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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論現象學的方法論問題 ——胡塞爾與芬克及其《第六笛卡爾式沉思》
2020年10月09日 09:11 來源:《哲學研究》2019年第8期 作者:倪梁康 字號
2020年10月09日 09:11
來源:《哲學研究》2019年第8期 作者:倪梁康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隨著現象學的發展,現象學方法論的獨特性問題成為了一個日趨突出并亟待解答的問題。胡塞爾本人曾對此做出過斷斷續續的思考與論述,并提出過“現象學的現象學”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進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現象學綱領。在其撰寫德文版《笛卡爾式沉思》的過程中,胡塞爾委托芬克撰寫了一個全新的第六沉思,專門論述“超越論的方法論的觀念”。由芬克所撰寫的《第六笛卡爾式沉思》是對超越論現象學的方法論及其局限性的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法國的現象學運動。《第六笛卡爾式沉思》事實上構成了整個現象學運動的一個轉折點,至少成為了一個里程碑。

  關鍵詞:現象學的方法論/第六笛卡爾式沉思/現象學的現象學/反思和還原的局限性

  作者簡介:浙江大學哲學系。

  

  一、現象學的方法論問題與芬克的《第六笛卡爾式沉思》

  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學說或理論。胡塞爾雖然曾將現象學定義為認識批判、認識啟蒙以及描述心理學、本質學,也曾將現象學方法定位為范疇直觀、范疇代現、觀念化抽象,但他并不認為它們可以代表現象學獨有的方法,而是將它們視為所有本質科學共同運用的方法,例如是純粹邏輯學、純粹數學、純粹物理學、純粹心理學等的共同方法。

  總體說來,胡塞爾是在1905年之后才開始提出現象學的特有方法,即超越論現象學的還原方法的。在1905年的西菲爾德研究手稿中,胡塞爾第一次提出“現象學還原”的概念和方法。(cf.Chronik,S.91f.)在1907年的“現象學的觀念”五次講座中,他第一次公開地闡述超越論現象學轉向。在該講座的第一講,他便提出現象學的定義:“現象學:它標志著一門科學,一種諸科學學科之間的聯系;但現象學同時并且首先標志著一種方法和思維態度:特殊的哲學思維態度和特殊的哲學方法。”(Hua Ⅱ,S.23)自此刻起,現象學的方法論問題日趨突出了。在1913年公開發表的《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一卷中,他對超越論現象學的方法做出系統的闡釋,包括了懸擱、還原、排除、加括號、判為無效等等。

  但所有這些都仍然屬于關于現象學方法的表述,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現象學方法論的反思。胡塞爾后來曾將其當作“更高的素樸性階段”加以批判。但需要留意,這種自我批判并非出于胡塞爾在方法論方面的偶發奇想,而是起源于他對現象學做系統表達的思考,而這必定是與對現象學的最終論證結合在一起的。還在1916年到弗賴堡任教后不久,胡塞爾便開始萌生了進行現象學系統研究的想法。他在1920年10月為《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撰寫的“前言”中曾說明:“我在弗萊堡的新教學工作也要求我將我的興趣朝向主導的普遍性和體系。”(LU Ⅱ/2,B Ⅲ)而在徹底的認識批判與系統闡述的嘗試之間存在著一個內在的聯系:對現象學的系統闡述意味著對認識批判的徹底論證,當然也包含現象學的自身批判。①

  在1922/23年冬季學期題為“哲學引論”的講座中,胡塞爾第一次在“絕然的還原”或“對超越論還原的絕然批判”(Hua ⅩⅩⅩⅤ,S.349)的標題下進行了超越論現象學的自身批判,從而正式拉開了超越論現象學的自身批判的序幕。這個“哲學引論”實際上是兩卷本《第一哲學》的前身。在1923/24年冬季學期的“第一哲學”講座的第二部分“現象學還原的理論”中,胡塞爾再次嘗試通過“絕然批判”完成對“現象學還原的現象學”的闡釋和對一門“具有絕然基礎的哲學”的論證。(cf.Hua Ⅷ,S.69ff.)在1926-1935年就現象學還原問題寫下的大量手稿中——也即《論現象學還原》的全集第三十四卷——胡塞爾談到了“現象學的現象學”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進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現象學綱領,這個綱領在這里——如路福特所說——“雖然沒有得到更寬泛的實施,但一些簡短的暗示卻讓人預感到:胡塞爾至少是如何預先實施這個綱領的,以及這個綱領看起來是如何不同于芬克的實施”。(cf.Luft,2002b,S.ⅩⅩⅩⅨ;Hua ⅩⅩⅩⅣ,Beilage Ⅻ;Luft,2002a,S.9f.)

  時間來到1929年。2月23日與25日,胡塞爾應邀在巴黎索邦大學做了關于“超越論現象學引論”的兩次講演。“巴黎講演”是以超越論哲學方法的主張結束的,胡塞爾自覺地將自己納入歐洲哲學從笛卡爾到康德的超越論發展脈絡之中,成為它的現代環節。之后,胡塞爾計劃以《笛卡爾式沉思》為題發表加工并擴展他的巴黎講演。初稿由五項笛卡爾式沉思組成,首先翻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當時作為胡塞爾私人助手的芬克參與了對《沉思》的加工,他從第六節開始加入各節的小標題,同時還做了大量潤色,所有這些都得到胡塞爾的贊同和認可。

  1929年5月17日,芬克將胡塞爾的“笛卡爾式沉思”文稿寄到法國。之后,尤其是在發現1931年出版的法文本翻譯并不盡如人意之后,胡塞爾開始考慮發表該書的更為系統的德文版。他計劃與芬克合作進行擴展,并增加兩個沉思。(cf.Hua Brief.Ⅲ,S.274)②芬克對前五個沉思的加工進展較為順利,而且在1932年8月至10月期間,芬克也完成了他自己的“第六沉思”的撰寫,分四次將他的總共123頁文稿交給胡塞爾審閱。(cf.Chronik,S.415-419)根據施特拉塞爾所依據的芬克的說法:“胡塞爾當時想把新的《笛卡爾式沉思》,連同芬克的第六沉思一起,以共同作者的名義發表。”(Strasser,1991,S.ⅩⅩⅧ)③然而,由于1933年納粹攫取政權,胡塞爾在德國國內的發表已經變得不再可能,加之胡塞爾此后開始專注于1935年的維也納和布拉格的講演以及此后開始的“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現象學”論文組的撰寫,《沉思》的修改完善與出版被暫時擱置。1937年,胡塞爾意外摔倒患病,隨后于1938年去世。他與芬克合作修改和幾近完成的六個《沉思》最終也未能在他身前出版。

