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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中的自然科學圖景
2020年09月18日 09:57 來源:文匯報 作者:束赟 字號
2020年09月18日 09:57
來源:文匯報 作者:束赟

內容摘要:社會科學的基本圖景似乎被“鎖定”在17世紀。但當今有一項技術的進步值得關注,這就是大數據技術,這種依托于計算機的能級建立在統計學基礎上的應用技術的巨大進步,或許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實現數代社會科學研究者建構一種以數為基礎的國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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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的基本圖景似乎被“鎖定”在17世紀。但當今有一項技術的進步值得關注,這就是大數據技術,這種依托于計算機的能級建立在統計學基礎上的應用技術的巨大進步,或許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實現數代社會科學研究者建構一種以數為基礎的國家科學。

  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的影響與誤用都遠超我們的認知。國人多會忽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句引領中國政治社會百年思潮的口號是一種自然科學理論,是嚴復以斯賓塞思想對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的改寫,而斯賓塞競爭進化論的立意幾乎完全站在《物種起源》的對立面,支持著被達爾文批判的拉馬克主義的觀點。同樣,今天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大量運用“機制”這一概念時,也大多未意識到這個概念中暗含著物理學機械論式的世界圖景,以及這一圖景中對“描述”和“解釋”的嚴格區分。

  在這種背景下,I.伯納德·科恩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張卜天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下簡稱《互動》)一書所考察的內容就顯得十分有趣。雖然,作者也說明了在考察17世紀思想時使用這兩種“科學”概念可能略有不當,因為目前我們所熟知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分法是19世紀的產物,德語Naturwissenschaften與Sozialwissenschaften概念的產生及其演變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可供研究的學科史。但或許這種以時代誤置的概念拆解歷史的方法也無傷大雅,科恩的貢獻在于進入了科學革命后的歷史場景,向我們呈現出一個幾乎被當代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以及歷史學家所共同忽視的主題——歷史中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的影響。科恩這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或許不在其總結的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的影響的三種方式——類比(analogy)、同源(homology)以及隱喻(metaphor),而在于其集中展現了社會科學諸多經典著作中受科學革命時期自然科學影響的部分,從自然科學的進展切入,為我們理解當代的社會科學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互動是一個古老的傳統,柏拉圖以“論品德”為主題的《枚農篇》中,蘇格拉底就已經基于對幾何學問題的求解來探討“品德可否傳授”。在亞里士多德對于城邦的討論中也可見他《動物志》中動物類型學的分類方法。不過,文藝復興之后的科學發展對社會科學發展產生了一種根本性的影響。近代科學肇始于知識的世俗化與科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的獨立發展,很快在天文學、物理學、地理學、生物學等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而這些成就也以各種形態滲入了當時的社會科學。科恩認為,理論力學與邊際主義經濟學、生物學與社會學理論等都是這種互動式研究風尚的突出表現。

  從15世紀開始,在政治學研究的內部,自然科學的圖景也發展得蔚為大觀。首先是數學與幾何學論證框架的運用。格勞秀斯以數學為效仿對象,建構了他的國際法理論,在《戰爭與和平法》中,格勞秀斯說道:“我可以對天發誓,就像數學家研究的是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來的數字一樣,在研究法律的時候,我的頭腦中完全沒有考慮特定的事實。”此外,在斯賓諾莎的《倫理學》中,將論證方式置于歐幾里得幾何學的框架之中;在萊布尼茨的《政治證明的樣本》中討論國王的選立模式時有對概率的討論,開創了政治學數學化的方式(參《互動》,第147-151頁)。

  其次是生物學與醫學在政治語境中的同源性分析。哈維在《心血運動論》中已經嘗試將解剖學的術語用于描繪政治現象,哈林頓出于對哈維生物解剖學的效仿,認為在政治領域中也要通過直接觀察而形成一種“政治解剖學”。不過有趣的是哈維將國王認作是生命的基礎——心臟,而到了哈林頓這里,議會成為了心臟,并且由兩個心室組成(參《互動》,第134頁、177頁)。此后,斯賓塞的有機體社會學、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中對于社會紊亂的病理學分析,以及福柯將政治社會學與醫學相關聯的做法不過是這種影響的余音。

