象的邏輯層次來看,馬克思在《大綱》中分析這一問題的邏輯主線與主導意圖并不在于指認這種自然與歷史的差異,而是要以歐洲資本主義大工業進程為中心探討一種普遍的歷史進程——以土地為主要基礎以使用價值生產為中心的自然共同體,如何一步步邁向了一種以交換價值為中心的社會有機體,從而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準備了必要的歷史前提。在這里,它表現為資本主義歷史起源的勞動者與勞動客觀條件分離的歷史進程⑨。

  概言之,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考察足以顯示,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體過程不僅在一般意義上揭示了人類物質生活生產方式的普遍必然的、同質化的歷史變遷趨勢,同時也在內在邏輯上蘊含著一種差異與不平衡發展的歷史敘事邏輯,即這一表現為普遍必然性的歷史變遷過程卻是以地理空間上的差異和不平衡發展的方式來實現的。并且,從人類生產發展的不同模式及其逐漸邁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宏大過程來看,不平衡發展問題,不僅是作為生產方式歷史變遷的前提,更是其歷史結果,因而也構成了馬克思考察人與自然關系及其歷史變遷機制的隱蔽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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