  直到二戰結束,芬克才以《第六笛卡爾式沉思》(以下簡稱《第六沉思》)的文稿在弗賴堡大學哲學系申請任教資格考試并隨即獲得通過。然而這部書稿在其1945年完成任教資格考試后便被芬克存放起來,始終沒有列入發表計劃,甚至在胡塞爾的德文版“前五個沉思”于1950年作為全集第一卷出版之后,他也沒有在最初的應允之后最終滿足施特拉塞爾的希望,即:“在我們的文本發表出來之后,歐根·芬克將由他修改并補充的新《笛卡爾式沉思》——如果可能,連同胡塞爾那些常常是如此富有啟發的眉批一起——提交給讀者。事實上,這樣一種發表將會是尤其令人感興趣的,而且會讓胡塞爾研究者的一些疑惑得到更好的解決。”(Strasser,1991,S.ⅩⅩⅧ)實際情況是,直至1975年去世芬克也未決定將其正式發表。

  這部由芬克撰寫、加有胡塞爾批注的書稿最終是在芬克去世后才經他的遺孀允許而收入《胡塞爾全集·文獻》系列,作為其中的第三卷,分上、下冊公開出版(cf.Ⅵ.CM Ⅰ;Ⅵ.CM Ⅱ),從而為世人所知。施特拉塞爾在1950年表達的希望在近四十年后才終于得以實現。

  二、關于超越論現象學的方法論及其局限性的反思

  芬克撰寫的這個《第六沉思》的標題是“超越論的方法論的觀念”。此前,方法論一詞從未在胡塞爾的著述中作為標題出現過。大致從1922年的倫敦講演起,胡塞爾開始考慮他的“系統著作”的計劃,并將方法論的問題放在其布局的開端。《笛卡爾式沉思》實際上可以視作這個系統著作的一部分,而且是尤其偏重方法論的一部分。但以方法論觀念為標題的沉思在最后才被列入討論的范圍,這是由實事的性質決定的。

  對此可以用兩個現象學家的例子來加以引證:

  其一,1933年夏季學期,帕托契卡在弗賴堡學習期間見證了胡塞爾與芬克每天的散步討論。這些討論實際上便與第六沉思有關,亦即與現象學還原或現象學方法論的問題有關。他回憶說:“芬克和胡塞爾兩人都一再強調,應當面向一個具體的個別問題,由此出發才能學會理解現象學方法的普遍意義——這個方法的整個效果是在很久以后才為我所領會的。”(帕托契卡,第280、283頁)

  其二,類似的說法還可以在另一位現象學運動主要成員蓋格爾那里讀到:“談論方法——宣傳一種方法卻不能指明這種方法如何導向具體結論,不能通過它的運用來表明它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幽靈——這在所有科學領域都是同樣可疑的。”(Geiger,S.136)

  可見,將現象學的方法論問題放在最后討論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尤其對于作為一種工作哲學的現象學來說更是如此。正如數學的學習不會從抽象的方法談起,而是首先要在具體的運算中掌握方法一樣,現象學對方法的反思總是要跟在對方法的運用之后的。

  至于在五個沉思之后增加一個關于超越論方法論的沉思的主張最初究竟是發自胡塞爾還是芬克,如今已經無從查證。但至少可以確定:胡塞爾對這個問題已經有過長期的思考和闡釋,而且他委托芬克撰寫這一沉思最為恰當,因為超越論現象學的方法論問題是芬克的長項。而芬克對現象學方法的興趣由來已久。還在他1930年的博士論文《當下化與圖像:非現實性的現象學論稿》中,他就已經在關注現象學的方法論問題。論文的引論基本上是對現象學方法的討論,尤其是在第四、五節中專門討論了現象學還原的問題。在此基礎上,他在第六節“現象學分析的特性”中提出了現象學分析的三個原則性命題:“1、任何現象學分析本質上都是暫時的;2、任何現象學分析本質上都是時間分析;3、任何現象學分析本質上都需要一條指導線索。”他接下來說明:“這顯然不是一個窮盡性的特征刻畫,但它可以被用來恰當地澄清這里所做的專項研究的局限性。”(Fink,1966,S.16)

  芬克在這里所討論的是他的關于“非現實性現象學”之專項研究的“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實際上并不僅僅局限于現象學的專項研究,而且也完全有可能延展到一般的現象學研究上。他在這里使用的全稱命題“任何現象學分析”已經明示了這一點。因此毫不奇怪,他在幾年后的“第六沉思”第一節標題中再次提到“局限性”,而且已經涉及一般現象學方法的局限性:“至此為止的諸沉思的方法局限性”。(Ⅵ.CM Ⅰ,S.3ff.)

  可以說,芬克對待超越論現象學方法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帶有一定的審慎性和懷疑性的色彩或印記。它們并不代表某種否定性或隱含某種批判性,否則芬克不可能再去鼓吹和弘揚需要依仗這種超越論方法的超越論現象學;而是涉及一種力圖探尋和確定超越論現象學方法之邊界的思考取向,同時也關系到對其運用的小心收斂和仔細節制。這種思維態度與此前胡塞爾在嘗試與他當時的助手海德格爾合作撰寫“不列顛大百科全書”的“現象學”條目時曾遭遇過的思想走向并不相同,也與此后在胡塞爾的另一位學生普萊斯納那里可以發現的立場觀點不盡相似。(參見普萊斯納,第60頁)不過,與海德格爾和芬克不同,普萊斯納并非現象學的業內人士,而且在胡塞爾的生活中只是個匆匆過客,因而胡塞爾即使知道普萊斯納的看法也不會在意。相反,對胡塞爾更為重要的、也是使他更為傷心的,還是他的“最親近的學生和朋友”——應當也包括芬克在內——未能與他同行。(Husserl,1968,S.77f.)

  那么,究竟是胡塞爾本人錯了,還是他的學生和朋友錯了?抑或兩邊都沒錯或都有錯?而如果有錯,那么究竟錯在哪里?