  最后,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是物理學對政治學的影響,霍布斯的政治學最集中地展示了這幅圖景。《利維坦》的引言中描述了這種機械運動的政治圖景——“一切像鐘表一樣用發條和齒輪運行的‘自動機械機構’也具有人造的生命”,“它們的‘心臟’無非就是‘發條’,‘神經’只是一些‘游絲’,而‘關節’不過是一些齒輪,這些零件如創造者所意圖的那樣,使整體得到活動”,而“利維坦”則是“人造的人”。在“論人類”時,霍布斯首先從“感覺”講起,這是他接受的培根的哲學,這是一種近代的哲學觀。在“論理性與科學”一章中,霍布斯則論述了幾何學、邏輯學、政治學、法學等等學科都是一樣的可以靠加減法來解決。于是,他的研究就成了“對物化為自然客體的生活聯系的科學分析”,而霍布斯這樣做的目的則是為人類的政治建立一種普遍的基礎。于是,在他按物理學方式設計的利維坦中,“一旦獲得了對社會狀態的力學的認識,人們就能夠為建立正確的社會和政治秩序,而采取技術上必要的措施。”(哈貝馬斯:《理論與實踐》,郭官義、李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78頁)

  科恩的科學史研究展現出的場景足以使我們認識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的糾纏遠比哈耶克所批判的泛濫于18世紀后的“工程學思維類型”更為悠久。在科恩的研究中,社會科學家對于自然科學成果的類比、同源及隱喻的運用,更多的是一種表象上的模仿,其中大部分在后來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看來或許過于直白和淺顯,幾何學的論證方法、解剖學的直接觀察、生理學的隱喻、地理探險成果的運用……都逐漸淡出政治科學的核心范疇,但是一種最為關鍵、也是近代科學最卓越的典范卻留存在了政治科學的精神中,

  這就是機械論式的物理學方法。

  科學史上,哥白尼發表《天球運行論》的1543年是劃分中世紀與近代的關鍵年份,從那時起到1687年牛頓發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人類對于世界的看法發生了一種根本性的轉變。在這期間,伽利略的新運動觀、對于力的概念的認知以及他的實驗方法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雖然在伽利略看來實驗并不是為了發現全新的現象而是為了驗證推理的結果。到了培根那里,獲取知識的方法得到了系統論述,通過實驗,經驗論與理性論之間建立了聯系。而笛卡爾的貢獻則在于開創了機械論哲學,同時他也闡釋了“普遍數學”的原則,將科學數學化(愛德華·楊·戴克斯特豪斯:《世界圖景的機械化》,張卜天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578頁)。此外,波義爾、伽桑狄以及我們所熟知的霍布斯,都是這一體系的重要建設者。牛頓完成了偉大的綜合,在他這里,17世紀科學革命的兩大主題——試圖解釋隱藏在現象背后的“機制”的機械論哲學與試圖對現象進行精確的數學“秩序”建構的努力統一起來,并且牛頓進一步明確了實際的自然和我們感官所描述的現象有所不同,不能指望科學了解事物的本質,“物理學旨在以定量方式精確地描述運動現象”(理查德·韋斯特福爾:《近代科學的建構》,張卜天譯,第188頁)。

  牛頓物理學的重要遺產就是這一幅機械論式的世界圖景,“機制”和“秩序”是這一圖景中最重要的特征。這種世界圖景的機械化深深影響了此后社會科學的發展,社會科學中“科學”的基本屬性已經確定,此后又經過從啟蒙運動到浪漫主義到實證主義等社會科學思想自身的發展。直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在《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一書中,哈耶克不滿于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到社會科學研究,其中所界定的自然科學的特征仍是這幅圖景——科學最重要的是日益擺脫人們的感官刺激物,直到完全消失,科學世界可以僅僅被描述成一組規則,而最為恰當的語言就是數學語言。

  這種機械論物理學的圖景逐步內化為社會科學自身的方法論,其理論化的指導原則集中體現在實證主義上。實證主義是一個影響很大但所指卻不甚清晰的概念,一般是將其創始歸之于孔德或者其老師圣西門。實證主義形成了諸多各異的學說,到了20世紀又有了所謂的新實證主義,魯道夫·哈勒在《新實證主義》中總結過實證主義的四項基本特征:(1)只有,而且只能有一種實在,即感官可以把握的個體對象;(2)只承認感官經驗為人類認識的源泉;(3)知識統一性和科學統一性的假設;(4)價值判斷被驅逐出知識范圍。這些實證主義的信條被廣泛運用到了政治學與社會學領域的分析中。實證主義激進發展的同時也迎來了猛烈的爭論,1961、1964和1968年,聯邦德國先后召開了三次社會學家代表大會,阿多諾和波普爾等人圍繞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展開了激烈爭論,這就是著名的“德國實證主義論戰”,被視為當代人本主義思潮和當代科學主義思潮的典型之爭。