  三、方法論反思在現象學系統中的位置

  上述問題所涉及的實際上是現象學的自我批判問題,現象學本身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問題,或者說,“現象學的現象學”問題。胡塞爾在1930年的文稿中使用了這個概念。此后芬克在《第六沉思》中也使用了這個概念。(cf.Hua ⅩⅩⅩⅣ,S.176;Ⅵ.CM Ⅰ,S.74)

  關于這個意義上的現象學自我批判的問題,路福特指出,胡塞爾在他一生的方法論反思中已有多次的實施,因而常見的認為胡塞爾從來不做自身批判的說法是錯誤的。(cf.Luft,2002a,S.9,Anm.11)路福特在這里首先批評蘭德格雷貝:他作為胡塞爾私人助手受其委托而將1922/23年的“第一哲學”的速記體手稿做了轉寫,但卻在四十年后于1962年的“胡塞爾告別笛卡爾主義”的經典論文中奇怪地聲言胡塞爾從未進行過自我批判!(cf.Landgrebe,S.133-177)其次路福特也批評耿寧在《胡塞爾與康德》論著中接受了蘭德格雷貝的看法,即認為胡塞爾的這個自身批判被遙遙無期地(ad calendas graecas)推延了。(cf.Kern,S.202)

  這里的問題在于,究竟應當在何種意義上理解蘭德格雷貝和耿寧所說的“自身批判”(Selbstkritik)。(Luft,2002b,S.ⅩⅩⅩⅨ,Anm.2)路福特自己也認為可以在胡塞爾那里區分出兩種意義上的“自身批判”:第一種便是以“現象學的現象學”的方式進行的自身批判,這也是本文關注和討論的論題。這個意義上的現象學自身批判涉及對“超越論的素樸性的克服”,它帶有對進行現象學活動的本我的一種自身關涉的批判的特征。但路福特認為除此之外在胡塞爾那里還可以找到“自身批判”的第二種含義:在對現象學的明見證據(Evidenzell)之批判意義上的“批判的批判”,即胡塞爾在《笛卡爾式沉思》中所說的“帶有對范圍與邊界、也包括對絕然性模態進行規定之意圖的自身批判”(Hua Ⅰ,S.178)。而這也是胡塞爾在1922/23年的《哲學引論》講座中實施的自身批判。(Luft,2002b,S.ⅩⅩⅩⅨ,Anm.2)這就意味著蘭德格雷貝和耿寧的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胡塞爾的確始終沒有進行過第一種意義上的自身批判,即使他早已完成第二種意義上的自身批判。

  第一種意義上的“自身批判”就是胡塞爾所說的“現象學的現象學”,或路福特所說的“對現象學的自身理解以及它的‘目的意義’、它的系統性(Systematik)的方法論研究”,或凱爾克霍芬所說的“現象學的自身反思”。(cf.Luft,2002a,S.2;Van Kerckhoven,2003,S.23)這也是芬克在《第六沉思》中所說的“超越論的方法論的觀念”的基本意涵,他對此解釋說:“在超越論的方法論的觀念中包含著這樣的任務:使現象學活動本身成為現象學研究和任務的對象,而且首先是以特殊的方式進行,就像它在超越論要素論(世界構造的現象學認識)中所起的作用那樣。”(Ⅵ.CM Ⅰ,S.61)

  因此,不是像在通常的現象學研究中那樣將通常的意識活動作為現象學研究的對象,而是將正在進行的現象學活動(Ph nomenologisieren)作為現象學研究的對象,這是“現象學的現象學”的特點。而將現象學家的意識反思標示為動詞的“現象學活動”,這很可能是芬克的首創。

  這里提到的“超越論的要素論”或“現象學的要素論”(Ⅵ.CM Ⅰ,S.95)與“超越論的方法論”一同構成現象學的總的問題域。這種對現象學問題域的二分令人聯想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但它顯然不是出自胡塞爾的建議,因為他在此前自己的幾部綱領性論著中均未曾談論過這個意義上的“要素論”。事實上,芬克是借用這個康德式的概念來概括《笛卡爾式沉思》的前五個沉思的內容:“構造的生成、超越論的宇宙起源論、單子全體的創世主動性,這是超越論的要素論的通常課題。”(Ⅵ.CM Ⅰ,S.13)芬克將“超越論的要素論”分為兩個部分:回退的(regressiv)現象學和建構的(konstruktiv)現象學,前者意味著超越論的感性論和分析論,后者意味著超越論的辯證論。

  而《第六沉思》則構成現象學的問題域的第二部分:超越論的方法論。如果說在超越論的要素論中的主體是超越論的旁觀者,論題是世界的構造,那么在超越論的方法論中的主體則是超越論的旁觀者,論題也是超越論的旁觀者。(Ⅵ.CM Ⅰ,S.12f.)

  嚴格說來,在芬克對現象學問題域的勾畫中還包含一個在超越論要素論和超越論的方法論之前的部分,或者可以說,一個通過向現象學問題域的轉向而使之得以開啟的部分。芬克將它劃為兩個層次:首先是人的自身思義,而后是它的徹底化:現象學的還原。

  這樣,現象學的總體進程便被分作四個階段:1.人的自身思義;2.現象學還原;3.超越論的要素論;4.超越論的方法論。

  這四個部分實際上也是胡塞爾的“現象學系統學”的布局內容。我們在芬克1930年8月13日交給胡塞爾的一份草案“埃德蒙德·胡塞爾‘現象學哲學體系’的布局”中可以看到這四個部分的大致輪廓。④按理說,其中的第四部分內容現在正好應當構成芬克《第六沉思》的論題。但芬克接下來在《第六沉思》中的分節討論卻把“現象學的系統學”的三個或四個層次全部包含在自身中,即第5節“現象學活動作為還原活動”(Reduzieren),第6節“現象學活動作為回退的分析活動(Analysieren)”,第7節“‘建構性’現象學中的現象學活動”。這三節分別對應的是“超越論的要素論”中的幾個層次或階段。而接下來的第8節“作為理論經驗活動的現象學活動”、第9節“作為觀念化活動的現象學活動”、第10節“作為述謂判斷的現象學活動”和第11節“作為‘科學化’的現象學活動”或許應當被理解為真正的“超越論的方法論”的幾個層次或幾個討論環節。

  無論如何,這里初看起來有一個論題方面的矛盾,即使將“超越論的方法論”的問題域區分為兩種:廣義的、即“系統學”意義上的與狹義的、即真正的,這個矛盾似乎也不能完全得到消解。但更為仔細的觀察會表明,這種消解是可以通過對這兩個問題域的進一步規定來完成的。這里只需要進一步留意:在超越論的方法論中,方法論思考的主體和論題都是“主體”,而“主體”在這里是指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現象學活動”,據此便可以理解,現象學的系統學的問題域與現象學的方法論的問題域是重合的。第5-7節的論題與超越論還原活動的現象學活動有關,第8-11節的內容則與本質論還原活動的現象學活動有關。

  四、《第六沉思》中討論的幾例具體方法論問題

  在《第六沉思》中不僅可以看到芬克的現象學系統論和現象學方法論的總體布局,也可以發現他對現象學方法論問題的具體討論和分析。這些問題有些是已經被胡塞爾討論和闡釋過的,有些則是芬克在同時代哲學家的質疑中看到的和面對的。

  無窮回退問題。芬克在第3節“現象學的‘自身關涉性’”中特別探討了“現象學的現象學”中可能包含的“無窮回退”問題。他一開始就說明:“超越論的方法論的課題是現象學的旁觀者。”(Ⅵ.CM Ⅰ,S.14)這里的所謂“現象學的旁觀者”是指正在進行現象學活動的主體或自我:“他就是‘現象學反思的’的真正主體,就是真正超越論的反思者!因而我們在‘方法論’中所擁有的是一個已經在進行反思活動的自我的這是對象化,即一個‘更高階段’的反思?”(Ⅵ.CM Ⅰ,S.15)如果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來可能產生的問題就是“無窮回退”,即:如果現象學的反思需要通過二階的現象學反思來論證,那么后者理論上也要通過三階的現象學反思來論證,如此類推,以至無窮。因而芬克的進一步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的確想要認識心靈存在的總體性(Totalit t),那么我們不是必須要在一個新的反思階段上揭示這個自我,如此無窮(in infinitum)進行下去。這樣,‘無窮回退(regressus in infinitum)’真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嗎?”(Ⅵ.CM Ⅰ,S.19)

  需要留意胡塞爾在這段話上寫下的眉批:“反思的迭復必定只有在心理學或心理學家提出對心靈的個體存在進行窮盡認識的任務時才會真正被制作出來并且被課題化。但這是一個從一開始就背謬的任務。心靈,無論是我自己的心靈,還是一個他人的心靈,都無法在此意義上被完全地認識,無法在其完全的個體性中被認識——恰如任何世間性的東西都無法在此完全的意義上被認識。客觀地認識作為心理學家的我,根據我的時空上已定位的、固持的存在而將我認識為一個可以以同樣方式為任何人都認識的人,這一并非屬于心理學的課題。但這種客觀認識的任務、普遍地對于任何人和在任何時間里都原則可制作的認識的任務并不包含、而且更多是排斥這樣一個任務,即明確地制作出我的心理的總體性、我的自身反思的總體性和對他人的反思的總體性。但是,關于個體心靈的客觀認識、也包括關于經驗的心靈群組的客觀認識的‘普遍有效性’唯有通過一種作為在世界中的心靈科學的普遍心理學的方式才是可以施行的。”(Ⅵ.CM Ⅰ,S.19,Anm.31)

  胡塞爾在這里對“無窮回退”的問題做出兩方面的提示,一方面是否定性的,一方面是肯定性的:在否定性的方面,他將對個體心靈的“窮盡(erschpfend)認識”或“總體性”認識的不可能性視作心理學的宿命,這里的心理學是指作為精確科學、經驗科學的心理學。它會遭遇這個無窮回退的問題。而在肯定性的方面,胡塞爾指出一種作為在世界中的心靈科學的普遍心理學的可能性,它的認識雖然不是窮盡的和總體的,但卻是普遍有效。這是指在嚴格科學意義上的超越論的本質現象學的可能性。

  揭示活動的本性問題。芬克將超越論的方法論所要討論的問題羅列如下:“構造探問的和澄清的行動、構造的揭示活動本身是‘構造的’嗎?而對這個行動的反思是一種對‘存在者’的反思或至少是對處在朝向存在的構造傾向中、處在世界實現的目的性中的‘存在者’的反思嗎?對現象學活動的反思回轉具有同一個行為意向的結構和同一個‘構造性的本質’,正如一種在超越論的要素論中從課題上得到澄清的反思(作為在以超越論方式被還原的體驗流中的一個事件)?”芬克認為,“超越論方法論的問題就是在這些問題中表述出來的。”(Ⅵ.CM Ⅰ,S.24)⑤

  撇開后面幾個問題中隱含的海德格爾式質疑不論,這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個后來成為現象學方法論的關鍵性質疑的問題:對意識的構造活動的揭示本身也是一種構造活動嗎?

  這個問題最早在描述心理學和內省心理學的發展中就已經出現過,例如在布倫塔諾那里,他曾思考:對原則上已經消散的憤怒的反思是否不同于對當下憤怒的直接體驗?對此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有過討論;后來在現象學的發展中,尤其是在法國現象學的發展中這個問題也以變化的方式一再出現,例如在關于自我的超越性的論述中,自我是否是在對它的反思中被構造出來的?筆者曾在幾篇文章中,尤其是在《胡塞爾哲學中的“原意識”與“后反思”》(倪梁康,1998年)論文中討論過這個問題,這里不再贅論。需要說明的是,芬克在這里將這個問題提到了超越論的方法論高度進行討論,實際上它事關意識現象學乃至整個主觀心理學與超越論哲學的可能性問題。如果對意識的構造活動的描述和分析本身也是構造性的,如果通過現象學還原達到的絕然之物最終也是被構造之物,那么這種反思的構造在何種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對意識的客觀認識?而如果主體對主體的認識不能是自身反思的或自身反省的,那么目前實驗心理學或客觀心理學的研究方式是否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或必要性?在芬克的遺稿中可以找到一份未標明具體撰寫時間、但應當是寫于胡塞爾閱讀了第六沉思之后的“前言草稿”。我們在其中可以看到,胡塞爾對待這個問題持有保留的態度,他認為“在構造活動的自我(Ich)與現象學活動的自我之間的對立被過分強調了”。(cf.Ⅵ.CM Ⅰ,S.183)