  諸多思想家受到這種爭論的影響而重新思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如哈貝馬斯通過梳理思想史,借助在亞里士多德處的關于科學(知識,episteme,science)與實踐智慧(明智、審慎,phronesis,prudence)的區別,重申在古典思想中,政治學是嚴格地在實踐中的。現代政治學中這種“把科學判斷的方法運用于實際的機智上”的大膽行動,是由馬基雅維利和莫爾共同開創的——“他們研究的都不是實踐問題,而是手段或技術問題。他們所設計的模式,即他們研究的新領域,都是在假想的條件下進行的。”(《理論與實踐》,第57-58頁)到圣西門建構實證主義的社會學時,心中已經沒有“實踐”的維度了。“理論轉變為實踐,不再是理論研究的事。”實證主義打破了對理論與實踐統一的追求,直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出現,才又一次將實踐引入理論。哈貝馬斯對政治學“理論”與“實踐”分離的批判,其實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也有所體現,牛頓《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有兩個環節——既展示了理想世界的物理學,又探討了在實驗和觀測的外部世界中對理想定律加以修正的方式(《互動》,第54頁)。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模仿了這種方法,但后來的政治學研究者似乎很少注意后一個環節。

  從15世紀到今天,自然科學對政治學的影響是一幅略顯模糊且不斷演變的圖景。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通行的教科書中,作為一門學科的政治科學被毫無疑問地確定為始于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院”的建立。這種學科史的書寫頗有趣味,顯然,現代政治科學并不愿意將其“科學”的部分歸諸對歷史的繼承,而認為另有來處。在多蘿西·羅斯的《美國社會科學的起源》(王楠等譯,三聯書店,2019年)中,詳細描述了美國社會科學中的“科學”的獨特意味,美國政治科學的目標起源于美國例外論和對于歷史的不確定性的克服,政治科學中的科學沖動,使得研究者將研究對象從政治事件中獨立出來,尋求為治國術提供一般原則,進而演化成一種自然科學模式的政治分析。漫長的政治學學科史的演變過程與同時代歐洲學界的各種爭論,美國的政治科學界似乎都未深度介入,在這里,政治學最終致力于成為一門不甚精確但卻具有普世特征的科學。

  在政治學界常有一種有趣的現象,今天的政治科學研究者似乎從不把馬基雅維利或者哈林頓當作同路人,在他們看來,這些古人所從事的是與現實相距甚遠的政治哲學研究;而今天的政治哲學研究者在埋頭經典的同時,也幾乎不會關注那些定量研究方法的進展,在他們看來,這些數理模型與人的本質毫無關系。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從對科學的追求來看,霍布斯、邊沁這類的政治思想家與今天做定量研究的政治科學研究者倒是更具親緣性,其中的“科學”精神也一脈相承,同屬于近代的“科學”。雖然看似科學“程度”越來越高,但從本質而言,今天最為先進的政治科學研究方法模仿的仍是牛頓力學為典范的數理模型的建構。甚至我們可以說,社會科學的基本圖景似乎被“鎖定”在17世紀。今天的政治學則完全沒有跟上自然科學發展的步伐,天文學中的“宇宙大爆炸理論”、生物學中的“細胞學說”、特別是物理學中的量子力學及狹義和廣義相對論……這些20世紀自然科學所展現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結論似乎并未進入政治學者的視野,更沒有激起社會科學潮流的轉向。

  不過,雖然沒有根本研究范式的更迭,但當今有一項技術的進步值得關注,這就是大數據技術,這種依托于計算機的能級建立在統計學基礎上的應用技術的巨大進步,或許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實現數代社會科學研究者建構“政治算術”的夢想。統計學是一種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學科,早在17世紀,威廉·配第、約翰·格勞恩特與格雷戈里·金就曾試圖用各種方式獲得統計數據,并希望以此來研究政治經濟問題,甚至建構一種以數為基礎的國家科學。與當時簡陋的計算方法相比,今天這種超乎想象的計算能級必然能激起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興趣,相信在未來越來越多的政治學研究者也將投身其中。畢竟,與在社會科學的論文中精心運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去揭示某個無關宏旨的因果機制相比,直接去研究大數據技術與國家治理術,或許才是真正繼承了17世紀那些百科全書式人物的雄心壯志——不計后果、無所畏懼的追求社會科學的精確性和可預測性。

 

  (作者單位:上海社科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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