  “靜態現象學—發生現象學”與“本我論現象學和交互主體性現象學”。這里的問題既涉及現象學的“系統學”也涉及現象學的“方法學”。后者在這兩個問題上尤其表現為:當現象學談論個體的發生和個體與個體的共同生存時,它是否還可能是一門超越論的哲學。后期胡塞爾始終在思考和討論“個體化”和“具體化”的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超越論經驗的問題。芬克在這個方面基本遵循胡塞爾的構想,同時也提出自己的思考。至少在《第六沉思》中,芬克對于一門超越論的發生現象學持一種贊同的立場并且做出論證和奠基的努力。

  按照芬克的看法,“現象學還原的現象學是超越論方法論的首要問題。”(Ⅵ.CM Ⅰ,S.32)而在通過現象學還原而進入到“回退現象學”的第一階段之后,現象學的目光所面對的是“在現象學還原中直接的和第一的被給予之物是在其活的當下的全部具體化中的本我論生活流的超越論生存。”(Ⅵ.CM Ⅰ,S.5f.)

  需要說明的是,“回退的現象學”(regressive Ph nomenologie)應當是芬克本人的概念,他在為胡塞爾起草的“現象學哲學體系”的布局中用它來表明“以還原的方式被開啟的超越論主體性的‘不確定性’”(Ⅵ.CM Ⅱ,S.6f.),就是說,回退是指將現象學的目光從直向地指向意識對象回轉到反思地指向的意識活動,類似于在康德那里從認識對象向認識能力的超越論回轉。在芬克的上述“現象學哲學體系”的布局中,緊隨“回退現象學”之后的是“前行的現象學”(progressive Ph nomenologie)的階段。按照芬克的說法,“回退的分析作為拆除的分析;前行的分析作為構建的分析”(Ⅵ.CM Ⅱ,S.7f.)。但這個概念在《第六沉思》中沒有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同樣為胡塞爾本人不多使用的概念:“建構的現象學(konstruktive Ph nomenologie)”。在這個階段上討論的是意識活動在“縱—橫”兩個方向上⑥的構造性展開。

  如果“建構的現象學”的論題是“超越論的世界構造”的問題,那么這個“世界”既可以是指個體的“歷史世界”,也可以是指個體的“自然世界”。它們都是通過意識活動的主體而被構造起來。按照芬克的說法:“根據這個本我論的具體化的雙面性,對于構造問題的構想來說有兩個方向顯示出來:對流動的經驗生活的構造性分析學(靜態現象學)以及對深入到在現時習性中隱含的被積淀下來的施行生活的構造性回問(發生現象學)。”(Ⅵ.CM Ⅰ,S.5f.)

  但芬克在這里所說“在現象學還原中直接的和第一的被給予之物是在其活的當下的全部具體化中的本我論生活流的超越論生存”,或者說,他所說的“以還原的方式被開啟的超越論主體性的‘不確定性’”,并不僅僅涉及上述“靜態現象學”和“發生現象學”兩個可能方向。在這個通過還原而獲得的現象學的原點上,實際上還包含“提出并回答關于本我論和交互主體的世界構造的‘開端’和‘結尾’的超越論問題”(Ⅵ.CM Ⅰ,S.10)的兩個可能方向。按照芬克的表述:“一旦進入超越論生活的突破位置,即超越論本我(Ego)在回退的現象學的第一階段上得到描述和完全的展開,我們原則上會有兩種進一步推進的可能性。我們要么就確實地進入構造研究的具體學科之中,實施靜態的和發生的構造分析——要么我們首先展開那個通過還原而被給予的存在的完整內涵,我們開啟本我的被遮蔽的蘊涵:共同生存的交互主體性。但這兩種推進的可能性絕不是等值的。毋寧說,方法上正確的東西首先是持守回退的現象學的第一階段,穿過它的整個范圍,將現象學的還原的本我論開端形態納入到交互主體還原的結尾形態中加以完成。”(Ⅵ.CM Ⅰ,S.6)

  這個從本我論還原到交互主體的還原的進程也屬于“超越論的世界構造”部分,但在這里不再是歷史世界或自然世界的構造,而是社會世界的構造。芬克在這里展示的是從回退的現象學的第一階段出發進一步推進的四種可能性:本我論現象學、交互主體性現象學、靜態現象學、發生現象學。筆者之所以將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討論,是因為它們與現象學系統中特定階段上的兩種發展可能性有關:現象學的發生學研究和社會學研究在胡塞爾看來仍然可以在超越論的層面進行,盡管在此問題上芬克有不同的看法。這兩種超越論學科被納入兩個具體可能的方向,即是說,在這兩個方向中都包含“超越論的個體化”或“超越論的經驗”可能性:超越論的發生現象學與超越論的交互主體性現象學。而無論是在前者還是在后者那里都可以用芬克的話來說:“我們在課題上所具有的始終是一個超越論的生活,它已經處在世界構造的中心”(Ⅵ.CM Ⅰ,S.65)。在這個意義上芬克給出一段總結性的文字:“哲學的真正論題是通過還原而得以開啟的:在超越論生活中的綜合與統一構成、習性與潛能中的超越論世界構造,這種超越論生活本身展示著一個在單子交互主體性自身共同體化的構造過程中的統一。構造性的生成、超越論的宇宙起源論、單子大全的創世活動就是超越論的要素論的通常課題。”(Ⅵ.CM Ⅰ,S.11)

  從語言角度對現象學還原以及現象學哲學的可能性問題的思考。芬克在《第六沉思》中以“現象學活動作為直言陳述”為題進行肯定性的闡釋,在后期(1957年)則以“胡塞爾現象學中的操作性概念”為題對這個問題再次做出重審。(Fink,1957,S.321-337)

  這里需要留意的是,實際上胡塞爾在一個眉批中已經對芬克在《胡塞爾現象學中的操作性概念》中所做的相關語言哲學思考做過一個提前的回應。芬克在關于“超越論的方法的問題與劃分”的第四節中有一個將超越論的方法論的提問的兩組劃分:

  “A.對在超越論的要素論中的現象學活動的生活的課題化:

  1.作為還原活動的課題;

  2.作為回退的分析活動的課題;

  3.作為‘構造的-現象學活動的課題’。

  B.對現象學活動的生活的課題化,撇開它的各個特定的作用‘方式(Wie)’,在其最普遍的作用方式中作為以理論的方式經驗的、觀念化的、闡釋的、科學從事的課題。”

  胡塞爾對此批注說:“這段話由于模棱兩可而含糊不清:這并不是兩個‘問題’兩個層次,若如此就是說有兩個理論任務的層次了。……第一個成就是對作為要素論而現時的和習性化了的生活之揭示的前理論任務,首先應當以自身給予的方式被直觀到的是這個生活;另一個被奠基的成就是在這種直觀基礎上進行的理論化,而且首先是本質普遍的理論化與構成超越論方法論(構造現象學的現象學)的理論。通過它,在較低階段上對我的現象學活動的實際生活的理論規定才具有一個特定的意義,這個意義本身的有效范圍當然還是成問題的。”(Ⅵ.CM Ⅰ,S.6)

  胡塞爾的這個批注在這里實際上指出了“直觀”與“理論”之間的關系,或“看”與“想”、“看”與“說”之間的關系。因此,芬克在“胡塞爾現象學中的操作性語言”一文中討論的哲學總想跳出自己的陰影的問題,實際上還只是一個第二層次的、被奠基的問題。

  五、《第六沉思》的問題與現象學運動的新開端

  芬克將上文提及的“前言手稿”夾在標題為“1932年‘超越論方法論的第12節’”的文件夾中(Ⅵ.CM Ⅰ,S.233)。在這篇“草稿”中,我們不但能讀到胡塞爾對芬克《第六沉思》工作的支持和贊同態度,同時也能看到胡塞爾偶爾流露出不滿并提出反駁,例如“這段話含義模糊”,而他的滿意與贊許通常則僅僅表現為:“這點很重要。”隨后往往就是“但還需要更為仔細的思考……”(cf.Ⅵ.CM Ⅰ,S.6,S.98,S.104)

  路福特曾說明:“如果芬克強調,在胡塞爾對‘第六笛卡爾式沉思’的說明中包含了胡塞爾就現象學的方法性和系統性所表述過的最原則性的東西,那么這一點同樣適用于這里發表的文本,因為它們所闡釋的是原則相同的論題,當然是更為寬泛的。”(Luft,2002b,S.ⅩⅩⅩⅤ)這應當納入芬克的《第六沉思》工作之貢獻的一個重要方面。

  芬克所做出的另一方面重要貢獻在于,通過胡塞爾的回應和補充,通過與胡塞爾的交流與對話,他自己也進一步了解了胡塞爾的相關思考和解決方案,并以此方式成為胡塞爾晚年培養的“弗賴堡現象學家”,成為如施泰因所說的胡塞爾的“生命事業的繼承人”(Stein,Brief Nr.695)。二戰后通過在弗賴堡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和建立胡塞爾文庫,在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的論述與運用上,在胡塞爾遺稿的出版上,在胡塞爾傳統的維護和發展上,芬克對現象學方面的貢獻并不亞于他在戰前于胡塞爾指導下進行的現象學活動。他的確堅守了他的承諾:“我想接受胡塞爾的傳統,但并非以正統追隨的方式,而是以對胡塞爾所領受的精神推動的繼承的方式。”(轉引自:Ⅵ.CM Ⅰ,S.11)

  芬克的“第六沉思”手稿在二戰前就已經開始對德國和法國的現象學界發揮影響,他的影響實際上要早于胡塞爾的前五個沉思的德文版。讀到這部書稿的人有胡塞爾的弗賴堡學生凱恩斯、弗里茨·考夫曼、舒茨,以及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加斯頓·貝格爾和法國的越南裔哲學家陳德草等。梅洛-龐蒂在其《感知現象學》的前言中曾提到過這部書稿的存在。(Merleau-Ponty,p.viii,n.2)封·海爾曼也曾概述過他的老師芬克當時對法國現象學和歐洲現象學業已發揮的影響重要影響:“他與兩位法國哲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和加斯頓·貝格爾之間有著緊密的哲學聯系,他們在其現象學工作中訴諸芬克。在索邦,不僅芬克的著述得到研究,而且還設立了關于芬克著述的教學課程。”(Von Hermann,S.3)

  在其專項研究中,凱爾克霍芬曾根據魯汶胡塞爾文庫的原始資料并在芬克太太的協助下再現了“第六沉思”的法國接受史。(cf.Van Kerckhoven,1996,S.88-110。以下兩處引文出自該文章的第92-95頁)其中的兩個現象耐人尋味,值得我們特別留意。

  第一個現象是,出于各種原因“第六沉思”在被貝爾格帶至法國后經常被當作胡塞爾本人的文字來閱讀和理解。例如,陳德草在1943年9月27日讀完“第六沉思”后致魯汶的胡塞爾文庫主任梵·布雷達的信中便得出結論說:“同樣真實的是,這個研究的對象就是現象學,而它無力將自己有效地論題化恰恰也就是它的真正性標志。”陳德草在這里實際上將一部“現象學的分歧論著”等同于胡塞爾本人的現象學論著。

  這種情況導致梵·布雷達需要一再地做出說明:將“第六沉思”視作胡塞爾的手筆乃是一種誤讀。比如他曾在讀完《感知現象學》后于1945年12月17日致梅洛-龐蒂的信中表達過自己對此的擔憂:“我覺得,您的著述受‘第六沉思’的影響過深。它是由歐根·芬克而非胡塞爾編撰的。這部著述以及同樣還有芬克在《康德研究》上的文章,從根本上說都是對胡塞爾思想基礎的一種批判,盡管作者很懂得隱藏他的異議,而胡塞爾在其閃光的天真性中并沒有予以留意,至少沒有留意那篇康德研究文章究竟關系到什么。”⑦這里需要注意,梵·布雷達對芬克的這種帶有陰謀論色彩的評價,即他刻意隱瞞自己的胡塞爾現象學批判,乃是與前引的芬克本人的說法正相反對的。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是,芬克的“第六沉思”一共包含12節,而當時在法國哲學界流傳并發揮影響的僅僅是前11節。芬克在題為“1932年‘超越論方法論的第12節’”的文件夾上特別標注說:“貝格爾教授將第1至11節帶回法國,它們在許多著述中被引用。”(Ⅵ.CM Ⅰ,S.233)即是說,這個第12節在“第六沉思”于1988年發表前從未離開過弗賴堡。而且,按照凱爾克霍芬的說法,若不是芬克太太重新發現在裝有胡塞爾閱讀過的“第六沉思”手稿的文件夾中的這個第12節的文本連同兩個“前言”的草稿,那么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第六沉思》文稿很可能僅僅會由流傳到法國的那11節所組成。(cf.Van Kerckhoven,1996,S.96)

  這里當然會有一個問題引發人們的好奇:為何芬克僅僅給了貝格爾前11節,而將最后的第12節“‘現象學’作為超越論的觀念論”扣留下來?什么樣的顧慮使得他做出這樣的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要在第12節的內容中才有可能找到。

  在第12節的一開始,芬克便指出:“隨著這一章論題的提出,我們顯然已經走出超越論方法論的問題域。”(Ⅵ.CM Ⅰ,170)就此而論,第12節已經不是“第六沉思”的內在組成部分,而是屬于凌駕于“第六沉思”之上的一個反思和總結。

  這一節標題中的“現象學”被加了引號,這是因為芬克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現象學”與“觀念論”一樣,不是一種教理,而是一種哲學思維活動。芬克在這里寫道:“就其本身來看,現象學活動(Ph nomenologisieren)既不是一種‘觀念論’,也不是一種‘實在論’,也不是任何一種其他立場性的教理,而是超越于所有人類教理之上的絕對者的自身領會(Sichselbstbegreifen)。”(Ⅵ.CM Ⅰ,S.170)芬克將這個意義上的“現象學”和“觀念論”理解為“超越論的觀念論”。這一節的接下來的文字便圍繞這個論題展開。需要留意,胡塞爾在這一節中留下的批判、評論與修改建議相對于其他各節而言是最少的,甚至可以說,胡塞爾對這個第12節幾乎未作補充和修改。

  根據這些情況我們可以說,芬克將他的“第六沉思”的第12節保留下來的兩種可能的理由都在于,他認為或者他不認為這一節中對超越論的觀念論的原則性解釋是他的原創或他自己的真實想法。也就是說,我們對他的動機解釋最終需要根據我們對這一節的論述的原創性的評判來進行。

  無論如何,通過芬克(連同蘭德格雷貝、梵·布雷達、英加爾登、帕托契卡等人)的努力,二戰后現象學的研究一方面在德國得以繼續維系并有所發展,另一方面也以各種形式在法國哲學界產生影響并得到接納,形成了法國現象學的重要思潮和持續幾十年的運動。梅洛-龐蒂在其于1951年1月31日致芬克的信中已經透露說,他在芬克的早期研究中已經“預感到了原創的哲學家,而非胡塞爾的注釋家”(Van Kerckhoven,1996,S.96)。這與胡塞爾對芬克的評價是基本一致的:“芬克作為同思者是異乎尋常的,作為助手是不可用的”。(Hua Brief.Ⅸ,105)

  芬克的“第六沉思”構成了整個現象學運動的一個轉折點,至少構成了里程碑。“第六沉思”之后的“現象學”,尤其是法國現象學,已經帶有或深或淺的芬克思想印記。與黑格爾對康德的體系與方法的轉化相似,也與海德格爾將名詞的“現象”之學向動詞的“存在”之論的轉化相似,芬克將名詞的“現象學”轉向動詞的“現象學活動”。這里可以隱約地看到后來法國哲學家大都偏好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的所謂“3H”的原因所在。凱爾克霍芬用一個疑問句來表達這個原因:“現象學是否最終還是被思辨性的思維所傳染,而且這甚至是出于它本己發展的最內在的必然結果,這個結果現在強迫現象學跨越出我們的共同經驗本身的內涵?”(Van Kerckhoven,1996,S.96)——這始終還是一個問題,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⑧

  注釋:

  ①這里也可以參考塞巴斯蒂安·路福特對胡塞爾的系統學(Systematik)訴求與方法學(Methodik)訴求之間關系的說明:“‘方法學’與‘系統學’這對概念在這里并不意味著分離的反思層次,而是在后期胡塞爾的許多表述中一口氣地被提到;這里既形成了胡塞爾的哲學自身理解方面的主要訴求,也形成了現象學關于自己的自身闡明方面的主要訴求。”(Luft,2002a,S.2)

  ②關于胡塞爾的《笛卡爾式沉思》的寫作、芬克與胡塞爾的合作以及芬克對《第六笛卡爾式沉思》的撰寫,可以參見筆者的兩篇文章:《胡塞爾〈笛卡爾式沉思與巴黎講演〉(1931年)的形成始末與基本意涵》(倪梁康,2019年),以及《歐根·芬克與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生命交集與精神關聯》(待刊稿)。

  ③在1945年2月為作為任教資格論文提交的第六沉思的“前說明”中,芬克提到,胡塞爾想將這個第六研究加入《笛卡爾式沉思》,“以便通過一次共同的發表來表達我們的合作。”(Ⅵ.CM Ⅰ,S.184)

  ④這個“布局”草案的德文本首先刊載于耿寧為其所編《胡塞爾全集》第十五卷所撰的“編者前言”中(Hua ⅩⅤ,S.ⅩⅩⅩⅥ-XL),后收入芬克的《第六沉思》的第二部分補充卷(Ⅵ.CM Ⅱ,S.3-10)。該布局的中譯文刊載于筆者《胡塞爾弗萊堡時期的“現象學哲學體系”巨著計劃》(倪梁康,2016年)論文的“附錄二”中。

  ⑤芬克的論述在許多地方都是以提問-回答的方式進行的。“在芬克那里讓我感到異常敬佩的地方在于他的似乎永無止境的提問之藝術。”(帕托契卡,2018年,第282頁)但胡塞爾在《第六沉思》的眉批中有時還是會忍不住地寫道:“不要太多的問題!”(Ⅵ.CM Ⅰ,S.18,Anm.24)

  ⑥芬克在《第六沉思》中并沒有使用胡塞爾在《內時間意識現象學》的研究文稿中曾在時間意識分析上使用的“縱—橫意向性”這對概念來標示這兩個方向。而且事實上胡塞爾本人也很少使用這對概念。但它們的確與這兩個方向相符合,而且非常適用于對這兩個方向的規定。

  ⑦“《康德研究》上的文章”是指芬克撰寫的“處在當前批判中的埃德蒙德·胡塞爾的現象學哲學”,胡塞爾對該文的評價是:“我仔細通讀了這篇文章,而且我很高興現在能夠說:其中沒有一句話是我不能完全占為己有的,沒有一句話是我不能明確認作我自己的信念的。”(Husserl,1933,S.320)

  ⑧本文截稿之時,筆者收到烏珀塔爾理論哲學與現象學講座教授施奈爾(Alexander Schnell)的通報與邀請:烏珀塔爾大學精神與文化科學系正在籌建“歐根·芬克中心”,歡迎有意者參與合作,促進芬克思想的研究與發展。

   原文參考文獻:

  [1]倪梁康,1998年:《胡塞爾哲學中的“原意識”與“后反思”》,載《哲學研究》第1期.

  [2]倪梁康,2016年:《胡塞爾弗萊堡時期的“現象學哲學體系”巨著計劃》,載《哲學分析》第1期.

  [3]倪梁康,2019年:《胡塞爾〈笛卡爾式沉思與巴黎講演〉(1931年)的形成始末與基本意涵》,載《現代哲學》第1期.

  [4]帕托契卡,2018年:《回憶埃德蒙德·胡塞爾》,倪梁康譯,載倪梁康編《回憶埃德蒙德·胡塞爾》,商務印書館.

  [5]普萊斯納,2018年:《于哥廷根時期在胡塞爾身邊》,倪梁康譯,載倪梁康編《回憶埃德蒙德·胡塞爾》,商務印書館.

  [6]Fink,E.,1957,“Operative Begriffe in Husserls Ph nomenologie”,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Bd.11(3).

  [7]Fink,E.,1966,“Vergegenw rtigung und Bild.Beitr ge zur Ph nomenologie der Unwirklichkeit”,in Studien zur Ph nomenologie 1930-1939,Den Haag:Martinus Nijhoff.

  [8]Fink,E.,1988,Ⅵ.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Teil Ⅰ:Die Ide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herausgegeben von Hans Ebeling,Jann Holl und G.van Kerckhoven,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Ⅵ.CM Ⅰ)

  [9]Fink,E.,1988,Ⅵ.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Teil Ⅱ:Erg nzungsband,Texte aus dem Nachlass Eugen Finks(1932) mit Anmerkungen und Beilagen aus dem Nachlass Edmund Husserls(1933/34),herausgegeben von G.van Kerckhoven,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Ⅵ.CM Ⅱ)

  [10]Geiger,M.,1928,Zug nge zur sthetik,Leipzig:Der Neue Geist Verlag.

  [11]Husserl,E.,1933,“Vorwort von Edmund Husserl”,Vorwort zu Eugen Fink,“Die ph 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in der gegenw rtigen Kritik”,in Kantstudien 38.

  [12]Husserl,E.,1959,Erste Philosophie (1923/24).Zweiter Teil:Theorie der ph 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Husserliana Ⅷ,hrsg.von R.Boehm,Den Haag:Martinus Nijhoff.(Hua Ⅷ)

  [13]Husserl,E.,1968,Brief an Roman Ingarden,Phanomenologica 25,Den Haag:Martinus Nijhoff.

  [14]Husserl,E.,1973,Die Idee der Ph nomenologie.Fünf Vorlesung,Husserliana Ⅱ,hrsg.von W.Biemel,Den Haag:Martinus Nijhoff.(Hua Ⅱ)

  [15]Husserl,E.,1973,Zur Ph 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 t.Texte aus dem Nachlass.Dritter Teil:1929-1935,Husserliana ⅩⅤ,hrsg.von Iso Kern,Den Haag:Martinus Nijhoff.(Hua ⅩⅤ)

  [16]Husserl,E.,1984,Logische Untersuchungen.Zweiter Teil:Untersuchungen zur Ph 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Erkenntnis,Husserliana ⅩⅨ/2,hrsg.von U.Panzer,Den Haag:Martinus Nijhoff.(LU Ⅱ/2)

  [17]Husserl,E.,1991,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 ge,Husserliana Ⅰ,hrsg.von S.Strasser,Dordrecht/Boston/Londe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Hua Ⅰ)

  [18]Husserl,E.,1994,Briefwechsel,10 B nde,in Verbindung mit E.Schumann,hrsg.von K.Schuhmann,Dordrecht/Boston/Londe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Hua Brief.)

  [19]Husserl,E.,2002,Zur ph 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26-1935),hrsg.von S.Luft,Dordrecht:Springer.(Hua ⅩⅩⅩⅣ)

  [20]Husserl,E.,2002,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Vorlesungen 1922/1923,Husserliana ⅩⅩⅩⅤ,hrsg.von R.Bernet und U.Melle,Dordrecht:Springer.(Hua ⅩⅩⅩⅤ)

  [21]Kern,I.,1964,Husserl und Kant.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 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Phaenomenologica 16,Den Haag:Martinus Nijhoff.

  [22]Landgrebe,L.,1961,“Husserls Abschied vom Cartesianismus”,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Vol.9,No.2/3.

  [23]Luft,S.,2002a,Ph nomenologie der Ph nomenologie-Systematik und Methodologie der Ph nomenologie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zwischen Husserl und Fink,Phaenomenologica 166,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4]Luft,S.,2002b,“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in Husserliana ⅩⅩⅩⅣ.

  [25]Merleau-Ponty,M.,1962,“Preface”,in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Colin Smith,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26]Schuhmann,K.(Hrsg.),1971,Husserl-Chronik.Denk-und Lebensweg Edmund Husserls,Husserliana-Dokumente,Band Ⅰ,Den Haag:Martinus Nijhoff.(Chronik)

  [27]Stein,E.,2003,Selbstbildnis in Briefen Ⅰ 1916-1933,Freiburg i.Br.:Herder Verlag.

  [28]Strasser,S.,1991,“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in Husserliana Ⅰ.

  [29]Van Kerckhoven,G.,1996,“Eugen Finks Ph nomenologie der Ⅵ.Cartesianischen Meditation”,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Vol.30:Die Freiburger Ph nomenologie.

  [30]Van Kerckhoven,G.,2003,Mundanisierung und Individuation bei Edmund Husserl und Eugen Fink-Die Ⅵ.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 und ihr“Einsatz”,Würzburg:Knigshausen & Neumann.

 

作者簡介

姓名:倪梁康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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